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鎖田野︱郭建斌：參與觀察的反身性及其與訪談法的關係

通過參與觀察我們到底要得到什麼？或許有人會這樣回答：參與觀察自然是為了獲得觀察材料。這個回答的確不能算錯。但是，這樣回答只講到了「觀察」的方面，而忽略了「參與」，因而是不完整的。

參與觀察：要得到什麼？

如果說我前面講到的兩個和方法有關的問題是在一般的關於田野調查方法介紹中較少提及的話，「參與觀察」則是講田野調查幾乎無一例外地要講到的。並且，它甚至是我們判別某個研究是否是田野調查，或者說是考察田野調查的質量的一個重要依據。甘斯也曾這樣寫道：「觀察新聞從業者與觀察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我需要用心學會的，除了新聞記者們的行話，就是在故事選擇和生產過程變得一團慌亂的時候，如何靠邊站以免影響新聞記者的工作。」

但是，在對於這種方法的相關討論中，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通過參與觀察我們到底要得到什麼？或許有人會這樣回答：參與觀察自然是為了獲得觀察材料。這個回答的確不能算錯。但是，這樣回答只講到了「觀察」的方面，而忽略了「參與」，因而是不完整的。參與觀察自然要獲得觀察材料，但如果以觀察材料的獲得作為這一方法唯一的目的，我甚至可以說是沒有真正理解這一方法。雖然「觀察」必定要「參與」，但是「參與」並非僅僅是為了「觀察」。就我個人的體會，在「參與」和「觀察」這兩者之間，甚至「參與」比「觀察」更為重要。因此，在實踐「參與觀察」這一方法時，除了通過參與獲得觀察材料之外，由於「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自然也會通過身體的其它感官獲得除了視覺材料之外的體驗。這一點，在道理上並不難理解，但在研究實踐中或許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或許是研究者擔心那些通過視覺之外的其他身體感官獲得的感受太過於主觀，即便在研究中意識到這方面問題，也不敢（或不願）去直面它。但是在我看來，這樣一種體驗，同樣是通過「參與觀察」這種方法所要得到的。

在這裡以一個十多年前我在「獨鄉」做田野調查時觀察當地人看電視的例子來做具體說明：有幾天晚上，我在JW家的電視房裡做連續的觀察並記錄我所觀察、感知到的一切。電視房裡的電燈沒有打開，狹小的屋子裡只有電視機屏幕反射出來的微弱且不穩定的光線，門窗關得嚴嚴實實的。屋子裡偶爾會瀰漫著屁的味道。包括我在內的幾個人會在電視房裡抽煙，煙味長時間瀰漫在屋子裡。兩集電視劇之間的間歇，人們進進出出，地上揚起的灰塵我也是通過鼻子感受到的。這樣一些感知，並非是觀察到的，而是通過嗅覺體察到的。

上述這樣一種體驗，已經不僅僅是觀察。在事後的田野筆記中，我也這樣寫道：攝像機可以記錄下形象，但卻不能獲得這樣的感知。因此，就參與觀察而言，絕不僅僅是看，更為妥帖的表述是一種體驗。這是我在這裡想說明的第一個方面。

在講到參與觀察時，甘斯這樣寫道：「同時，我也竭盡全力觀察自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所扮演的觀察者這一角色，藉以理解我的在場如何影響研究對象以及我所了解到的信息。」甘斯在這裡所講的觀察自己，主要是為了對所獲得的信息的可靠性進行判斷。但即便如此，或許很多進行參與式觀察的人並未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甘斯進而這樣寫道：「有一兩次，人們把我形容成了他們的良心，這讓我感到不安，因為這暗示出我強迫他們遵循了一些我不在場的情況下可能被違背的原則。」

