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的本質，乃是「以道愚民、以術殺人」 | 短史記

文史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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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槍隊與太平軍戰鬥情形。1850年代外媒繪製

編者按

：這兩天有多位朋友在後台詢問有無太平天國的文章。下文，是2014年太平天國滅亡140周年之際，《短史記》欄目的6篇系列文章。

一、

以道愚民，以術殺人

諸般史料顯示，所謂太平天國，乃是一種深刻的歷史教訓。其政權本質，實可謂「以道愚民，以術殺人」。

1、以道愚民：天國領導層自己並不信什麼「天國」

所謂「道」，簡言之，即政治倫理，關乎統治合法性，如儒家所謂「君權神授」。太平天國的政治倫理，在其宗教教義。要點有二：1、洪秀全、楊秀清等人，乃是「天父天兄」在凡間的代言人；2、「天父天兄」所承諾之「天國」，乃是一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①的世界。

之所以講天國政權「以道愚民」，乃在於：倡「道」之人，自身並不相信其所倡之「道」，卻偏要強迫治下百姓相信。譬如：

當傳播「上帝教」還僅是一種斂財手段時，尚無造反心思的洪秀全，在廣東老家寫作詩文，其《百正歌》中，對堯舜以下，歷代儒家聖賢，讚頌備至：「周文歸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②殆至決心造反，「孔丘」立時成了「孔妖」，不但塑像被砸，圖書亦須焚燒殆盡。

「上帝教」也好，儒教也罷，對天國的最高領導層而言，無所謂信，也無所謂不信。信或不信的關鍵，在於能否為其謀取現實利益。故而，馮雲山早年運動楊秀清、蕭朝貴入伙時，即只談利益，不提教義信仰；金田舉事後，楊、蕭等人為與洪秀全爭奪「意識形態解釋權」，始弄出天父附體下凡的把戲；而待到1853年攻下武昌，楊秀清欲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又轉而前去拜謁孔廟。③

作為缺乏兵權與財權的「虛君」，洪秀全欲突出自己最高領袖之地位，唯有竭力操弄意識形態。故而，定都南京後，洪氏領導下的刪書衙，對儒家學說大加撻伐，「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不能容忍洪氏坐大的楊秀清，則屢借「天父附體」，警告洪氏，《論語》、《中庸》並非「妖話」，「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④此種衝突，終於發展到楊秀清打了洪秀全的屁股，洪秀全砍了楊秀清的腦袋。

領導層不信「天國」，但「天國」仍是其誆騙民眾為其賣命的重要法寶。因太平軍新兵多系擄掠而來，楊秀清曾對親信明言：「吾亦知新收兄弟必心不服而生怨恨」，故要求對這些人加大洗腦教化，向他們灌輸：「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王，教導你們，眾兄弟姊妹好大福氣，將來享福無窮，……」⑤

2、以術殺人：將民眾控制在貧窮線上，最易統治

當然，這樣的灌輸並不是很有效，畢竟天國領導層知識結構相當低端，其洗腦教義技術含量有限，欺騙性不高。於是乎，「以術殺人」，便成了天國維繫統治的主要手段。所謂「術」，簡言之，即操弄民眾的權謀手腕。

金田舉事，為斷百姓退路，「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為防擄來之兵丁逃逸，首要之務，在嚴格控制士兵私財，甚至發展至在士兵臉上刺字「太平天國」，以斷其歸路。⑥此種裹挾之術，貫穿天國興滅之始終。其基本作戰模式，乃「掠百姓為下駟，當我精兵，以其精卒當我鄉勇，以其次卒當我羸弱」，⑦結果是百姓被清廷精兵所殺，而清廷之鄉勇與羸弱，則屢敗於太平軍之手。所謂「以術殺人」，此之謂也。

天國最先進的統治術，源自《商君書》之弱民篇：「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此種「弱民」理念，與《天朝田畝制度》所設計之理想國——每戶人家，除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的糧食外，餘下一切產出，須全部收歸國庫——可謂一般無二。將民眾控制在貧窮線上，是中國最悠久的專制傳統。

所幸的是，天國此種統治術，僅在有限地域及軍隊中付諸實施。但即便如此，亦已足以使天國維繫長達14年之久，終致數千萬人死於非命。道、術遊戲之間，血跡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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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天朝田畝制度》，收錄於《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上)，遼寧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1981，P54-58。②洪秀全：《百正歌》，收錄於《洪秀全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P10-11。③張漢：《鄂城紀事詩》，《太平天國資料》，P39。④《天父聖旨》，收錄於《太平天國(二)》，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P322-327。⑤張漢：《鄂城紀事詩》，《太平天國資料》，P39。⑥黃輔辰：《戴經堂日鈔》，《太平天國資料》，P58。⑦汪士鐸：《乙丙日記》。

