全球民族主義復興，根源可追溯到18世紀……

編者按

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已取代了20世紀的政黨衝突。這種衝突的實質可回溯至18世紀舊制度價值觀與啟蒙運動價值觀之爭，並有助於人們了解當今諸多衝突的特徵。啟蒙運動和舊制度達成妥協具有多種形式，兩者實現新和解產生的結果將極難預測。英國華威大學商學院政府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今年3月8日在英國時政思想雜誌《展望》網站刊文，對當前這場衝突的政治文化根源進行了剖析。

原文：《追溯全球民族主義復興的文化源起》

編譯：曉舟

全球化與世界許多地方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之間爆發了激烈衝突，其實質則反映了18世紀舊制度價值觀與啟蒙運動價值觀之爭。雖然特朗普、伊斯蘭國、勒龐等並非都是彼此傾慕，但是他們在全球化方面都遇到了問題，且這些問題的範圍遠遠超出了經濟。對於他們的某些擔憂，人們是普遍認同的。雖然對全球化的抵抗來自於不同政治派別，但是組織得最好的抵抗運動都來自於政治右翼。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許多抵抗運動的媒介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一向與右翼相關聯。

四次全球化浪潮的經濟影響

為了破解這個難題，我們需要掌握全球化的複雜歷史。貿易全球化在19世紀後期快速發展，但受到英法等國嚴密控制。兩次大戰之間，國際貿易倒退且軍事化民族主義興起，後者成為二戰爆發的一個主要原因。二戰後國際貿易重新啟動，伴隨著歐洲殖民帝國逐漸解體。這些殖民帝國對國際貿易的控制被美國全球主導地位所取代。世界大部分地區被冷戰集團瓜分，限制了下一輪全球化浪潮的程度。由蘇聯和中國所主導的集團處於國際市場經濟之外，而美國主導地區的貿易壁壘逐漸被取消，歐洲經濟共同體各國間的跨國經濟一體化走得更遠。

世界貿易的擴展以及達成旨在減少關稅和其他壁壘的協議標誌著第三次全球化浪潮進入新水平。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取得了主宰地位。到20世紀80年代時，由於來自日本的低成本競爭，歐美鋼鐵、造船、電子等工業大規模生產變得不具競爭性。隨後日本的貿易強國地位被韓國所取代。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第四次全球化浪潮。歐盟開始建立單一市場，蘇聯帝國的解體使得中歐國家能夠進入市場經濟並最終加入歐盟，中國也開始進入市場經濟，而且在2001年加入了WTO。全球化狂飆突進，自由貿易的擴大帶來了互惠，不過在此過程中也遭受了環境污染、勞工條件惡化等重大損失。

也許更根本的是，全球化不再受到美國及其盟友歐洲和日本的控制，而變為一個自主的過程。富裕世界喪失了其以往阻止任何它覺得不便的貿易的權力。當英美於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這加劇了潛在的焦慮，即世界也許將脫離西方的控制。同時，貿易的增加增強了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關係，人們更多地了解別國情況，窮國一些人開始移民到西歐和美國等較富有的地區和國家。一直是戰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陰暗面的種族緊張狀況此時又回來了，從而加劇了失控感。富裕世界的一些人，主要是老年人以及生活在未參與迅速發展的全球性後工業經濟地區的民眾覺得生活缺乏安全感，而且覺得保護他們免受外部世界傷害的各個民族國家正在喪失保護的能力。

仇外運動激起民族主義復興

人們可以把這個故事說成是一種正在進行的，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邏輯的積累。不過，一個不同的因素介入進來：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與許多國家以及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惡化。雖然這包括了對西方經濟所強加的東西表示不滿的各種元素，但是還有其他主要原因：暴力衝突和內戰的內部原因，以及美英等國在那些衝突中的軍事捲入。考慮到一些原因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我們只需指出，在嚴格的經濟意義上，這一系列問題加劇了圍繞著全球化的各種現有緊張狀況。而且，在日益增長的無助感逐漸擴散至歐美部分人口的意義上，這些問題已經取代了單純的經濟問題。

