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來自五指山的故事

1970年，知識青年與農民一起挑著擔子、扛著鋤頭下地勞動。

來自五指山的故事

文 | 孔捷生

（作家）

在當代中國的音樂殿堂，有一脈神韻逸出山嵐野煙，蕉風椰雨，猿啼鹿鳴，宛如熱帶雨林中的泉瀑，這便是小提琴家何東弦上的山歌。繼《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後，名列中國小提琴協奏曲三大經典次席的，就是他的《鹿回頭傳奇》。

何東和我相識幾十年，他的經歷是我們的共同足跡，他的琴聲是壓抑年代稀有的美好記憶。在天地枯焦、心靈酷旱的歲月，是他給我們開掘了一眼甘泉。我清晰記得，當年我們一群海南知青在五指山中聽到他的小提琴敘事曲《黎家節日》是何等震撼。

1974年，何東在西沙群島為駐島部隊演出。

須知那還是語錄歌和樣板戲的時代，雖有鋼琴伴唱《紅燈記》、交響樂《沙家浜》，但小提琴已蛛網層織，被遺忘於革命的斷壁頹垣。雖然在當時這首樂曲不得不冠上政治色彩的曲名《黎家代表上北京》，但確然是那個年代罕見的、真正的音樂。彼時馬思聰帶著滿身傷痕投奔怒海，流寓異國；另一位小提琴家楊秉蓀正在北京半步橋監獄裡，以每日搬磚石去熬過他的十年刑期??有誰想到，把小提琴從高分貝的噪音里解救出來的，竟是海南島上的一位青年樂手。然而，當時我並不曉得，我們竟同在五指山中，青春轍印相去僅十公里而已。

何東並非五指山哪塊石頭裡蹦出來的奇人，他是星海音樂學院前身廣州音專的高材生，其父何安東為知名音樂家，和冼星海、馬思聰都是至交。何安東在抗戰時期創作的《保衛中華》《奮起救國》《全國總動員》《大眾的歌手》曾傳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出身音樂世家的何東早有神童之稱。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來廣州演出，何安東到他下榻的愛群大廈看望老朋友，十歲的小兒亦隨行。這是何東第一次見到鼎鼎大名的馬思聰，他在前輩面前一本正經地拉了兩首曲子，其中一首就是《思鄉曲》。馬思聰聽畢做了細心指點，又對何安東說：「這孩子不同凡響，你要好好培養。」

然而中國之大，從來都不缺神童，更不缺聰明人。古往今來，有幾多天賦才華被時代的昏暗所吞噬，被塵世的庸俗所塵封，或者被虛飾的金粉所包裹。能成為命運輪盤的異數，實為鳳毛麟角。

1931年廣州戲劇研究所管弦樂隊，前排左四為樂隊首席何安東。

父親傳予兒子對音樂的領悟，卻也留給他一道濃重陰影。1957年父親被劃為「右派」，導致何東在報考廣州音專附中時因政審幾乎落第。之後在學校里曾有外國專家聽過他的演奏，提議攜他出國深造，卻礙於同樣的命運陰影，不能成行。未幾「文革」風雷磅礴而至。何東首先被革命的是自己的名字，原來他本名叫何超東。「文革」初年，不知有多少人到派出所申請改名，有的是要向革命獻上一片丹心，有的是被迫改去犯忌字眼。何東屬後者，「超」字被抽離，就成了何東。易名後不久，何東上京「革命大串聯」，住進中央音樂學院接待站。他有心拜訪馬思聰先生，但觸目驚心的卻是批鬥「反動學術權威馬思聰」的通告。何東聞說前輩被毒打，肋骨斷裂，還被紅衛兵勒令吃草，理由是他「姓馬」！諸如此類，都在何東心中種下太多疑懼。革命至此，蒼生何辜？

1968年，何東被廣州音專革委會分配到海南瓊中縣，這是全校下鄉知青里最邊遠的去處。瓊中位於五指山區深處，是黎苗原住民聚居的僻壤，舉目儘是莽莽蒼蒼的熱帶雨林。瓊中有個業餘「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多為鄉村教師和縣城中學生，他們都沒聽過小提琴。何東就改拉二胡，經常到四鄉演出。兵團和地方不同系統，各自為政。我們連隊方圓十幾里都沒有漢人，掩映於煙瘴之中的不是黎村就是苗寨，何東都去過。我們的命運在野山幽谷交匯，卻不知幾度擦身而過。

