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超：如何構建中國醫藥創新的生態系統

信達生物董事長俞德超博士

導語：

自「十二五」規劃以來，中國生物產業可謂快速增長，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5%以上，兩倍於當年GDP增速。2015年，生物產業規模2015年已超過3.5萬億元，並呈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創新是這輪行業發展毋庸置疑的主動力。為了更好地了解以製藥為代表的中國生物產業發展，尤其是新葯創新能力的現狀。近日，《知識分子》考察了蘇州生物納米園，經過10年的快速發展，這裡已成為中國生物產業快速發展的縮影。我們將以蘇州生物納米園為切面，通過一系列文章，為讀者呈現中國生物醫藥創新的真實面貌。

2016年，蘇州生物納米園的兩家新葯研發公司：信達生物和基石葯業，在全球生物醫藥投融資榜單中，位列前十名，融資規模共計4.1億美元。2015年，信達生物與美國禮來製藥集團兩次達成合作，共同開發新型腫瘤免疫治療雙特異性抗體，總金額達33億美元，成為中國生物製藥領域裡程碑式的事件。

國家「千人計劃」專家、信達生物董事長俞德超博士對《知識分子》表示，在國家近20年的大力推動下，基礎科研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新葯研發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但當下在新葯研發監管、國家支付體系以及資本市場准入方面，新葯創新仍頻頻遭受限制。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新葯研發環境？以下為俞德超博士的見解。

撰文 | 葉水送

責編 | 徐 可

中國新葯研發環境是否越來越好？

知識分子：最近，《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化學會周刊》同時關注到了正在快速增長的中國新葯研發市場，你對此怎麼看？

俞德超：我覺得這兩篇文章都有些誇大中國新葯研發的現狀，特別是《華爾街日報》用「Powerhouse」來形容中國正成為生物技術的世界強國，應該說中國正在朝著這個目標走，但離實現目標還很遠。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中國生物產業發展的確很快，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從「九五」、「十五」、「十一五」到「十二五」，四個五年計劃持續性的支持，以及在生物醫藥領域中863、973項目持續的投入；二是中國基礎研究發展水平的提高，大量海歸回國。至於生物技術的產業化，我個人覺得還沒有真正來臨，很多技術仍處於「青苗」階段，但前景很好，因為國際市場對中國葯的觀念正在改變。以前國際市場一談到中國葯，普遍印象是不放心、仿製、質量差，所以幾乎沒有老外願意花大價錢買中國的東西。但現在中國新葯研發的大環境，從政策、人才、資金、風投、監管上來說，都在變好，國際市場看中國葯的眼光也在變，只要你的東西是好的，他們就願意來投錢。

知識分子：近些年來，生物產業發展速度很快，我們還有沒有更大的空間改善研發環境，來鼓勵新葯創舉呢？

俞德超：對於創新，不管什麼行業，這三個方面很重要，我稱之為創新的生態系統：第一，基礎研究，所有的創新葯都是基於基礎研究，中國是在「四個五」投入後，基礎研究、技術方面有很大提高，論文和專利數量都很多，但原始創新還不多，真正革命性的技術，比如基因編輯、RNA疫苗等技術還很少，RNA治療技術成為去年融資最多的公司，這家公司位於美國波士頓地區，在A輪階段就融資了四億多美元，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想法和做法，這種革命性的技術突破，中國還很少；第二，監管科學，可喜的是，近年來，中國食葯監局（CFDA）正在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將會在中國醫藥創新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例如，食葯監局2016年實施的仿製葯一致性評價，要求曾被批准上市的仿製葯質量、有效性重新做一次新的評價，不符合要求的撤下來，中國要搞創新，尤其是製藥產業，一定要有這樣的鐵腕維護「規範」，這有利於中國葯業長遠發展。今年，食葯監局又接連推出了重大改革舉措。3月出台了《調整進口藥品註冊管理有關事項的決定》，5月11日，一天連續發布了三條鼓勵創新葯發展的公告（徵求意見稿），這樣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對推動中國葯業與國際接軌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藥品監管是一門科學，要遵從「科學精神」也要有「科學的路徑」，兩者缺一不可。事實上，美國所有的治療技術、產品上的突破，都與它的監管科學密切相關。在美國，如果你有創新的想法，有一些異想天開的東西，只要符合科學，都容許你去嘗試、去做，最後還容許上市；第三，市場准入，搞創新葯，一定要讓搞創新葯的企業或個人掙到錢，創造了財富才有動力和實力，從而更好地推動創新，但我們現在面臨的現狀是新葯研發出來後如果進不了醫保，葯就賣不出去，企業就掙不到錢。我這裡有一個數字，在中國批准的17個創新葯裡面，一年銷售額超過1億人民幣的，只有4個葯。即使賣了1億，因為前期投入大，企業也掙不到錢。我曾在《人民日報》寫過一篇文章表示，合理的回報，是持續創新的基礎。所以我覺得創新應該是這三方面：基礎研究、監管科學、市場准入，只有這三個方面的體系形成了，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創新葯。

