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點燃沙俄和清廷戰火的那根導線

[摘要]1644年，大清揮師入關，同一年哥薩克人也開始進入黑龍江，這種時間巧合需要作為一種「歷史象徵」來解讀，有些「偶然因素」往往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摘錄

清廷這種「舉全國之力」以征服中原的宏圖，雖奠定了此後滿族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宏業，但也留下了永久的禍根——滿族的龍興之地、滿洲地區的武裝真空狀態，及這一地區經濟生活的急劇衰落——東北三百年外患史，幾乎都與這一禍根相關。

作者：鄧文初（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在十七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清政府正全力以赴於「中國事務」，在明朝政權的廢墟上重建大清的中央政權：綏服漢人的不滿、征服反叛的西南藩王（三藩之亂至1681年即康熙二十年才告平定，漢族地區至此才全部納入清廷的控制之下）、平定鄭成功在台灣的抵抗（施琅直到1683年才攻佔台灣），此時的清廷極需北部邊疆的安定，並不具備以戰爭方式對抗俄國的力量與情勢。

清兵入關

1644年，大清揮師入關，同一年哥薩克人也開始進入黑龍江，這種時間巧合需要作為一種「歷史象徵」來解讀，有些「偶然因素」往往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沙俄帝國得以逐步南下，在黑龍江流域一帶迅速擴張，且與清廷不斷發生小規模衝突。可即便如此，沙俄帝國也無意於在遠東與一個大國正面發生戰爭。

然而，事與願違，戰爭卻一步步在逼近，其中根源，儘管錯綜複雜，但根特木爾事件無疑就是點燃戰火的那根導線。

真空狀態：「內遷」與「焦土政策」

1644年，滿清力征中原、全師南進時，當年那些被征服而編入八旗的土著，絕大部分隨清軍南下，能拿起武器的居民幾乎全部撤出滿洲地區，八旗軍及其隨軍家屬和奴隸一起遷移，留下的部落民也要承擔著頻繁而巨額的各種戰爭派捐——這一政策甚至到1682年康熙視察遼東時還能清楚看到其後果。隨行的耶穌會士南懷仁在當年寫的《韃靼旅行記》中有記載：

在遼東，村鎮全已荒廢。殘垣斷壁、瓦礫狼藉，連續不斷。廢墟上所建的房屋，毫無次序。有的是泥土夯築，有的是石塊堆砌，大多是草苫的，瓦面的，木板圈房櫞的極罕見到。

戰爭前的許多村鎮，其遺迹早已消失。所以如此，是因為韃靼王以微小的兵力起事，迅速地大規模地從一切城鎮中強募軍隊，為了使士兵失去回家鄉的一切希望，把這些村鎮完全破壞了事。

這種「舉全國之力」以征服中原的宏圖，雖奠定了此後滿族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宏業，但也留下了永久的禍根——滿族的龍興之地、滿洲地區的武裝真空狀態，及這一地區經濟生活的急劇衰落——東北三百年外患史，幾乎都與這一禍根相關。

寧遠之戰，是首次明軍打敗後金軍。

所以，1644年，當波雅科夫帶領的哥薩克遠征隊來到黑龍江時，自然就認為土著都是獨立的部落，其報告中寫道：「他們不向任何人繳納實物貢，經過基利亞克人住居地區，航行到大海歷時兩禮拜，沿阿穆爾河（黑龍江）兩岸一直到海邊都有定居的基利亞克人的烏魯思（村寨）。就是在海上各島嶼和海灣的地方，也有很多定居的基利亞克人的烏魯思。他們靠捕魚為生。他們基利亞克人不向汗繳納實物貢。」

但這還僅僅是一個低調的前奏，往後大清的舉措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主題。

十七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俄衝突越來越頻繁，清廷當時陷於「內部事務」——要平定漢族區域的抵抗力量和重建中央政權——無力派遣足夠的軍隊和輸送足夠的軍需，於是他們採取「焦土政策」，試圖切斷哥薩克人的供給，阻止其前進。他們毀壞土著的穀物，放火燒壞其家鄉，迫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土地，強制「內遷」，由黑龍江左岸遷移到右岸（其中部分索倫、達斡爾爾人南徙到嫩江，女真人則從黑龍江和松花江下游遷移到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堅壁清野」以待來寇。