二、以放火燒屋裹挾教眾起義

太平天國之開端——金田舉事——長期被冠以「起義」之名，被視作一場自發的反壓迫的農民運動。但揆諸史實，絕大多數前往金田村為教主「洪先生」祝壽的拜上帝教民眾，並不清楚此行乃是要「舉旗造反」。有李秀成自述為證：

「(拜上帝教)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除此六人（楊秀清、馮雲山、石達開等）外，並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因食相隨，此是真實言也。」①

換言之，除了幾個高層頭目外，絕大多數教眾，絲毫不知道「立國」、「立江山」之事。他們入教，乃是「因食相隨」，只是為了吃飯；他們去金田村，只是為了祝壽。而當高層頭目們精心設計了一場太平天國大旗「自動豎起」的神跡，再把大刀塞進教眾手中時，事情就起了本質的變化。

但即便如此，祝壽現場的狂熱，仍不足以煽動周邊村民，「願去者少,不願去者多」。所以，又有了如下一幕：

「西王、北王帶旱兵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民家將糧谷盤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臨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之故而從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②

簡言之，當日「金田舉事」後，為籌措到足夠的糧餉，楊秀清等人逐村進行地毯式掃蕩掠奪；為裹挾到足夠的信眾，對信眾採取房屋焚燒殆盡之手段，以斷其退路。待到裹挾出百里之外，這些一輩子沒出過遠門的鄉民，找不到回頭路，就只好死跟著造反到底了。

太平天國士兵戰鬥情形。1850年代外媒繪製

類似縱火焚屋以擄掠、裹挾民眾參與造反之情形，時人留下了相當多的記載。如杜文瀾在《平定粵匪紀略》里寫道：「賊自金田出發，……縱火焚大黃墟，悉擄其眾，分擾桂平……等縣。」遊歷兩廣的法國傳教士加勒利·伊凡在《太平天國初期紀事》中寫道：「(起事初期)他們足跡所至，都擄掠燒殺，……叛黨劇增。」③

事實上，自起事至滅亡，天國從未真正收穫民心。故其維持戰鬥力的主要手段，始終只能是殘暴的焚屋擄掠。如天國晚期北伐軍統帥李開芳在被俘後供稱，「所到各處,裹脅的鄉民，也有用銀錢邀買跟隨的，亦有怕殺跟隨的。」④

如滾雪球般，被焚屋擄掠者，轉身又再去焚屋擄掠他人：

「保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 且焚搶殆盡』。復問曰：『爾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眾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家, 己身復被擄, 每見完善之地人民, 以為我如是, 伊輩何獨安處。憤慈不平, 必將其人擄來, 同我一樣, 我心始快。』」⑤

此種擄掠模式，已註定太平天國在軍事上必然失敗。1853年4月的揚州之役，太平軍傷亡13萬餘人，另逃亡約5萬人；1854年4月湘潭之役，太平軍傷亡7萬餘人，另逃亡約7萬人。⑥軍心若此，能無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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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②《李秀成自述》，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史參考資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③胡奇明：《試論太平天國的「擄」人問題》，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④《綿愉等奏續訊李開芳等人供詞折》，收錄於《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5輯)，中華書局1980。⑤⑥張德堅：《賊情彙纂》，收錄於《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三、四冊)》。

三、恐怖的《天朝田畝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素來被視為太平天國的「綱領性文獻」。①以往對該文獻的描述，多持肯定態度，讚揚其致力於解決土地分配問題，追求天下「無人不飽暖」。其具體設計方案是：

「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②

按家庭人口多寡平分耕地，看起來似乎很美好。但卻忽略了平分耕地之後，文獻還構築有另一幅恐怖的理想國圖景。該圖景之描述如下：

「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荳、芋、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③

換言之，天國把耕地平分給民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讓民眾獲得飽暖，繼而發家致富。相反，民眾耕作所產，除滿足其最基本食用需求外，餘下部分需全部收歸國庫。而且不獨糧食如此，雜糧、布帛、雞狗、銀錢等等，全都「亦然」。其最終目的，需做到「物物歸上主」，並聲稱此乃「太平真主救世旨意」。