馬思聰聽畢做了細心指點，又對何安東說：「這孩子不同凡響，你要好好培養。」

圖為馬思聰攝於1932年

某日何東和一縣幹部聊天，說起自己專業其實是拉小提琴。該幹部隱約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縣機關工會買過一把小提琴，卻沒人會拉，現在不知還在不在。於是去找，居然在倉庫塵封角落找出來了。這琴不但蓬頭垢面，更缺胳膊短腿，有幾個小部件已失落了。何東自己動手把琴修好??這個山中小鎮亘古以來第一次聽到了小提琴的妙曼樂音。何東還記得，當他如痴如醉地連拉數首古典名曲，一抬眼，周圍已聚攏一圈人群，他們之入迷一點也不亞於演奏者自己。其後何東到村寨演出，黎苗山民對神奇的小提琴均十分喜愛。何東和這把土洋拼湊的小提琴，就成了宣傳隊的壓軸節目。於是縣裡特批專款，派人到廣州買了一把五百多元的高級小提琴。那時這已算昂貴，佔去宣傳隊預算的相當份額。

瓊崖艱辛歲月，於何東是金丹換骨的鍛造。所謂音樂神童，其實只是一坨渾金璞玉，他需要生活的淘洗。五指山荒莽而豐饒，有取之不盡的黎苗山歌和民間音樂，有憨厚淳樸的民風。這裡沒人去挑剔他的出身，也沒人在乎他去苦練違禁的「封資修」提琴曲。

曾有的才華只是一粒種子，惟有薰風熱土才能催生出胚芽。何東卻無這種機緣，他的先天資質並不能彌補後天缺失。不同於留學匈牙利的楊秉蓀和留蘇的盛中國，他雖也受過嚴格的院校訓練，但下鄉後連唱片、樂譜、圖書資料都沒有，更無音頻視像。這反倒激發何東放下「神童」時期的音樂記憶，孜孜不倦吸取民間音樂養分，走村入寨向黎苗山民取經記譜。他每天面對蒼莽山野練琴，琴音融入繚繞煙嵐，浩茫天地一片明亮。不知不覺，弓弦飛揚出充滿泥土氣息的山歌旋律，那不是學院派所能傳授的樂韻。如果說中國真有一個從深山老林走出來的小提琴家，這個奇蹟就是何東。

縣裡特批專款，派人到廣州買了一把五百多元的高級小提琴。

那時何東並非脫產的「革命文藝戰士」，農忙時得下鄉勞動，工余還要為山民演出。音樂就是他的一切，每次練完琴，他都由衷地覺得自己「非常富有」。

我能辨讀出何東的心聲。在那嚴峻年代，我亦身在此山中，伐木墾荒之餘，在油燈下捧讀輾轉借來的禁書，我也覺得天地為之豁然，眼前升華起一片亮色。至於枕邊那台紅燈牌半導體收音機，則是我的另一條精神清溪。那時知青都愛偷聽「敵台」，我發現了一個定期播出文學經典的新加坡電台。當我聽到配樂的《在酒樓上》《春蠶》《多收了三五斗》等，竟潸然下淚。回首往事，我從來都沒有「無怨無悔」這類自虐式苦難崇拜，那不是上蒼饋贈，而是昏暗年代對我們的剝奪。

何東其時還未認識我，我卻先認識了他，緣分就是那台半導體。他的名氣驚動了海南民族歌舞團，遂將他上調。厚積薄發的何東進入了創作高峰期，《黎家節日》就是這時期的代表作。1972年此曲面世，適逢林彪夜奔，折戟沉沙之後，周恩來鼓勵文藝作品「團結人民，打擊敵人」。何東攜此曲進京參加全國文藝匯演，電台開始廣播，頃刻傳遍大江南北。