這種強制移民政策產生了「效果」：俄國人初到黑龍江時，土著們都種地和養牛，十年之後再來，田野都已荒蕪，這個過去輸出糧食的地區甚至無法養活人口大減的本地居民。這確實制約了俄國人的擴張，使他們難以弄到糧食、無法立足，但也造成了黑龍江左岸的真空狀態。

根特木爾問題，即起源於此。

根特木爾「叛逃」

據《黑龍江志稿》記述：「根特木爾，索倫部酋長，本居尼爾涅河（在尼布楚附近），順治十年，避俄將哈巴羅夫之難，徙居黑龍江南依諾敏河以居，受清佐領，官居十五年，誘於俄，偕二佐領逸去，雅克薩城既下，俄請和，清責以歸我逋逃，而根特木爾三佐領留俄未遣。」

《黑龍江志稿》

就清廷強遷土著以及根特木爾的動向，俄方文獻遠為詳細，彼得堡藏檔中有一份文獻，是1656年到達黑龍江的軍役人員向雅庫茨克軍政長官的報告。報告說，黑龍江一帶到松花江沒有發現久切爾人（俄羅斯對黑龍江、精奇里江與烏蘇里江一帶通古斯人的稱呼），只在黑龍江發現很少幾個久切爾人，「據說是博格德汗命令他們這些異族久切爾人從阿穆爾大河、從松花江下游遷移到博格德國（清廷）庫爾加河，博格德皇帝的酋長謝爾古達伊溯松花江而上，燒了他們的東西和帳篷，使他們徹底破產」。松花江一帶所有的異族人都遷移到博格德國去了，原來的村寨空無一人，都被燒光了，「沒有莊稼，任何地方都沒有種莊稼」。

17世紀末繪製的雅庫茨克及周邊地區的地圖

據此，俄方歷史學家認為，「清廷當局企圖把居住在阿穆爾河沿岸地區的當地部落驅往滿洲的內地，這就引起了當地部落的反抗，其中有些部落，例如鄂溫克酋長根特木爾的氏族便從滿洲遷來，置於俄國城寨的保護下並加入俄國國籍」。俄方檔案顯示，沙皇批准根特木爾入籍後，他們每年每人交納三張貂皮的實物稅，所交貂皮質量是最好的，根特木爾也與哥薩克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此後，1684年，根特木爾和他十三個兒子中的卡坦乃一起受洗加入俄羅斯東正教，根特木爾隨後應召前往莫斯科，死於途中。卡坦乃被封為莫斯科貴族，統治納實物稅的歸順部落）。

成貴族後，根特木爾家族的族徽。

西伯利亞事務衙門檔案（第1355卷）記載，根特木爾統治著許多達斡爾種田人，他們向他繳納毛皮實物稅，為他耕種土地；他曾出任過清廷職官，有自己的軍隊，被編入正紅旗，領都統軍銜，曾率隊赴呼爾瑪堡同俄國人作戰。俄方史學的說法是，當他駐紮在呼爾瑪堡時，「看到俄國人的美好生活，極為羨慕」，希望自己也能為俄國大君主效勞，故並未同俄國人作戰，當滿族軍隊撤退時，他就脫離了清廷，率全族五百多人遷移到尼布楚，投奔俄羅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1619-1792）》）。如果此說屬實，則時間當在1655年前後，而非中方文獻所說的「官居十五年」之後的1667年（不過也有俄方史學者認為他1667年才正式擺脫滿人控制，攜帶自己家人和整個部族投奔俄國，並在阿穆爾河畔安頓下來）。當然，也可能是，在1655年至1667年間，他仍舊保持清廷職官身份，而未正式加入俄國國籍。

至於逃亡原因，日人稻葉君山在《清代全史》中說「根特木爾不滿意於清國之待遇」，但俄方文獻記載是，他被清廷授予四品官，每年向中央政府領取一千二百兩白銀的俸祿，還有黃金三盒，似乎待遇問題並非主要原因。造成根特木爾「叛逃」的原因，表面看是俄國人的誘惑，實質卻是大清「強遷」土著這一政策造成的後果，以及由這一後果造成的連鎖反應——帝國的爭戰使地方人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但不管這些土地歸屬何方，依賴土地為生的土著還是渴望回到自己的故土、鄉邦。或許，在帝國角度看，這是背叛。然而，從生於斯長於斯的土著居民的角度，這不過就是一趟「漂泊」與「回家」之旅。根特木爾自己就曾向俄方大使斯帕法里表示（斯帕法里出使時路過尼布楚），即使沙皇將他送交清廷，「他寧肯自盡也決不會活著到北京去，因為他和他的雙親都出生在涅爾查」。