揆諸歷史經驗，幾乎可以無疑問地斷言：倘按《天朝田畝制度》而行，必然造就一個遍地饑荒的恐怖世界。道理不難明白：民眾對勞作所產，既然缺乏支配權，其勞作熱情必然驟減；而當民眾在土地上開始「磨洋工」，僅滿足於生產其必需之口糧時，與天國政權的征糧系統必然發生嚴重衝突；在缺乏民意制衡機制之時代，官方的征糧系統幾乎毫不意外將在面對普通民眾時擁有絕對優勢。其結局，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因連年戰亂，洪秀全們並未能騰出手來，將該《天朝田畝制度》真正付諸實施。④

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

太平天國之亂，曾長期被視作「農民起義」；故而《天朝田畝制度》，亦被長期視為「農民起義綱領」。殊不知，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農民」乃是下賤之人，全篇涉及刑罰，動輒「黜為農」。譬如：

「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凡濫保舉人者，黜為農。……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但凡在尚保升奏貶在下，誣，則黜為農。……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為農。」⑤

《天朝田畝制度》原文俱在，前引材料，在在顯示，這是一個將「農民」視作下賤階級的政權，它怎麼可能是什麼「農民起義」政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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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如羅爾綱認為，太平天國「有兩份綱領性文件，一份是《太平詔書》，一份是《天朝田畝制度》」，後者「是一個進步的農民革命綱領」。見《羅爾綱全集》(第1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P15。②③⑤《天朝田畝制度》，收錄於《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上)，遼寧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1981，P54-58。④《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P165。

四、奇葩的吃肉標準

作為太平天國的「最高領袖」，由晚清革命黨開端，洪秀全被賦予了一種高大全的歷史形象。但揆諸史實，洪氏其人，可供稱道之處並不多；相反，從他身上呈現出來的，更多是種種腐朽的享樂慾念。

按「王長兄、次兄」在洪秀全登基後，奉旨對其早年「光輝經歷」的追述，洪秀全早年屢次科舉落第後，急火攻心高燒四十餘天，病中曾對家人瘋語昭示：「天下萬郭人民歸朕管，天下錢糧歸朕食，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①此語適足以反映洪氏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洪氏後來與馮雲山一干人等搞「上帝會」，其實不過是科舉之路斷絕後，為生計所迫的一次「職業轉型」。如台灣學者邱麗娟所言：晚清「民間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設教的動機，主要是著眼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以謀得金錢財物為出發，極少的例子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而叛變造反。這些教首多半因面臨災荒疾病、買賣折本、生計無著等問題，致使貧苦難度、乃起意倡立教門，希冀傳徒收錢。」②洪秀全的「上帝會」也不例外。

正因為傳教之本意乃在牟利，故所謂「金田起義」，不過是誤打誤撞的結果——按李秀成的說法，「立國」、「立江山」之計劃，只有洪秀全、楊秀清等幾人了解，前來金田村聚集之教眾，本無意「造反」。③按洪仁玕的說法，洪秀全等人做教首做得很開心，也「本不欲反」，只是恰逢官軍前來圍剿天地會等教匪，順帶攻擊了「上帝會」，遂「不得已而相抗」，而且還打贏了，故而才有膽量以給教主祝壽為名，在金田村召集信眾，裹挾舉事。④

洪秀全和他的天王府。法國畫刊「Le Monde illustre」銅版畫

由此不難窺見，「革命領袖」其實自一開始，就沒多少「堅定的革命意志」。所以，洪秀全最關心的，不是如何開創不世之基業，而是在森嚴的等級制度里，身為「天王」，每天能吃多少斤肉。據奉曾國藩之命，負責搜集太平天國內部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的張德堅披露：

「偽官雖貴為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偽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⑤

除吃肉外，天王另一重要的關心之事，是按森嚴的等級制度，天王及下屬各可以有多少女人。1855年，天王頒布詔令，對此作出明確規定：

「今據天旨，朕詔西王可有十一妻，南王可有六妻。至於以下各級官員，毋須爭論。天國居民，海外番眾，皆以多妻為榮。朕向守天旨。今允東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級官員三妻，中級官員二妻，低級官員以及其餘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級遞減，上多下少。切莫妒忌。天父造出亞當，婚配夏娃，當初僅有一夫一妻，這是正確的。如今天父又曰，妻子數目應是多個。……拜上帝者皆一家，今後均須依照朕諭，妻數應依官階大小而多少不等。」⑥

