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文：學術是我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文丨張立文

「人生就在於奮進，生命就在於創造，只要認定了目標，就要不斷地追求，以達真、善、美的境界。」這是我198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批為教授後對訪問者說的話。它既是我學術生命的深切體驗，也是我生命學術的矢志追求，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的緊張和融突構成了我這一生學術生涯的風風雨雨。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限的體質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識學術，艱也！難也！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的學術生命與生命學術度越不了時代和環境的「地」的生存世界，也度越不出性命和機運的「人」的意義世界，以順應自然而然的「道」的可能世界。基於此，我把自己的生命大體分為兩個階段：「文化大革命」以前為學術的生命，之後為生命的學術。有生命的存在與開拓，才有學術的追求與發展。生命是學術的體能和智能的支撐，學術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的時代和環境，只能有學術生命，而不可能有生命學術，假如有，也只能處於「潛龍勿用」狀態，以保生命的生存，而罔顧學術。學術和生命相兼并得，是「文化大革命」後所開出的新局面。

依照我的理解和體會，學術生命是以生命投入學術，以求生和求學為宗旨，在求生存中求學術。在那「考零分為光榮」、「斗大字不識一籮筐」為榮耀的「打倒學術權威」的社會氛圍中，學術被視為反動，被視為「白專道路」，被誤讀為是與要滅掉的資產階級思想聯繫在一起的。但我卻把生命投入學術，尤其是投入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而不是「理工科還是要辦的」學科，故而被人視為「傻子」「書獃子」。然而，我無怨無悔，克服一切艱難困苦，不管學術生命道路上陷阱遍布，荊棘叢生，我認定了目標，堅持走下去。

求學術的最好途徑、最優選擇是考大學，這是我學術生命的最初目標。學術生命支撐著我度過「紅薯當糧草，火爐當被襖，竹篾當燈草」的「三同」歲月，挺過鎮反運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批鬥時日，度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知識愈多愈反動」的「革命」春秋。歷經種種磨難，慶幸生命的實存，慶幸考上中國人民大學，起始了學術生命。

學術生命既已起始，就不能中途而廢，而只能不斷追求。因此，我放棄了結束「牛郎織女」生活的祈望，拋開了一躍龍門而成為領導階級的榮耀，只想過艱苦的、平淡的、寧靜的、無利的、無出息的（當時是這樣看的）學術生活，以能延續學術生命。在當時確有點「生命誠貴，親情價高，為了學術，皆可拋棄」的意味。正由於有這麼一點精神，所以在「三同」之餘，耕耘之後，運動之間，批鬥之暇，也還捧書沉潛，自我切磋，偶思所得，喜不自禁。讀書給人以知識的海洋、智慧的啟迪、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培育、思維的鍛煉、觀念的構成，並給人以煩惱的緩解、孤獨的消除、痛苦的減少、精神的安撫，因此，讀書求學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內容，學術生命是我自己交往活動的主旨。

「文化大革命」後，我的學思歷程發生了顯著變化，學術生命的開展與生命學術的追求交相貫通。如果說學術生命是把生命投入學術，生命在學術的交流、涵泳中流逝，那麼生命學術的主旨則是以生命轉生學術，轉生智慧，生命在學術的交流、涵泳中獲得深刻的體驗，換言之，即轉生命為智慧。

生命是我們活著的實存主體與生俱來的。荀子認為，生命現象不僅人具有，而且草木、禽獸也具有。「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貴的價值就在於人有知、情、義的生命現象以及道德。生命可以與生俱來，但智慧不能。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時，無論出身如何，貧賤抑或富貴，智慧都是一張白紙，任何人均得從零開始學習，在白紙上塗鴉。這就是說，天老爺一視同仁，人人平等，把每個人放在同一起跑線上，沒有任何優待和偏愛，每個人必須依靠自己在競賽場上的拼搏去獲得成績和智慧。

轉生命為智慧，就是在這個競賽場上，生命在體驗、反思、探索、總結學術生命中，在學術生命走近生活、走近社會、走近現實中，在化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心靈、不同文明間的衝突中，以及由此五大衝突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道德危機、精神危機、價值危機中，以全球的視野、人類的意識來觀照學術生命，以實現轉生命為智慧。

智慧之智，見於甲骨文，《說文》：「智，識詞也。」慧不見於甲骨文，《說文》：「慧，儇也。」徐鍇《系傳》：「儇，敏也。」「智慧」兩字均有聰明的意思。墨子主張尚賢使能，以治理國家，「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孟子與公孫丑辯論，講到周文王依靠其小國而建立豐功偉業，是困難的。齊國有句俗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現在乘勢推行王政，與周文王相比，就容易多了。智慧指聰明、才智。「智慧」又作「智惠」，荀子認為，天子勢位至尊，應該是「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佛教傳入中國後，智慧為梵語般若的意譯。《大智度論》卷四三載：「般若者，一切諸智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窮盡到邊。」是指了悟迷惑、證實真理的識力。西方把愛智慧理解為哲學，它是對希臘文philosophia的翻譯。簡言之，智慧既指人體認、辨析、判斷的才智和與時偕行的創新發明的智能，也指度越形相、無形相和超名言之域的理智了悟。

