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然大悟！《資治通鑒》竟還藏著這些用人之道的智慧？

通觀一部《資治通鑒》可以發現，司馬光對選官用人問題給予了突出關注，並以「臣光曰」形式的議論，對中國古代的選官用人原則進行了高度的總結。

這些原則是他站在治國理政高度上對用人之道的總結，是對歷史的總結。

一、「德者，才之帥也」：只能以德統才，不可以才勝德。

《資治通鑒》是以三家分晉開篇的，司馬光為了論述其關於用人標準的理論，在敘述三家分晉的事件之後，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滅智伯之事，並由此引發了一段長篇的關於才德關係的議論。

原本是智家的勢力最大，為什麼沒多長時間就被趙家消滅了呢?司馬光通過鮮明的對比，用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認為，智伯之所以亡，關鍵是「才勝德也」，智氏在選接班人的時候，過於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

司馬光接著對才和德兩個概念以及二者關係進行了定義，「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

聰，是聰明睿智;察，是精明細緻;強，是強大健壯;毅，是果敢堅毅。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帶來的品格，或者說是才的具體表現。

而德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人的正、直、中、和。這四個字在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中有著特別豐富的內涵，也是司馬光強調的用人標準的核心。

正對應的是邪，強調的是純正、正派、正大光明，它的反面是自私、貪求、歪門邪道；

直對應的是曲，強調的是公道、合理、誠實不欺，它的反面是虛偽、狡猾、陰謀詭計；

中對應的是偏，強調的是守常、折衷、不偏不倚，它的反面是多變、極端、厚此薄彼；

和對應的是爭，強調的是協調、均衡、和而不同，它的反面是狹隘、排他、你死我活。

在司馬光看來，才和德的高下輕重，昭然若揭。在二者關係中，只能以德統才，不可以才勝德。

司馬光接著按照才德之有無及其相勝關係，分人群為四等：才德全具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至於取人之術，則是「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馬光出於現實感慨而發的這一番憤激之語，無疑將複雜的人性與才性做了過於簡單化的處理。

不過，德才兼備、以德統才，卻一直是中國政治傳統中選官用人原則的主流。

唐文宗太和八年，面對牛李黨爭的困局，唐文宗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在司馬光看來，這是唐文宗在用人問題上的嚴重失誤導致的，「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

他批評唐文宗總想在臣僚之間搞平衡，發生爭端的時候，不問對錯，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明明知道對錯，也不敢表明態度，支持正直公忠之士。

二、「先器識而後才藝」：推崇有擔當意識和包容能力的人

在政治生活中，一個人的德還體現在器識上。

一個具有擔當意識和包容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稱得上是「器識宏偉」。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特彆強調器識。

在記唐代儒將裴行儉去世時，司馬光又追述其擔任吏部侍郎時「有知人之鑒」，通過裴行儉對包括「初唐四傑」在內的幾位年輕士子發展前途的判斷，並得到應驗的事例，突出表達了「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的觀點。

儘管裴行儉的所謂「知人之鑒」難免主觀武斷之嫌，甚至對「四傑」的這一段負面評價是否出自裴行儉也受到質疑，但司馬光對裴行儉的稱頌，以及對「先器識而後才藝」用人原則的推崇卻是顯而易見的。

司馬光看重器識，還體現在他對唐玄宗朝被人們稱為「伴食宰相」的盧懷慎的態度上。

因為自己的同僚是被稱為「救時之相」的姚崇，氣場強大，才能突出，所以遇到事情，盧懷慎都推給姚崇去拿主意，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

司馬光記此事為：「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接著就為盧懷慎辯解，「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

司馬光並不認為盧懷慎是吃飯不干事的宰相，而是有氣度有容量的賢臣，是符合其「正直中和」標準的有德之人。

他因此提出了同僚關係中的兩種不良傾向，「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

在司馬光看來，實行集體宰相制的情況下，如果和心術不正、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顧國家安危、不講原則地附和他，以維持一種表面的和諧，這種人是應該批判的罪人。

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賢者智者，你非要與其一爭高下，甚至不惜採取陰謀手段，對其進行擾亂、詆毀，以達到分其權、竊其名的目的，這同樣也是歷史的罪人。

司馬光為盧懷慎辯解，強調的是，謙退也是一種氣量和器識，推功於賢智之人以維持一個團結協作的領導班子，而不是處處去出風頭搶角色，因此而被人們不冷不熱地譏諷一句「伴食宰相」，這也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

三、「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不求全責備，主張隨器授任

在用人思想中，司馬光對人才並不一味地求全責備，而是主張隨器授任。

在《資治通鑒》中，他非常注意選取那些「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言論。

如記戰國時期子思向衛侯推薦苟變之事，衛侯因為苟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德行有虧，故決定棄而不用。子思勸誡說，「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衛侯聽取了子思的建議，任用苟變，造就了衛國的一代名將。