甘斯的這樣一種具有反身性意義的思考和人類學中所說的反身性（reflexive）還有所不同。有人類學研究者也這樣講過：「當我們觀察某個文化時，我們就是儀器。」這不是說研究者只是作為一種儀器一樣的物的存在，而是說研究者沉浸於觀察對象之中，有時甚至成為觀察的內容。對於反身性問題，下面的這個解釋是較為全面的：反身性問題，不僅僅是強調研究者內在的自我反思、反省，也強調研究者對整個研究過程的全景式把握，以及全景式把握所形成的研究者與研究之間的一種疏離感。正是這種疏離感營造了一種動態的「身外之境」的狀態，令研究者在研究的每個環節保持著對整個研究過程的全景式的自我觀察，進而實現「反諸己身」的對本文化的自我審視。

從反身性問題入手，也就是說研究者不僅要觀察研究對象，同時研究者自身也是觀察的對象。這一點，在既往關於參與式觀察中也很少被提及。反身性問題為何重要，有人類學研究者做出了這樣的解釋：

提出反身性問題是對那種假裝出來沒有「我」的客觀性的對立，事實上有一些錯誤的人類觀察者，只能從某些特殊的時空位置上進行觀察。我把這種假設的客觀性稱為「法官的謬誤」，我們借這種客觀性的所說所想，好像是我們的外來者狀態和教育長度，給了我們如同高等法院法官一樣的權威來決定什麼是對的。

訪談：見機行事

說到訪談，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是那種正兒八經地坐下來，按照某個事先準備好的提綱做一問一答式的交談。在田野調查中，或許會有這樣的情況，但更為通常的情況，卻不一定是這樣的。更為通常的情況則是，在參與觀察過程中，在不破壞研究對象日常生活（或工作）原有邏輯的情況下見機行事地進行交談。

甘斯在對研究方法進行交代時，也講到了一些他在田野調查期間與別人交談的情況：「我會問及他們過去的工作，也會詢問有關其同事、老闆與新聞機構的過去和現在的問題。我還參與到經常在辦公室內外發生的眾多非正式討論中去。最後，我還同其他各式各樣涉入新聞生產環節中的人交談……」在這樣的敘述中，我無法去猜測甘斯在田野調查中的具體的訪談方式，但是他也這樣寫道：「雖然我確實與執行製片人及其助手有過交談，但是這種訪談永遠都不及直接觀察他們那麼富有成效。」在這一點上，我個人完全同意甘斯的說法，也建議那些剛剛學習做田野調查的學生尤其是在剛進入田野點時，不要忙著去問，而是應該先去看、去體驗。

田野調查中需要和別人交談，或者說交談也是田野調查中資料獲取的一種重要方式，在田野調查中，對於具體的方法（或方式）的使用，也沒有明確的限制，但是如同上面說到的，在田野調查中，參與觀察是核心，其他的具體方法（或方式）通常只是輔助手段。

如果從方法學的角度來做進一步的追問，田野調查中的參與觀察與那種正式的訪談是兩種不同的獲取資料的方式。從工作效率來看，參與觀察由於需要投入的時間較長，效率並不高，相反，那種正式的訪談則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較多、較為規整的資料。因此，這樣一種高效率的方法更容易受到初學者的青睞。前些年我在康巴藏區做關於流動電影的研究，由於時間關係，也會對一些流動電影的放映員進行訪談，由於是那些不善於口頭表達的電影放映員，正式的面對面的訪談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即便對那些善於口頭表達的放映員來說，他所說的和他實際做的，或許也有差別。關於這一點，我想新聞記者或許也是這樣的。

當然我在這裡這樣說並非是否認訪談法這樣一種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也並非是說僅僅通過參與觀察就可以對研究對象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只是想說在田野調查中，如果一定要做本末的劃分，參與觀察應該是本，這裡所說的訪談是末。本末不應倒置。如果這裡的本和末倒置了，從方法的角度來說，你所使用的可能是訪談法，而不一定是田野調查。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這樣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到某個研究地點做短暫的實地觀察，而大量的研究資料是通過一種較為正式的訪談獲得的。這樣的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嚴格說起來，只能算是訪談法。如果看不到上述區別，我們或許把這類研究都稱為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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