如何由學術生命向生命學術轉生？如何能轉生命為智慧？如何由體認才智到理智了悟的超拔？如何把超名言之域的不可能性變為現實的可能性？如此，就不能僅停留在顯性現象的層面，如身的求生活動，心的求學活動，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求知活動和審美經驗的求情活動，這些都是在探索學術生命的「是什麼」之域。生命學術是變「是什麼」為「為什麼」的求索，即變「所當然」為「所以然」的探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所以陰陽者，道也」。所以，道體的追求是德性的觀念層面，它具有制約、影響顯性現象價值導向的意義。但隱性觀念是在對顯性現象的體悟中了悟的，是「為什麼」對「是什麼」之深層奧秘的覺解，是對「打破砂鍋問到底」之「底」的覺悟，即是一種度越形相與無形相、度越名言之域的理智了悟和覺解。

轉生命為智慧，關鍵在智慧。智慧所關注的是點燃與時偕行的發明創新智能的火花，提出化解當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衝突和危機的系統理念，構建體現時代精神的中華民族的哲學理論思維體系。如果說我的《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李退溪思想研究》《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戴震》等，是代古人發言，畫古人思想之畫，再現古人精神之風采，那麼就需要遵循求真、求善的原則，而不能借古人思想之題，任意發揮而太離譜。只能依據其本人的著作文本、相關的記載之真，描述其思想形象，闡發其心靈氣質，詮釋其理想精神，整合其精、氣、形而成研究對象的完善本真。雖後人、今人與古人存有時空的差距，以及後人、今人在與時偕行的不同人文語境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前見」「前識」，而不可能完全再現古人的本真和其思想的本義，但對實存主體的研究者來說，在其理念層面應力求貼近研究對象的精、氣、形，盡量縮短由時空差所造成的隔界。它要求研究者有一種誠實的態度和真誠的詮釋。在這裡，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我注六經」的關係。

那麼，如何轉生命為智慧？簡言之，就是建構獨具個性化的、生命智慧的、智能創新的理論思維體系。我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傳統學引論》《新人學導論》，就是度越中國傳統哲學理論思維形態的探索；《和合學概論》《和合與東亞意識》《和合哲學論》，是在上述「三論」基礎上的提升，是在重建倫理價值、安頓價值理想、營造精神家園、落實終極關切的根基上，進入和合生生道體的天人和樂的美的境界。這個天人和樂的和合世界，在終極追求上是與儒家的大同世界、佛教的西方極樂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基督教的天國世界、伊斯蘭教的天堂世界相貫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學術已度越了學術生命的精、氣、形的「我注六經」的學術進境，而躍於和合生生道體的建構中華民族自己的理論思維體系的途中。這裡，我與「六經」的關係已轉變為「六經」為我所用，「六經」是說明以及論證我的觀點、理念的資源和活水，這就把超名言之域的不可能性轉變成了可能性。

轉生命為智慧，是轉學術生命的照貓畫虎式的「照著講」、「聲一無聽」式的「跟著講」、秉承衣缽式的「接著講」，為生命學術的獨具匠心式的「自己講」「講自己」。「自己講」「講自己」是古希臘哲學「認識自己」的邏輯延伸。「認識自己」要求直面生命的本來面目，「講述自己」要求直面「話題本身」或生命學術本身，「講述自己」是對「話題本身」或生命學術本身的體貼、發明和創新。傳說蘇格拉底為了證實神諭「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到處找有知識的政治家、詩人甚至工匠談話，以求證自己是否比他人更聰明、更智慧，從而證明神諭是駁不倒的。他反躬自問，覺得自己其實毫無所知，「自知自己無知」正是他的聰明所在。柏拉圖說：「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人，發現自己的智慧真正說來毫無價值，那就是你們中間最智慧的了。」蘇格拉底要求人人都「自知自己無知」，而要人「認識自己」。「自己講」「講自己」，正是由於自知自己無知，不會「自己講」「講自己」的哲學，才要求知自己哲學的無知，從而激起強烈地求知自己民族之哲學的動力，獲得自己知自己哲學之知，講自己哲學之講。

如果說蘇格拉底教人要「認識自己」，就是說要人認識「真正的我」，那麼我們「自己講」「講自己」就是要認識中華民族真正自己哲學之我，把自己從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學、主義的註腳中解放出來，從削足適履地肢解中華民族自己的哲學以合西洋哲學之謂哲學之履中超拔出來，從那種分門別類的按宇宙論、認識論、辯證法、歷史觀等教條式的重新組裝的固定框架中跨越出來。只有這樣，才能有中華民族真正自己哲學之我，才能「自己講」「講自己」哲學之真，才能建構真正適應中華民族與時偕行所需要的哲學智慧，以及化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衝突和危機的智慧之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轉生命為智慧，使生命學術變為現實。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人生在世，生命如流星，一閃而逝，若能閃出一絲光芒，就有所價值了。事實上，數以千萬計的流星默默無聞地、無顯光芒地消失在宇宙中，又有誰看得見！誰知道！如果說人生是一種擔當、責任和使命，那麼就應該憂中華民族文化處弱勢之憂，憂未真知中華民族自己哲學之憂，憂不能講中華民族自己哲學之憂，憂思難忘！人生雖「慨當以慷」，但若沒有孟子那種「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氣魄和精神，那麼就沒有這種擔當的能力和智慧。既然如此，還是回頭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在這裡，只是一種「淡泊以明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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