天王沒有在詔書里說自己可以有多少個女人，但據幼主洪天貴福被捕後講，他有「八十八個母后」。⑦對自己這些女人，天王看管得非常嚴密，詔諭：「後宮面永不準臣下見，……臣下有敢起眼窺看後宮面者斬不赦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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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洪仁發、洪仁達：《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收錄於《中國近代史通鑒1840-1949·太平天國(2)》，紅旗出版社1997，P794-797。②邱麗娟：《來生富貴：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經費來源與流向(以華北地區為例)》，收錄於《中研院近代史所財政論文集》(台)。③《李秀成自述》，收錄於《中國近現代史參考資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④洪仁玕：《洪秀全來歷》，收錄於《太平天國資料》(第2冊)，P689。⑤張德堅：《賊情彙纂》(卷10)，收錄於《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3冊)，P277。⑥據韓明/譯、茅家琦/校：《關於洪秀全頒發的多妻詔》，收錄於《太平天國史論叢》第二輯。⑦《幼天王洪天貴福自述》，轉引自《羅爾綱全集》(第1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P257。⑧《嚴禁臣下窺看、談及後宮詔》，收錄於《太平天國》第1冊，P69。

五、百姓須「人無私財」，王府如「神仙洞窟」

洪秀全起事後，曾宣稱，「天父上帝人人共」「普天之下皆兄弟」。范文瀾等人據此判斷，認為太平天國在體制上實現了「政治平等」。而事實上，天國之等級森嚴，較之清廷，猶有過之。

天國定都南京後，從天王到兩司馬（領兵25人的小頭目），劃為16級，對袍服靴帽的材料、顏色，乃至頭巾的尺寸，都做了嚴格規定。士兵和百姓不僅只能穿短衣衫，且要「女子去裙男去帽」。①

與政治地位不平等相匹配的，是經濟待遇上的天差地別。天國起事之初，蕭朝貴就借「天兄下凡」說：「有銀錢須要看得破, 不可分爾我。」②隨即規定禁止私藏金銀，違者斬首。然而「人無私財」的「平等」僅限於士兵、百姓。

天國諸王一面收繳百姓家中金銀，一面用來大建府邸。天王府在原兩江總督府的基礎上擴建，「周圍十餘里，牆高數丈」；東王府「窮極工巧，以耀同儔」；李鴻章曾驚嘆忠王府「真如神仙洞窟」。王府中「碗筷皆以金，筷長近尺，沐盆亦以金」、「凈桶夜壺具以金造」③，聖庫成為諸王的「小金庫」。

諸王錦衣玉食尚不滿足，還不遺餘力聚斂財富。太平軍領袖受賄對受賄習以為常，「偽王、偽尊官有喜慶事, 群下醵金爭獻禮物。」④李秀成佔領蘇州後，「將現款一百五十萬元及無量數之寶物盡入私囊」。⑤

浙江金華的侍王（李世賢）府。王府由宮殿、住宅、園林和練兵場等組成，現存建築面積3000餘平方米

封王既能獲得如此多的利益，當然人人都想過一回「王爺癮」。天京事變後，洪秀全一度宣稱「永不封王」。但在將族弟洪仁玕封為「干王」後，洪秀全也只好將陳玉成等有功大將一一封王。為了平衡內外權力，洪秀全又陸續加封了一批兄弟、子侄、女婿為王。依規定，凡授王者，「無不建府，皆並數家大宅而營造之」⑥，遂使天京王府鱗次櫛比，泛濫成災。

雖然大家都是「王」，但彼此間也不「平等」。昭王黃文英被俘後供稱，「王有五等。若從前的東西南北四王、翼王，現在的干王執掌朝綱，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執掌兵權，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聽王會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與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對於封王的要求，他說，「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西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其實只要賄賂洪秀全左右親信，人人都能獲得王位，所以四五年間封了「二千七百多王」⑦。

王以下的義、安、福等六級爵位，及丞相等高級官員更是數不勝數。為了區分，只能給他們編號，已知的有「一千四百六十七天福」、「一千四百六十九天豫」⑧等。

可笑的是，天國中有幾千個王爺，但沒有一個姓王的百姓。原來《欽定避諱字樣》規定，「不得單稱王姓」，於是姓王的人只好改姓汪或黃。即使是古人也不能倖免，在太平天國出版的《孟子》中，周文王成了「周文狂」。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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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李文海：《太平天國統治區社會風習素描》，載《太平天國學刊》（第三輯），中華書局1987年，第16、20頁；②《天兄聖旨》，載《近代史資料（總90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79頁；③ 張汝難：《金陵省難紀略》、滌浮道人：《金陵雜記》，轉引自盛巽昌《太平天國文化大觀》，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49頁；④張德堅：《賊情彙纂》，轉引自《羅爾綱全集（第9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34頁；⑤《北華捷報》1861年5月10日；⑥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附記》，載《太平天國資料彙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32頁；⑦《黃文英自述》，載《近代史資料(總92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112頁；⑧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中華書局2009年，第979頁；⑨盛巽昌：《太平天國文化大觀》，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71頁。

