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眼 禪與書法藝術

禪本自印度，興於中國。六朝末年，始創為宗，並立於天台、華嚴等各宗之列。七世紀中葉，慧能倡導南宗「頓教」說。自此，南宗禪逐漸風靡全國、並取代其他各宗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學界普遍認為，禪宗思想來源於儒、釋、道三教，但其中受道家，尤其是莊子思想的影響最為明顯，可以說，到後來庄禪思想已融為一體，不可分割。這種「三合一」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同外來文化長期碰撞、交融、積澱的產物。因而，雖然禪之為宗肇始於六世紀以後，但這種對人生命本體的感悟卻源遠流長。

千百年來，庄禪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的補充，已在士大夫階層的生活和意識等各個方面占居了一席之地，並由此進入到文化領域，對文學、藝術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今天，如果用禪的眼光去觀照、反思歷史的話，我們很容易發現，從古至今中國人的文化心態、思維模式、審美情趣都擺脫不了禪的影響。

總之，禪是構成東方人之為東方人的主要特點之一。我們分析禪同書法的關係，正是因為禪的思想貫穿了整個書法藝術領域。不僅隋唐以後的書法藝術深染禪的影響，就是隋唐以前的中國書法也暗合禪的精神。禪與書法是一而非一，是二亦不二。

禪和書法都十分強調「心」的重要作用。真心一元論的禪宗思想建立在「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一理論之上，認為人的「本心」是永恆的、絕對的、無所不在的、靈明不曾的，它是世界的本原，宇宙的實體，世間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出來的。只要「頓悟」產生，人就會「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古代書家認為，書法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表現人的這種「本心」。

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故「寫字者，寫志也。」又說:「楊子以書為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人的「本心」是書法的本原，具體的字不過是這種「本心」的載體而已。只有通過這種「本來之心」，才能得出「合宜之相。」「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相，可識其心也。」

王羲之也非常重視心的作用，他把書法創作比作行軍打仗，並把「心意」比作帶兵打仗的將軍。難怪後人感嘆道:「學書之法，在乎一心。」

更有甚者，唐代書家柳公權還用書法來暗示為人處世的道理。他同唐穆宗談論用筆時說:「心正則筆正，乃可為法。」穆宗聽後頓時改容，知道他是以筆為諫。

禪與書法注重「本心」的結果便是打破偶像崇拜，破除清規戒律，主張不立文字，擺脫一切外物的束縛，突破前人之規矩，讓自己的「真心」得到顯現。一言以蔽之：反對執著。

清人朱和羹說過:「作書要發揮自己性靈，切莫寄人籬下。凡臨摹各家，不過竊取其用筆，非規規形似也。」

書無定法，關健在於突破前人規矩，自出新意，如「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

在禪宗看來，如果有心去做某事，就是一種執著，就是「妄」，書法亦然。書家在作書前通常「端坐正心」，「凝神靜思」，「懷抱蕭散」，其目的之一是讓心氣平和、血脈自慣、臂腕靈活，但更主要的是在於使心中雜念盡除，心量廣闊。只有盡除雜念，才能破除執著，只有心量廣大，才能包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

有人向黃山谷請求學書之道，山谷答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

清人周星蓮深有感觸地說：他有時用廢紙敗筆，隨意揮灑，往往得心應手。但一遇精紙佳筆，整襟危坐，公然作書，反不免思遏手蒙。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他認為，前者是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後者是刻意求工，局於成見，不期拙而自拙。

日本洪川大師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有一次洪川大師給京都黃櫱寺寫「第一義諦」四個大字，他耐著性子一共寫了八十四幅，在一旁磨墨的門人都說不佳。最後，他乘這位弟子離開片刻的當兒，心想「這下我可以避開他那銳利的眼睛了。」於是，他在心無所羈的心境下，一揮而就。這就是人們至今尚可見到的黃櫱寺山門上的那件傑作。

王羲之《快雨時晴帖》

當然，禪宗的不立文字並不是不要文字，而是叫人不能執著於經典，因為語言概念總是有其局限性的。雖然反對偶像崇拜，但也不是一定要完全掃除佛像。實際上，完全不立文字，掃除偶像也是一種執著，正確的方法是「於相而離相，」「於念而不念。」書法的道理同禪一樣。我們臨習前人碑帖，旨在求取古人之用意，並非循規蹈矩，亦步亦趨。

清代書家朱履貞說得好:「學書未有不從規矩而入，亦未有不從規矩而出，及乎書道既成，則畫沙印泥，從心所欲，無往不通。」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深入淺出，或叫做因筌得魚，得魚忘筌，我們的目的是在於「得魚」，「魚」得到之後，「簽」的存在與否似乎就不再重要了。更進一步講，書法中的「法」正是「真心」的自然顯現而形成的，即「循理而法生」。

中國書法有「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之說。清人馮班對此評論到:「用理則從心所欲不逾矩，因晉人之理而生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他還強調指出:「晉人用法瀟洒，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這一點董其昌也看出來了，他說:「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為無法，而妙處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為蹊徑，而盡態極妍矣。」無論何種藝術，均貴在求變。

禪是一個很難說得清的東西，它的影響絕不止於書法，而它對書法的影響也不僅僅開始於隋唐之後，因為禪的源頭之一可以上溯到先秦時代。正如以陶淵明為代表的晉代詩歌也頗富禪味一樣，晉人的書法比起後代似乎也更接近禪的道理。

晚唐五代，不少禪僧書法家寓禪於書法，借書法來表現自己胸中的禪意。隨著當時狂禪的出現，書法上也出現了狂怪之風，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書法理論上出現了「逸」格，這同禪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宋代書法從理論到實踐都深受禪的影響。由於文人對禪的崇尚，其書法也表現出極強的禪氣。蘇、黃、米、蔡四大家以及張即之等人的書法作品歷來被視為典型的禪書代表，他們的書作流傳到日本後被稱為「禪宗樣」，影響了鎌倉以後的整個日本書壇。明清兩代，禪對書法理論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不少書家有意識地用禪的精神來作為衡量書法的標準，指導書法的實踐。

作者：何勁松

文字來源：中國宗教學術網

圖片源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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