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梅蘭芳的歷史夙願

在此，首先必須讓讀者了解梅氏其人其事。再探究為何竟惹得魯迅先生在百忙中多次撰文抨擊他呢？！

梅蘭芳像

梅蘭芳（1894—1961），京劇藝壇翹楚；名瀾，字畹華；江蘇省泰州市人。他出生於北京梨園世家，8歲開始學藝，11歲登台演出，13歲搭喜連成科班演戲，演青衣，兼演刀馬旦。在近60年藝術實踐中，他上演劇目達400出；1915年起編演新戲，後又演崑曲《思凡》、《春香鬧學》等，並改傳統戲裝為古裝仕女服飾，採用燈光布景，當時稱為「古裝新戲」；革新唱腔、唱法，增添二胡為伴奏樂器，融會青衣、花旦、刀馬旦演技創造新的旦行「花衫」，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影響很廣；世稱「梅派」，列「四大名旦」之首，被旦行尊為「一代宗師」。

1929年10月，梅蘭芳應美國總統邀請赴美演出。據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著《梅蘭芳傳稿》載：在紐約首場演出《刺虎》，「戲中旦角是貞娥這個東方新娘，梅蘭芳的扮相衣飾華麗，身段美好，一雙纖纖玉手令人浮想聯翩。次日，就受到紐約各大報紙的盛讚，美譽鋪天蓋地而來。媒體的褒揚就是最好宣傳。」「一夜之間，梅蘭芳的名字風靡全美。第二天，趕到劇院排隊買票的觀眾數以千計。三天後，劇院就將兩周的戲票全部售完。當時最高票價6美元，據說黑市炒到18美元，這在紐約的黑市票價是十分罕見的」。梅蘭芳在美國演出「非常成功」。並被美國波莫納學院和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

1935年，梅蘭芳應邀請赴蘇聯演出《打漁殺家》《貴妃醉酒》《西施》等，受到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名家的讚譽。由此可見梅蘭芳其京劇藝術造詣之深，名揚海內外。

九一八事變後，梅蘭芳對國民黨實行不抵抗政策深惡痛絕，出於愛國主義編演了《抗金兵》《生死恨》，藉助於歷史故事來激勵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抵抗日本侵略的鬥志。抗日戰爭時期，梅蘭芳困居日偽軍佔領的上海孤島，他蓄鬚明志、打傷寒預防針，摧殘身體形成高燒來堅拒為日寇演出，表現了堅貞的民族氣節。解放前夕，他應周恩來秘密邀請留在大陸，以參加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歷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京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要職。1956年演出的《穆桂英挂帥》為其晚年傑作。代表劇目還有《宇宙鋒》《貴妃醉酒》《霸王別姬》《洛神》《斷橋》《遊園驚夢》《黛玉葬花》《鳳還巢》《穆桂英挂帥》《抗金兵》等。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親切關心與幫助下，他於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1年8月7日，「一代名旦」病逝於北京，周恩來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梅蘭芳去世後，夫人福芝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火化只能土葬。為此周恩來立即建議將存放在故宮博物院的一隻楠木棺材作為梅蘭芳安息之用。這口上等楠木棺材原是為孫中山先生準備的，後來孫中山用的是蘇聯送來的一口水晶棺材，故這口楠木棺材一直存放有故宮博物院內。不過，周恩來表示白送違反制度，要福芝芳作價買回去，福芝芳當即支付四千元「巨款」將楠木棺材買下。梅蘭芳因此就睡這口楠木棺材進行土葬。由此可見梅氏身價之不同凡響。其所撰論文編為《梅蘭芳文集》，常演劇目編為《梅蘭芳演齣劇本選集》，另有自述傳記《舞台生涯四十年》。

從上述梅蘭芳傳略介紹來看，他一生為人坦蕩、堅貞愛國，在京劇藝術上苦苦求索、造詣極深，不愧有旦行「一代宗師」之稱。

魯迅是著名作家，1933年初，魯迅與梅蘭芳除了在上海共同出席過一次歡迎英國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蕭伯納（1856—1950）的聚會外，以後並沒有任何接觸與往來，可以說兩人關係是屬於「素昧平生」，按理是不應存在什麼歷史夙怨的。但在20世紀50年代，北京舉行關於紀念魯迅的誕辰與忌辰的活動集會中，作為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的梅蘭芳卻很少出席，有時即使應邀來了，也十分勉強，往往是遲到早退，在會上從來不講話，不談論魯迅的事。為何「一代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對被毛澤東譽稱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態度如此冷漠，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得從魯迅少年時對京劇特別厭惡談起。最早見於他於1922年12月發表在《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十二號的《社戲》。在這篇散文體小說中，魯迅直言不諱地說，在20年間「只看過兩回中國戲（指京劇）」，給他留下了深深的不良印象是「似乎這戲太不好」，「台上冬冬鄜鄜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旦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老生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總之是「冬冬鄜鄜之災」，實在「使我省悟到在這裡（指戲台下）不適於生存了」。「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指京劇）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小說中又說：「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應於劇場……我當時覺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云云。從上述可見，魯迅在少年時代對京劇就是特別厭惡的。