六、數千萬人口損失

所謂「太平天國運動」，上起1851年「金田起義」，下迄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前後歷時十四年。對其後果，史學家簡又文的看法是：「以破壞性及毀滅力而論，太平天國運動僅亞於現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無匹也。」

簡氏畢生研究太平天國史，著有《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太平天國全史》等名作，搜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簡氏如此說，自當有他的道理。如史料所載：

太平軍三次攻破揚州，使「揚州因死屍堆積如山，不堪其臭……官軍埋屍，有一二里之長。」①佔領南京後，「有倉卒路遇者俱被殺，城初破，屍橫街巷皆滿」②，「城內紳耆袷民闔室自焚，及投水雉經服毒，不計其數」。③ 當時城北「尚有百姓潛伏者，賊以搜物至其處，覺焉，乃驚散男子，驅女子赴水漢西門外，盡殺之，棄諸河。」④

此類殘忍行徑，俱非以「農民起義的局限性」即可輕易諒解。更何況，為滿足戰爭所需補給，除繳獲戰利品、劫掠府庫外，太平軍還有「打先鋒」之慣例——所謂「有專事搜括之賊名曰打先鋒」，他們「每至一處，即肆意擄掠，必招本地無賴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預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⑤後來太平天國在佔領區開徵田賦，也以此威脅百姓，「謂錢糧不清，將打先鋒也。」⑥

因「打先鋒」盛行，以至蘇州、常州一帶「富戶百無一存」，南潯「世家大族，轉瞬幾成絕戶」。城市徹底殘破後，太平軍遂改「擄城」為「掠野」——搶割糧食。1861年，太平軍攻湖州，「其田之無水者，則稻子早被賊割去，居民處無以為食。」第二年，還是在湖州，太平軍「復四處刈割稻，靡有孑遺，連稻尚青，未及實數，亦割以飼馬」。⑦

天京城外，湘軍與太平軍在長江交戰

太平天國戰禍所引發的直接後果，第一，是造成大量土地荒蕪。「江南地方，……田地類多荒廢」；蘇南地區，「拋荒者居三分之二」；在浙江，荒蕪的田、地、山、盪，據各屬冊報，達112366頃；而各省「以皖南荒田為最多……如寧國、廣德一府一州，不下數百萬畝。」左宗棠在給朝廷的奏報中說，「浙江此次之變，人物凋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現屆春耕之期，民間農具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⑧

其二，是造成江南地區人口的巨大損失。其具體數字，學界至今雖無定論，然均一致估計在數千萬以上。親歷天國之亂的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認為至少當有5000萬人損失；當代人口史學者曹樹基，則研究估計約有7330萬。總體數據雖難精確，但由地方統計數據自可管窺損耗之巨——如蘇州在1830年時有戶口341萬，到1865年已只剩下129萬，損失過半。⑨這數千萬損失人口，或直接死於戰亂，或死於因戰亂而引發的饑荒與瘟疫。

馮友蘭講：「假如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麼中國的歷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錢穆說：「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失敗了。」奈何史學大家們的慧眼，敵不過時代洪流對歷史的粉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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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鶴湖意意生：《癸丑紀聞錄》，載《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15頁；②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載《中國近代史通鑒·太平天國》，紅旗出版社1997年，第463頁；③ ④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載《中國近代史通鑒·太平天國》，紅旗出版社1997年，第444頁；⑤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附記三》，載《太平天國資料彙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0年；⑥佚名：《避難紀略》，載《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1頁；⑦沈梓：《避寇日記》，轉引自楊天宏：《太平天國的租賦關係》，《歷史研究》1987年第五期；⑧周武：《太平軍戰事與江南社會變遷》，《社會科學雜誌》2003年第1期；章士晉：《太平軍在寧紹台》，寧波出版社2001年，第197頁；⑨華強、蔡宏俊：《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口損失問題》，《首屆「晚清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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