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形式：在和平國家裡尋求庇護、不受暴力和戰爭影響的人數大為增加，以及極少數已將西方視為死敵的年輕穆斯林對西方恐怖主義行為的增加。雖然它們也許不同，但卻使西方人直面了不同文化群體進入其社會且當中可能藏有恐怖分子的問題。正在擴散至歐洲的所有仇外運動都大量利用了伊斯蘭問題。而且，單單經濟全球化是否能夠使民族主義如此強勢的重新興起是值得懷疑的。較之於南歐國家，北歐國家和英法等從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最富有國家的仇外運動勢頭更猛。

在一種更深的層面上，在一種文化而不是經濟的層面上，以惡性循環的方式，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衝突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使我們與其他文化之間的接觸大大增加。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是很充實的，並且參與到文化融合中，但它也可以是令人不安甚至是冒犯性的。伊斯蘭世界裡的某些人採用後一種方式對他們視為強加給他們的西方價值觀作出反應。西方某些人同樣也因伊斯蘭人拒絕西方價值觀所採用的象徵性做法（如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穆斯林女性戴著頭巾）而感到惱火。這類過程彼此加劇，並且在某些人當中助長了將他們自身與各種陌生和不安全的標誌分開，以及撤回到他們所熟悉的文化「安全柵欄」後面的慾望。

啟蒙運動與舊制度鬥爭的復活

因此，全球化和一種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正在變為今天主要的政治對立者，取代了我們從20世紀所接手的熟悉的政黨衝突。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並且翻回到18世紀及其舊制度與啟蒙運動之間的衝突。非常粗略地以伊曼紐爾·康德作為代表，啟蒙運動支持理性主義和暗示著一種平等的普遍主義的發展。舊制度、保守主義則支持傳統、隨時間而被神聖化的宗教信仰、等級制度和各種不平等現象。從一種保守的觀點來看，啟蒙運動的價值觀是冷漠的，唯有接受過教育的人才能接近，舊制度的那些價值觀則由於它們的熟悉性變得溫和且易於接近。

幾個世紀以來，至少在歐洲以及世界的某些地方，通過科學的勝利、市場經濟、普遍公民權及其相關權利，啟蒙運動觀點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事實上，主要的政治衝突變為啟蒙運動集團內市場經濟與社會公民地位倡導者們之間的衝突，但是保守的價值觀要麼藉助於宗教信仰，要麼藉助於固定社區的各種穩定習慣得以倖存。無論保守價值觀是遭到啟蒙運動挑戰，還是與其內部對立的保守主義觀點出現衝突，它都可能變得極其邪惡，正如歐洲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情況一樣。

全球化可被視為對保守價值的這樣一種攻擊：以市場理性的形式毫不妥協地表達了啟蒙運動的方案；從此進入一個舊有文化和國家邊界不再有意義的世界；基於普遍的理性市場的事務取代了建立在習俗之上的事務。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英國脫歐，歐洲大陸的仇外運動，俄羅斯對其民族自豪感的主張，以及伊斯蘭對西方價值觀及其統治地位的拒絕，全都可以視為對這種攻擊的反抗。這種顯而易見的「民族主義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它們是一場統一運動的一部分。正如民族主義所暗示的，某些主體彼此之間是強烈敵對性的。它們通過各自與各種世界觀之間的根本性鬥爭被統一起來。

將目前圍繞著全球化的各種衝突看作是啟蒙運動與舊制度之間這場史詩般鬥爭的一次復活，使得人們能夠理解諸多衝突令人迷惑的特徵。特朗普和英國脫歐運動領導人拒絕證據、事實和專家意見等概念的舉動可被看作是以往對科學和理性的敵視。主要由於它們與全球化相關聯，理性主義和普遍主義眼下遭到攻擊。這場新對抗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因為它們激起了強烈的情感。所涉及的各種問題是如此深層次以致於它們令未來變得不可預測。因為啟蒙運動和舊制度都是極為豐富和複雜的概念，所以這兩者之間所達成的妥協採取了多種形式。在儘力促成它們實現新和解的時候，預計由此將會產生的結果同樣將會是不同的，而且在當下極難預測。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5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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