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寶釵的管理藝術

文/李光斗

寶釵演講以柔克剛

薛寶釵的管理高明之處體現在哪裡呢？

先聽聽她的就職演說吧：

「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兒，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管，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們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街坊鄰居，也要幫著些，何況是親姨娘托我？講不起眾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博再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

事實證明，薛寶釵的這套柔性管理還真的具有很強的感化作用，手下的員工口服心服，連責任心也空前加強了。

利益均衡構建和諧

與王熙鳳、賈探春相比，薛寶釵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管理實權，但我們完全可以說，薛寶釵的管理思想是最先進的，她採用了「人治」而不是「治人」的新模式。她提出的利益均衡的價值管理體系，為賈府創造了和睦的人際關係，構建了大觀園裡的和諧社會。

寶釵對探春的經濟改革予以了充分的支持，還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比如在土地承包過程中，她清醒地意識到，能夠直接承包並得到好處的畢竟是少數人，而其餘大多數人心裡仍是不服的。如果改革不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麼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遇到挫折，貧富分化過大會造成嚴重的族群對立。

因此，薛寶釵提出了非常正確的建議： 承包者年終時要拿出些錢來分給也在園中辛苦工作的老媽媽們，讓低收入者收入增加，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這樣才能皆大歡喜。

薛寶釵所提出的這些物質層面的改革主張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眾人的普遍歡迎。正是有了薛寶釵的柔性輔佐，賈探春的這次承包改革獲得了空前而巨大的成功。

正如曹雪芹的感嘆： 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

價值觀比價值重要

探春的改革帶來了經濟利益，寶釵的建議帶來了社會效益。

探春走向了物質主義的極端：「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窮堯舜之辭，背孔孟之道。」

很顯然，只注重物質利益的改革會獲得短期效益，但也會導致道德滑坡，最後讓改革成果受損。

為此，薛寶釵尖銳地批評探春「利欲熏心」，並指出，改革可能「流入世俗去了」。這意思是說，我給你講的不只是表面的學問，還有管理的深層次問題，要堅持正確的價值觀，才能既有經濟價值又有社會價值。

毫不誇張地說，薛寶釵的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不再是單純地追求商業利益，而是有了理性的超越。

薛寶釵的這一思想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 價值觀比價值更重要。如果事事利字當頭，必然不會有健康的企業文化，最終整個企業將變成一盤散沙。

薛寶釵著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強治安管理，她每天晚上差人巡邏，那時也沒有警車，巡邏基本上靠走，治安基本上靠狗。

薛寶釵規定的兩條紅線任誰也不能碰的： 一是不能酗酒鬧事；二是不能聚眾賭博——查到了除了沒收賭資，還得立即解除勞動合同，趕出大觀園。這些措施的配套和落實，為改革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寶釵的柔性管理，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管理的精華和儒家文化的思想。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以義導利。

一百多年後，創立日本現代企業制度——株式會社，被譽為「日本實業之父」的澀澤榮一，也提出了和薛寶釵一樣的「義利結合」的商業思想。澀澤榮一在考察了工業革命後的西歐，參加完巴黎的萬國博覽會後，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傳統文化，從儒家見利思義的思想中找到了日本工業化的精神倫理基礎。他的著作《論語和算盤》主張既講算盤的「利」，也講《論語》的「義」。這本書重塑了日本的商業價值觀。當時《紅樓夢》已經傳到日本幾十年了，薛寶釵的管理思想一定給了澀澤榮一很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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