後來到青年時代，魯迅仍然十分討厭京劇。他認為京劇是「玩把戲」的「百納體」，「毫無美學價值」可言。據魯迅的好友，左聯作家郁達夫的《回憶錄》中透露：「在上海時，我有一次談到了茅盾、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不料「他（指魯迅）根本就不贊成」並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了，這樣行嗎？」對於人們一致公認的京劇表演中的「象徵藝術」，魯迅卻極力反對。他認為京劇「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他除了白鼻樑表丑角、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錶開門之外，哪裡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意義？」魯迅認為「臉譜」「我總覺得並非象徵手法」「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

如果說魯迅僅僅是對京劇藝術的厭惡與否定，那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多次撰文對梅蘭芳指名道姓地進行尖刻的抨擊，以致梅蘭芳在魯迅死後、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仍耿耿於懷，無法釋怨，並在一些紀念魯迅的公開場合上，以沉默、冷漠的態度對待之，從而表示內心對魯迅其人言行的憤懣。

那是1924年，魯迅曾寫了一篇《論照相之類》的文章，語言十分刻薄，充滿嘲弄、挖苦，對「素昧平生」的梅蘭芳進行攻擊。魯迅認為梅蘭芳飾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魯迅尖刻、挖苦地說：「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為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麼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愛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於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里，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錘鑿、調彩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

魯迅在1934年6月4日又寫了一篇題為《拿來主義》的文章，收入《且介亭雜文》中。該文對梅蘭芳擬應邀赴蘇聯演出，進行文化交流一事，給予無情的抨擊。文中說：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裡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接著是魯迅在1934年11月5～6日兩天，在《中華時報·動向》上又發表猛烈抨擊梅蘭芳京劇藝術的文章，題名為《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令人費解的是，這是梅蘭芳在美國演出成功載譽歸國，受到國人空前熱烈歡迎與祝賀之後不久的日子裡，魯迅在百忙與疾病纏身中撰寫的挖苦、抨擊梅蘭芳的評論文章。魯迅在文中說：「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於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為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他們的手，這東西就要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著餘光。梅蘭芳游日、游美其實已不是光的發揚，而是光在中國的收斂。他竟然沒有想到從玻璃罩里跳出，所以這樣的搬出去還是這樣的搬回來」，竭力抨擊梅蘭芳的京劇藝術與人生。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一文見報後，梅蘭芳馬上得知，看了這篇抨擊文章，無疑給他當頭潑了一瓢冷水，氣得啼笑皆非，無言以對。因為魯迅沒有用真名而是用化名「張沛」發表的。當時梅蘭芳正準備赴蘇聯演出，工作忙得很，也顧不上去打聽「張沛」究竟何許人也，有何等政治背景？！不過，天下沒有不通風的牆，何況報界編輯、記者中，梅蘭芳也有不少朋友呢。而且在舊中國時代，還有人專門以從事「包打聽」為業。只要肯花費點兒錢，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事後自然會有人將化名「張沛」的其人真實姓名透露給梅蘭芳。可是，當梅蘭芳得知化名「張沛」者原來竟是文豪魯迅的事實真相時，他驚呆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與魯迅除了在歡迎英國文豪蕭伯納會上見過一面外，從沒有再打過交道，更無恩怨可言，為何魯迅先生不敢用真名實姓發表而採用如此「尖刻」文字、無情嘲弄、來抨擊自己呢？梅蘭芳知道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擁有「聖人」的地位，作為京劇藝術家的自己根本無法在論戰中同魯迅抗衡，更何況當時魯迅早已遠遊另一個世界了。梅蘭芳實在無可奈何，於是也就採取以「沉默」和「冷漠」對待魯迅了。這是常人之態，不足為奇。我們也無權來責怪梅氏的「沉默」與「冷漠」，因為夙怨畢竟是由魯迅撰寫抨擊文章引起的。

平心而論，魯迅的性格些許有些急躁。他的絕大多數雜文具有詼諧、尖刻的特色，這對敵人是可以的，但對愛國人士、對友人採用這種「刻薄」的文字，就不能理解了。為何魯迅一生「樹敵過多」呢？不能寬容待人，大約是個原因吧。他生前有不少好友諸如林語堂、徐懋庸、顧頡剛、郭沫若等等，就成為他撰文抨擊的對象。魯迅思想的鋒芒，語言的犀利，以及觀點上的寸步不讓，在這裡也可見一斑。明代學者呂坤在《呻吟語》卷中曾諄諄告誡學子們說：「處世以譏訕為第一病痛。」其意是說：喜歡尖刻譏笑抨擊別人，這是為人處世的最大的毛病。魯迅多次尖刻地抨擊梅蘭芳，可以說有「傷人傷己」之嫌了。但人無完人，我們又何必過分苛責魯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