交涉：一封國書的三個文本

得知根特木爾率眾逃回當時已經由俄國人佔據的尼布楚，清廷下令追討，當時還是扎爾固齊（辦事員）的馬喇率領一支六千人的隊伍，攜帶十門大炮去討伐根特木爾。先行派遣一個達斡爾人到尼布楚打探消息，根特木爾抓獲此人，告訴他自己屬於白沙皇的臣民，遵照他的意旨建造了尼布楚和阿爾巴津兩座城堡，並告知大君主希望兩國間友好相處，希望貿易往來。

達斡爾人回來報告，馬喇當即派人回奏，建議與白沙皇的人友好相處。欽令馬喇派人前往尼布楚，最好帶幾個俄方軍役人員回京，以便寫一份國書給沙皇，並了解事情真相。尼布楚為此派遣了十多人隨同馬喇回京，這些軍役人員回尼布楚時，清廷派遣使者隨同並帶回國書。

據俄方文獻記載，清廷這次派遣使者，在1669年12月20日，俄方報告稱「博格德使者沙拉岱一行四人」到尼布楚，控告俄國哥薩克的強盜行為，說他們「進行征伐，洗劫達斡爾人、久切爾人，在兩國之間挑起爭端，希望大君主照顧博格達人，禁止阿爾巴津人員進行征伐並侵犯他們」。尼布楚軍政長官阿爾申斯基還詢問過為什麼他們不再到尼布楚做生意，沙拉岱回答說，他們不敢，因前些年（1665年），博格達皇帝使者切普切烏爾酋長曾來此地，被當時的督軍托爾布津扣留三個月，並給他帶上鐐銬。尼布楚軍政長官阿爾申斯基為此向阿爾巴津下令，禁止征伐，不得在兩國間滋生事端。

1670年4月25日，沙拉岱第二次到尼布楚，這次帶有一封文書。俄方收下後，請通古斯譯員翻譯，隨後將國書連同譯文一起送交莫斯科。阿爾申斯基為此報告說，「這份國書譯得準確與否，臣僕我確實不知道。因為在涅爾琴斯克沒有俄國通譯，沒有人能確切翻譯這封國書」。現存俄國檔案中收有這封國書，是由理藩院用康熙名義寫的。國書中表示，沙拉岱是由「博格達小王公梅康季」派遣的，梅康季再回報博格達皇帝。博格達就根特木爾事詢問梅康季：「他原向何人納貢？是向大君主還是向朕？」梅康季表示，無法確知他原來向誰納貢，「根特木爾兒媳曾住博格達國，他們之間曾有訴訟，但長官未能據實判決，於是根特木爾憤而離開博格達國。現根特木爾在涅爾琴斯克寨哥薩克處向大君主繳納實物貢。」國書中還表示，今後「如有事需告我方，望你等派使前來，可同我等面商」，並希望根特木爾自己或派遣他人前來面談，保證其安全。

理藩院，清朝時處理外藩事務的部門，始創於清朝皇太極年間，在順治年間由附屬於禮部改為獨立部門，並在清初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前兼領對俄羅斯事務。

為此，阿爾申斯基派遣米諾瓦洛夫隨同沙拉岱前往北京。難以確定他的使命是否僅僅為交涉根特木爾，不過訓令有明確指示，如果清廷詢問，則應回答：「沒有君主的諭旨，督軍不敢將根特木爾遣返，蓋因根特木爾年老多病之故。關於此節，涅爾琴斯克督軍已向莫斯科我大君主奏明矣，如大君主准予遣返根特木爾，督軍當即遵照大君主諭旨，把根特木爾遣回」。不過此使團為尼布楚地方當局違制派遣，阿爾申斯基為此遭撤職處理。