知識分子：最近，CFDA為鼓勵境外未上市的新葯，經批准後，在境內外同步開展臨床試驗，縮短境內外上市的時間，很多人認為「狼來了」，你如何看待？

俞德超：以前，中國是關起門來做葯，國外的企業要進來，有設置門檻，要「三報三批」，有意把外企擋在外面，這當然對國內企業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最近，CFDA出台的草案，我個人覺得，這個政策是好的，最重要有三點：第一，這對中國老百姓是好的，老百姓有機會同全球老百姓同步用到世界最先進的葯，這些葯以往要等國外上市五六年後才有機會在中國上市；第二，對外企是重大利好，因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市場；第三，對中國企業產生巨大衝擊，但長痛不如短痛，就像當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一樣，如今回過頭去看，這個決策倒逼著我們實現了飛躍發展。

創新企業如何尋找研發方向？

知識分子：很多人認為，信達生物發展速度非常快，你覺得主要原因可歸結於哪些方面？

俞德超：信達生物於2011年8月份成立，至今不到六年。公司的快速發展最主要的還是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天時地利人和。如果說我們公司有特色的話，那就是創新。一個東西好不好，有沒有創新點，評價標準很簡單，第一，它能不能被批下來；第二，跨國公司願不願意花大錢買它。五年前，我們公司一開始運行的時候，就定了一個目標，要做世界標準的葯。我們目前應該是國內唯一一家通過世界五百強製藥企業GMP審計的企業。禮來公司跟我們有六個抗體在全球範圍進行合作。

知識分子：在藥物研發管線上，信達生物是如何設計的？基於什麼考量？

俞德超：目前，我們有15個單克隆抗體，有6個在臨床研究中，有4個到臨床三期了。有人說，全世界找不出幾家企業，藥品開發做得如此快。我們主要針對腫瘤，只做單克隆抗體。事實上，2016年全球賣得最好的10個葯裡面，有8個是生物葯。賣得最好的100個葯裡面，有57個是生物葯。修美樂是賣得最好的生物葯，年銷售額160億美元，它一年的利潤相當於中國所有葯的銷售額加在一起。但這個葯不一定在中國賣得好，在中國葯賣得好，靠醫生，在國外，療效好、安全的葯才可賣得好。另外，我以前開發過一個一類新葯康柏西普，治療眼病，它現在已是中國賣得最好的葯之一，預計銷售會超過10億元，它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為中國命名的第一個生物葯，所以眼科也是我喜歡的領域。

知識分子：現在創新的大環境很不錯，但如何做到持續不斷的創新呢，很多公司都是跟著創新的熱點走，沒有固定的方向，怎樣把握一個好的方向?

俞德超：我們很專註，那麼多的大分子、小分子，大分子裡面有各種各樣的領域，我們都不做，包括單克隆抗體裡面的ADC（抗體藥物偶聯物）藥物，美國公司也做得很多，我們不做，我們就做單克隆抗體。我們希望有一天，它們是中國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時候都能用得著、用得起的高質量生物葯。一個公司就像一個人一樣，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集中搞這個細分市場，將它做得最好。實際上，單克隆抗體是一個很大的市場，現在在研的生物葯裡面，83%是單克隆抗體。

中國公司當下是缺技術，還是缺優秀的CEO？

知識分子：中國很多製藥企業規模很大，但很多是家族式的企業，與國際製藥領域通行的做法不一樣，你覺得這些公司未來是否能與國際接軌？未來引領中國製藥領域，會是這些公司嗎？

俞德超：製藥行業在中國還是在起步階段。不像別的行業，這個行業最重要的一點是資源。一個家族企業，手上有非常多的資源，有第一桶金，像我們沒有第一桶金。這個行業要有大規模投入才有產出，所以家族企業不一定就做不好，家族企業也有做好的，中國也有很多這樣的公司。當然現在這個時代，製藥公司要變成真正的創新行業，必須面向國際，成為在國際平台上，做創新葯的企業。

