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大紅袍（二）「大紅袍」的身世之謎

九龍袍茶業

「大紅袍」作為萬茶之尊，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詞。但因為歷史久遠，戰亂頻仍，文獻流失，「大紅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樣，仍然停留在民間說法和神話傳奇的層面，成了一個千古之謎，吸引著人們去苦苦探尋和考證。

五種大紅袍傳說誰對誰錯?

在對於「大紅袍」傳說的眾說紛紜中，幾種影響較大的說法歸納起來無非「皇后治病說」、「縣丞祭茶說」、「猴子採茶說」、「縣長命名說」和「狀元報恩說」等幾個腳本。

腳本一

皇后治病說

「皇后治病說」純屬無稽之談。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當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從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紅袍」治好病，起碼要花費幾個月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

腳本二

縣丞祭茶說

「縣丞祭茶說」也十分牽強。自北苑始，閩北一帶雖然一直有祭茶的習俗，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格的著裝禮制。

腳本三

猴子採茶說

「大紅袍」雖然生長在岩壁上，但不至於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何況那區區的幾十米岩壁。無疑，「猴子採茶說」嚴重藐視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腳本四

縣長命名說

因為現在武夷山九龍窠「大紅袍」摩崖石刻，是民國三十二年縣長吳石仙書寫，由天心村石匠所刻，因此有人推算「大紅袍」得名於1943年。

這種說法有點簡單化。

1921年蔣希召著的《蔣叔南遊記》第一集《武夷山遊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數兩耳。」可見，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肯定有「大紅袍」茶了。

還有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卷四里寫道：「……若閩地產『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於世。」

「建」，即指建寧府（現建甌市），武夷山當時隸屬建寧府管轄；「旗」，指的則是茶，古代新採茶芽狀似旗、槍，古人常以「旗」、「槍」比著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於世」推算，也就是說「大紅袍」在清朝乾隆年間就名揚天下了。足見「縣長命名說」不準確。

腳本五

狀元報恩說

說的是明初福建籍舉子雷鎰趕考途經武夷山，中暑昏厥路邊，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葯為其治療。舉子病癒後高中狀元，回天心寺報恩，方丈說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葉，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以表謝恩。

「大紅袍」的故事從此不脛而走。

靖難之變後，朱棣為追殺建文帝，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胡瀠到武夷山時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了「大紅袍」的故事，便請旨敕封，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並正式冊封天心寺茶為「大紅袍」。

這是幾個腳本中最令人信服的。

印證理由一：紅袍含義

大紅袍，顧名思義就是紅色的袍服。在中國服飾的發展史上，衣著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於明朝。明朝洪武時期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製，規定「一至四品著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

其中「緋」就是指大紅色。

剛中狀元顯然還沒有品級，但狀元地位特殊可著紅袍，「大紅袍」茶出現於明代比較合理。

印證理由二：史料考究

近年來，隨著「大紅袍祖庭」——天心永樂禪寺佛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為「狀元報恩說」、「大紅袍」始於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

1991年，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工地挖出兩個明代的聖旨碑、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受明代朝廷敕封。

《明史·胡瀠傳》記載明成祖廣泛「頒御制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型大小。

上文也記載了胡瀠「十七年（公元1419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在佛教古籍《瑞岩實錄·詩偈》（清釋元賢著）中更有胡瀠的《夜宿天心》詩：

雲浮山際掩禪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里夜可無？

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可見在當時，尚在明初的時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經冠上了「大紅袍」之名。這些事實與「狀元報恩說」幾乎吻合。

印證理由三：聖旨敕封

聖旨是古代最高規格的文書，頒發給寺院的聖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

聖旨碑，一般是作為門坊等建築的構件，或單獨立在顯眼的地方，告訴人們這裡曾經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

但天心永樂禪寺為什麼有兩個幾乎一樣的聖旨碑呢？另一個是否是「狀元報恩說」所指的朝廷對「大紅袍」的敕封呢？

據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說，「狀元報恩說」原記載於《天心寺志》，後來寺志失傳於民國戰火，便由天心永樂禪寺僧人口頭代代相傳下來。

綜上所述，「狀元報恩說」與其他版本的傳說相比，更具有史料性、文化性、邏輯性和合理性，其故事情節、時間、地點、人物均和有關史料記載相符合，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順理成章，令人信服。

茶人和一綜合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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