《資治通鑒》中最推崇的用人成功的君主當數唐太宗，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駁斥封德彝錯誤人才觀一事。

唐太宗即位之初，就要求擔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舉薦人才，但許久都沒有推薦一人。唐太宗詰問何故，封德彝回答說：「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

封德彝的回答暴露出嚴重的思想觀念問題。

人才在哪裡?每個時代是否都有適應時代需要的人才?看似簡單的問題，不是人人都能想得通的。

此前，唐太宗就一直為難於發現人才而苦惱，給事中杜正倫乘機對他說：「每一個時代都一定有人才，隨時都可以用，豈能等到夢見傅說，遇到呂尚，然後才求治理國家嗎?」

傅說是傳說中商王武丁時的賢人，呂尚就是姜太公，是周文王時期的賢人。

這句話點醒了唐太宗，為了發現人才，他下令中央各部門的長官舉薦賢能，表示將量才任用。

現在封德彝居然回答說滿世界也找不出一個像樣的人才，唐太宗就理直氣壯地搬出杜正倫的理論駁斥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

事實上，經過多次舉薦，各方面的人才都陸續提拔到合適的崗位上，並形成了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人才班底。

貞觀四年年底的一天，在任的各位宰相陪同唐太宗一起吃飯，宴席間，唐太宗對王珪說：「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房)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

意思是說，你王珪是以善於品評人物出名的，口才又好，今天你就針對在座的各位宰相，都來品評一番吧，還要對自己有個定位，與各位大臣相比，衡量一下自己的短長。

王珪也不推辭，當著皇上和宰相同僚的面，就發起了高論。

在王珪看來，這個宰相班子中，有負責全面打理朝政且忠心耿耿的房玄齡；

有隨時可以帶兵出征、才兼文武的李靖；

有負責為皇帝上傳下達而能做到簡明扼要、準確無誤的溫彥博；

有能夠在繁雜的日常政務中分清輕重緩急、做到眾務必舉的戴胄；

有希望通過自己的諫諍，使君主克服人性的弱點，而成為聖明之君的魏徵；

還有王珪那樣一個敢於當眾表揚與自我表揚、對待看不慣的事情敢於毫不留情指出來的炮筒子。

唐太宗是多麼的幸運啊。但是，唐太宗的幸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正是他「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方針指導下所達成的良好局面。

在貞觀後期的紀事中，司馬光還專門選取了唐太宗分析自己成就貞觀之治的五點總結，都是關於用人方面的，其中有一點就是「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只有「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才能真正地發現人才。

四、「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擾與規則約束的矛盾

選官與用人，除了講究原則，還需要有制度的保證。

到司馬光的時代，中國古代選官制度已經非常完備，完備到出現了新的困局。一個人能否做官，能夠做什麼級別的官，不是哪個人可以說了算的，而是通過嚴格的資歷體系各項指標的計算得出來的。

這個資歷體系，由出身、任職經歷、考績、舉主、年資等等因素構成，而且都是有檔案可查的。

用蘇軾的話說，「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

所以，他提出了任人與任法的兩難抉擇問題，「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中?」(蘇軾《私試策問·人與法並用》)

簡言之，蘇軾的問題在於，選官用人的過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擾與規則約束的矛盾。

司馬光當然沒有直接回答「蘇軾之問」，卻在《資治通鑒》中評論唐代中期宰相崔祐甫用人之時，間接提供了一個答案。

由於德宗皇帝居喪，崔祐甫獲得了特別的授權，面對前任宰相常袞積壓的大量人事安排，他放開手腳，不到二百天的時間裡，就安排提拔了八百來人。

德宗皇帝對他說：「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

崔祐甫回答：「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不認識的人自然無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

德宗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君臣之間的這段對話，涉及到蘇軾說的任人與任法的問題，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憑著皇帝的信任，本著一顆公心，在自己認識的人中大膽提拔任用。

司馬光並不認同崔祐甫的做法，僅憑一人之力，熟識的人總是有限的，即使完全出於公心，也不可能沒有遺漏。

他提出的辦法是，「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發之私於其間」。

這是司馬光有關選官用人問題論述中最切近制度設計的議論，也是對「蘇軾之問」最接近出口的一個回答，這樣做既不陷於人情干擾，又可免于越來越繁密的規則的束縛。

但是，這個議論畢竟還是停留在理念上，在制度設計中如何做到「舉之以眾，取之以公」，這就不是生活在遙遠北宋時代的司馬光和蘇軾們能夠解決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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