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本質是一個現實實用主義者

朱元璋的面目看起來異常多變，寫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那位清代大才子趙翼就曾評價朱元璋：「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本質上來說朱元璋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因此不同面目所展現的是他在面對不同時期的利益，所採取不同策略時的表現。這一點，在他對知識分子態度上的轉變便可一窺究竟。

朱元璋之所以能夠在各路豪傑中脫穎而出，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他在戰時採取的優待知識分子的策略。知識分子的眼界和謀略是他一介鄉野村夫不能比的，無論是在戰略部署還是在日常事務的處理上，這些讀書人都很有可利用之處。況且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力巨大，在意識形態的建設和輿論導向上都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那時的朱元璋善於招攬人才，時常表現出求賢若渴的姿態。因為他很清楚在爭奪權力寶座的道路上，這些文人是重要的棋子。為了爭取知識分子，朱元璋刻意表現出海納百川的胸懷，那些曾在元朝為官的文人也一律來者不拒。最著名者比如我的老鄉劉伯溫，老劉因「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朱元璋就想方設法，千方百計勸劉伯溫出山，寫給劉伯溫的信開頭都是：「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盡顯恭敬謙卑柔和之態。

然而，建國後隨著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朱元璋的態度也就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在大封功臣時，劉伯溫只封了個伯爵。原因無他，對此時的朱元璋來說，自己已經是天下共主，更重要的是鞏固統治地位，因此必須傳達「忠臣不事二主」的信息。而在此時朱元璋看來，劉伯溫這類人是易主求名，於大節有虧。

明代危素《陳氏方寸樓記楷書卷》

祝枝山在所撰《前聞記》中，講述了一件關於大學士危素的趣聞。危素曾在元朝為官，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奉旨出任嶺北行省左丞。後棄官，潛心史學著作。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部攻入大都，危素欲跳井自殺殉國，友人以「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勸阻。朱元璋聞聽此事後，認為此人忠義可用，對其十分信任。危素也沒有辜負朱元璋的信任，可謂恪盡職守。但天下初定之後，朱元璋就有點看他不順眼了。一日，朱元璋坐在屏風後面，危素慢步走來，朱元璋聽到腳步聲於是問：「誰人？」危素趕緊答到：「老臣危素。」朱元璋不滿意他自稱老臣，就嘲笑說：「我只道是伯夷、叔齊來！」（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齊來。」）

與後來的待遇相比，剛開國時，百廢待興，各方面建設都還離不開人才，因此朱元璋對知識分子還算客氣。不過此時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已經不像一開始那樣有耐心了。而對那些不肯為我所用，隱居起來的前朝遺民，朱元璋也是毫不手軟。他下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發展到後來，朱元璋從對文人的輕視慢慢惡化為猜疑，並最終到了大興文字獄的地步。關於朱元璋大興文字獄的源起，有一則流傳甚廣的傳聞。據《閑中今古錄》所言，洪武十七年（1384）開科取士，一些武將認為朱元璋重文輕武，心裡不平衡。朱元璋對他們說：「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非偏也。」這幫武將，就舉了例子來說明文人的刻薄，說他們經常變著法子罵人。武將說，張九四，禮遇文人，還請儒生給自己改名字，哪成想他們卻給他起名叫「士誠」。朱元璋說：「『士誠』這個名字很好啊。」武將回答說：「《孟子》中有『士，誠小人』之句，這不是拐著彎罵張士誠是小人嘛？」至此朱元璋就對讀書人多了個心眼。

不過，這則故事只是見於民間野史，聽起來也過於荒謬，可信度不高。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已經年逾五十，不僅熟習經史，而且親自批閱奏章，撰寫詩文，絕不可能看不出武將斷章取義。按《閑中今古錄》的說法，洪武年間的文字獄是起於洪武十七年。然而洪武六年朱元璋就已經數次頒布表箋格式以及字諱迴避事例。事實上朱元璋之所以大興文字的原因，不外乎加強集權統治，厲行文化專制。