當米諾瓦諾夫離開時，清廷派遣官員孟額德護送至尼布楚，並攜帶康熙致沙皇的國書，國書是用滿文寫的，漢譯文本如下：「撫御寰區、人間聖主皇帝陛下曉諭察罕汗。爾國人達尼洛奏達朕聽：爾亦願和好，根特木爾事，彼等奏請爾旨，旨到，即行遣還，但求約束相鄰之朱爾奇，勿相侵擾。曩者，我捕貂人等奏稱，黑水河即石勒喀一帶有羅剎不法宵小欺凌我朱爾奇、達卡爾等，劫奪彼之貂品，並有根特木爾仗恃賊勢，奔逃羅剎，奏請擒戮不法羅剎等情。朕乃寰區人主，聞羅剎者乃爾之屬民，今爾願和睦相處，則應歸還叛逃之根特木爾。此後，亦勿啟邊釁，果如此，則可安寧。特致此書。康熙九年五月十三日。」

尼布楚

這封國書後來竟然成為雙方爭執的焦點之一，可見語言問題在外交中的重要（其實，米諾瓦諾夫攜帶的俄文文件清廷也無人能識，張玉書《外國記》說：「俄羅斯遣使奉表投誠，表文字盡不可識，字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籙，因招其來使譯文以進」，見《昭代叢書》）。國書送達時，由於俄方無人懂滿文，就由當地通譯口述大意，筆錄為俄文，連同原來的滿文送達莫斯科。因此，清方認為，沙皇已經正式收到這封國書。但莫斯科政府還是無人認識滿文，對於通譯的俄文翻譯也不敢確認（沒有法律效力，而且事後發現，通譯曾擅自加上了大君主的稱號，並把一些粗暴的語詞譯成溫和的文句）。故斯帕法里出使時，就把這封國書（還包括明朝時的兩封國書）一起帶到北京，請耶穌會教士南懷仁重譯，於是有了互有出入的三個文本。

南懷仁譯本為：「皇帝致爾察罕汗。爾之達尼洛向朕呈文一件，謂爾亦願兩國和好，又謂，彼——達尼洛已就根特木爾一事向爾陳奏，如爾諭令將根特木爾遣回，彼自當立即將其遣回，但望距彼不遠處居住之久切爾人切勿為害彼等，云云。我國獵貂之民及其他人等向朕稟報，居於黑色河流（可能指石勒喀河）一帶之人，乃羅剎也，羅剎屢屢欺凌我國之久切爾人及達斡爾人，並在彼等所居地區獵貂。關於根特木爾，上述我國獵貂之民等稟報，該根特木爾欲託庇於羅剎，投奔彼等，且已信奉其教，上述我國屬民奏請剿滅此等羅剎。朕今復聞，此等羅剎乃爾之臣民，朕為此已派員前往查明真偽。該達尼洛遣伊格納季等十名使者前來，聲稱，爾曾言，羅剎乃爾之屬民，朕信其言，今爾既願與朕和好，則應將逃人根特木爾交還。願今後兩國邊界勿啟爭端，若照此行事，則和平可保，特此函達。」

南懷仁，天主教耶穌會教士，清康熙朝時來華傳教。耶穌會教士是沙俄了解清廷信息的渠道之一。

1670年至1672年間，副都統孟額德接連三次去尼布楚，催問俄國是否已經對此國書做出答覆，但似乎沒有結果。對此，俄國歷史學界的解釋是，「這些信件，有些是從來就沒有送達目的地，要不就是幾年以後才送到莫斯科」。他也曾勸根特木爾前往北京，以皇帝的名義賞賜他綉金的袍子，一條武將的腰帶和腰刀，還有黃金和白銀。但根特木爾拒絕了，都統為此以戰爭相威脅，根特木爾卻支持俄國人，表示為保護尼布楚的俄國人，不惜與大清一戰。

不過，俄方認為，孟額德並非純粹為外交使命而來，1672年他到尼布楚附近時，是跟隨部隊一同來的。俄方文獻記載，他「把涅爾琴斯克寨附近那些大君主的異族貢民召到自己跟前，威脅說，如果他們這些異族貢民不老老實實地到他們的博格德人那裡去，那麼今年草生後他們就要派出大軍進攻涅爾琴斯克，夷平這個城寨，並把這些異族貢民統通抓走。」（《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二冊）

《十七世紀俄中關係》

就此，根特木爾事件一再發酵，兩個帝國的戰爭也在一步步逼近。（文/鄧文初；編輯/子傑；相關配圖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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