知識分子：有專家表示，目前生物產業、技術、資本不是很大的問題，但缺乏綜合的管理人才，這種局面可能對研髮型企業沒什麼影響，對一個生產型公司來說，如何面對這樣的局面。

俞德超：是的。現在大部分企業包括我們公司，大部分都是留學生回來，專註於技術，生物產業企業單靠研發是不會成功的。所以我經常提醒我自己和我們團隊，不希望別人看信達就是一個只做新葯研發的，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以市場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包括我們的創新和投入。所以我們招了一批國際化的人才，利用國際化的資本，投資人都是國際化的，面向國際市場，做創新產品。我們公司正在轉型，從研發轉型到商業，現在已經開始準備做銷售了。

國內資本市場對新葯創新不友善？

知識分子：目前，國內資本市場並不支持創新型公司，企業如果要上市，需要有盈利，你如何看待？

俞德超：我個人覺得，雖然中國目前在實施創新型國家戰略，但配套還沒有完全跟上，中國的資本市場普遍追求短期實現回報，這對創新戰略的落地是非常不利的。像我們搞創新的企業，要進入資本市場，有門檻。只有盈利的公司才可進入，哪怕賣的只是生理鹽水、糖水也好，只要能掙錢都可以上市。這情況會導致真正搞創新的企業在不掙錢的時候不能上市，但等這些企業盈利了，有錢了，它們還有上市的必要嗎？美國納斯達克則不一樣，只要有一個好的商業模式，有創新基礎，有潛在盈利的可能，就可以上市。

知識分子：中國資本市場還需要做哪些調整，更有利於創新?

俞德超：美國證監會定的制度支持創新，這是美國為什麼永遠走在世界前面的原因之一。過去那麼長時間，美國政府所有的功能部門都在為國家戰略配套服務，這讓美國變成一個創新中心。此外，美國的創新還可歸結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移民，所有移民只要你有本事，就給綠卡，其實說到底就是吸引全世界的創新人才聚集到美國去，搞人才驅動；第二，搞創新就一定能得到財富回報，創造個人財富和大量的社會財富，尤其是創新如果能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這種自我價值實現的巨大成就感，會推動創新的資源形成合力。

知識分子：你覺得在中國做創新葯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俞德超：最大的挑戰，在我剛剛講的三要素裡面，還是第三個（市場准入）。很多時候，一個好葯最後送不到老百姓手上去。國家一定要改變支付體系，美國也不是靠國家掏錢來買葯，它靠的是商業保險，中國一定要大力發展商業保險，醫療市場應該放開，讓更多的社會資金進來，我們做的腫瘤葯可治病救人，但如果完全自費結算，價格很貴，農村裡很多人買不起，所以要有支付體系。美國為什麼變成創新藥方面的頭號國家，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這與它有完備的商業保險體系密切相關，病人看病的錢商業保險公司會掏一大部分。

未來5到10年，中國創新環境能否催生一個GeneTech（美國基因泰克公司）？

知識分子：你覺得中美創業環境有哪些不一樣？

俞德超：對我們來講，有可能影響最大的還是資本市場。美國創業會有人連續接盤，到了某一個階段就有人接盤，比如說，我這個葯「青苗」出來後，就有人買，做到一期有人買，二期三期上市也有人買，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人買。此外，它還有退出機制，這就變成一個良性循環，對投資、創業者、產品，完全是一種良性的生態。在中國，則沒有這種生態環境，你如果做（葯），那你就要一直做到上市為止，所以風險非常大。

知識分子：展望未來10年，中國生物產業會怎樣？

俞德超：我覺得，市場市值應該是現在的十倍。比方說，單克隆抗體市場現在是80億，彼時則會變成800億。

知識分子：你覺得五到十年中國有沒有可能出現像Genetech這樣的公司。

俞德超：五到十年嗎，沒有。

知識分子：更遠一點的未來會有嗎？

俞德超：未來有，五到十年時間還太短，出不了。現在中國整個創新導向還是以跟蹤為主，這就像在操場裡面跑步，以跟跑為主，但還有一大部分人是在操場外面跑，這是不入流的，連方向都搞錯，浪費更多的資源。領跑的則很少，我們要慢慢地從跟跑變成並跑，再到領跑，這要有一個過程。

製版編輯：李 赫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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