由於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絕對的赤貧階層，以至於父母死後都沒錢買一口棺材來好好安葬。朱元璋日後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依舊曆歷在目，「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餚漿！」

因為起自民間，深受其苦。所以朱元璋對元末法紀紊亂、政治腐敗的教訓記憶猶新。總結元末政局的弊病，為避免前車之鑒和鞏固專制統治，朱元璋尤其注重嚴刑峻法來恢復和整治社會秩序。他總結說：「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因此他認為，「綱紀法度，為治之本。」他也試圖通過法律框架來對官吏進行監控和管理，對功臣進行約束。

建國後，朱元璋對跟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勛們採取重用的政策，給他們的待遇也相當的豐厚。為了回饋這些文臣武將，朱元璋頒發給他們丹書鐵券，也就是民間演義中所說的免死金牌，做為功臣世代保持特權的信物。鐵卷可延及子孫，使功勛家族、後裔世代沐浴皇恩。對朱元璋來說，這是一筆交易，希望藉此可以換取他們對明帝國的忠心，以圖皇權永固。

但說實話，朱元璋對這些開國功勛還是有些不放心的。比如藍玉這個人就時常恃功不法，《明史.藍玉傳》說他「乘勢暴橫」，一路立功但又一路惹事。他隨意佔據民田，有御史介入調查，還被他痛打一頓。北征歸來，夜至喜峰關，關吏沒有及時開門迎接，就縱兵奪門而入。（「嘗佔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峰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

建國之初，朱元璋對這些人的惡行還能容忍，因為此時國家初定，屁股底下那把龍椅還沒有想像中坐得那麼穩固。北有蒙元殘餘勢力騷擾，西南、東北有元朝藩王割據，各地農民起義也還時有發生。雖然像藍玉這樣劣跡累累的功勛，朱元璋也很不滿意，但畢竟還有可用之途。

後來的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對於朱元璋的批評，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他屠戮功臣。後世的史學界對此也是各抒己見，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士亡。」專制政權的排他性，決定了君臣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很難處理，所以才會有伴君如伴虎之說。開國君主需要建立和鞏固絕對的皇權，而屠戮功臣就是一種剪除後患的極端手段。借用李白的一句詩：「我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隕身。」

還是拿藍玉來舉例，結局可謂悲慘。被處以剝皮之刑，並將其皮傳示天下。到了明朝末年還一直存放在四川。據歐陽直在《蜀亂》中說：「初獻賊（張獻忠）入蜀王府，見端禮門上奉一像，公候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俱肉身。據內監雲，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為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

明帝國統治集團內部的構成本就十分複雜，導致矛盾重重，鬥爭尖銳。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以劉基為首的浙東集團，還有像藍玉、徐達、常遇春等一批農民武將。這些勢力，對朱元璋來說都是有可能挑戰自己權威的力量。加之年齡的增大，自己死後接班人能否駕馭得了這些久經歷練的老臣就成了朱元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國朝典故·翦勝野聞》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朱標眼見父親誅戮過重，於是就跑去勸告父親慎刑；過了一天，朱元璋把兒子叫來，將一根上面滿是刺兒的荊條丟到地上，然後讓兒子去撿，結果朱標半天才撿起來拿給父親。朱元璋於是將荊條上的刺兒全部削去，然後意味深長地對兒子說道：「這樣你再去撿，不就容易得多了嗎？」（「及太后崩,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日:『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於地,命太子持而進。太子難之。帝日:『汝弗能執歟?使我運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刑餘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

這則故事很可能只是文人的杜撰，但卻也很準確的抓住了一些朱元璋的性格特徵。

參考文獻：

張宏傑：《朱元璋傳》

候馥中：《試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與屠戮功臣》

邢鳳麟：《劉邦、朱元璋多殺功臣是由於他們是農民出身的皇帝嗎？》

程學霖：《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

祝枝山：《前聞記》

歐陽直《蜀亂》

《明史.危素傳》

《明史.藍玉傳》

《御制皇陵碑》

《國朝典故·翦勝野聞》

《閑中今古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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