他每天面對蒼莽山野練琴，琴音融入繚繞煙嵐，浩茫天地一片明亮。不知不覺，弓弦飛揚出充滿泥土氣息的山歌旋律。

我清楚記得在山中茅寮初聆此曲，竟不能成眠。它宛如黎家「三月三」的舞動篝火，穿越林莽的飄逸山歌，彷彿跳躍音符從檳榔樹梢如夜露紛然彈落??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1977年，何東已調任廣州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和獨奏。「文革」剛結束，便創作了大型小提琴協奏曲《鹿回頭傳奇》（與作曲家宗江合作，1980年首演）——很久以前，有個黎家獵手在山中見到一隻金色坡鹿。他持弩箭窮追不捨，跨過崇山，穿過林莽；這一路他已為坡鹿的美麗而著迷，再也射不出箭了；他一直追到天涯海角，坡鹿一回頭，變成天仙般的美麗少女；獵手丟棄弓弩，拿出鼻簫，和姑娘戀歌和鳴??它堪稱何東音樂生涯的又一高峰。

在同一年代我也成了作家，1979年末和何東一起出席全國文代會，我們這才真正相識並結為好友。

動畫《鹿回頭傳奇》劇照

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何東一直活躍於中國樂壇。1985年他決定負笈赴美進修。我曾頗感意外，後來看了蕭邦的傳記電影《一曲難忘》才悟出，陷於鮮花與掌聲之中的薰然感覺有多麼可怕，即使是從坎坷得來的輝煌，也不代表永遠。何東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為尋找更高的藝術境界，他告別花團錦簇的舞台，越洋西去。

何東先後在加州三藩市音樂藝術學院和聖地亞哥國際大學音樂系深造，窺見了藝術殿堂更深邃的所在。留洋之枯寂與艱辛，又是另一種精神磨礪，陪伴他的惟有音樂，一如當年的山中歲月。

再現生命華彩的時刻終於翩然而至，加州首府沙加緬圖交響樂團空缺了一席小提琴，徵聘考試是面向全世界的，報名應徵者過百，除了美國本土的小提琴手，實力較強的是來自歐洲特別是前蘇聯和東歐諸國的樂手。為求考試公正，評委對應試者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演奏者都在幕布後面拉琴，只報號碼不報名字，女性應徵者甚至不能穿高跟鞋登台，以免步履動響泄露性別，影響評判。何東就在這百里挑一的篩選中脫穎而出，成為該團創建以來第一位華人全職樂手。

蕭邦的傳記電影《一曲難忘》劇照

接下來是一段平穩日子。美國交響樂團只能是一種實力認證，它是優雅而規範的，卻不容許個性自由抒發。無疑它對何東的樂風有著深刻影響，但何東終究要掙脫這種束縛，他奔放跳躍的弓弦只能聽命於內心燃燒的音樂靈魂。何東重歸獨奏家身份，連續錄製了三張《弦上之詩》CD，絕大部分曲目都是中國小提琴作品。同時他也教授小提琴，並參與組建加州青年交響樂團，為培養青年俊彥不遺餘力。加州議會為表彰何東的演奏和教育成就，授予他「傑出音樂成就獎」，這是獲此殊榮的惟一華人音樂家。

何東對故國樂壇魂牽夢縈，那是養育他的文化厚土。今年春天，何東到香港錄製鋼琴伴奏的《鹿回頭傳奇》，以古稀之年仍能駕馭玉弓銀弦，而且依舊激情洋溢，功力精純，委實令人驚嘆。上海音樂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小提琴作品百年經典》，只有三大協奏曲經典全曲出版——《梁祝》《鹿回頭傳奇》《川江》。中國小提琴樂壇既能演奏又能創作大型作品者，惟有何東。如今獲得國際大獎的年輕小提琴手已不在少數，但他們高超的技藝，卻無法代替來自生活沉澱的深厚內涵。

同為去國遊子，我和何東不時相約跨越東西岸見面敘舊。記得某次聚首，進門後他的待客之道不是請坐奉茶，而是給我拉一曲聖桑的《引子與迴旋幻想曲》，這是很高的禮遇。我們的交情不僅來自知青情懷，更在於心意相通。他說起讀我的小說時的感受，我說大概近似我自己初聽《黎家節日》。其實我真心覺得，音樂的生命力比文學更長久。

中國小提琴樂壇既能演奏又能創作大型作品者，惟有何東。

知青生涯雖然成就了我們，但不知有多少同輩被埋葬了美好年華，能在晦暗之中點燃一盞燭光，從而成為這代人心聲的傳遞者。這是責任。何東曾開玩笑：「你我兩個廣州仔，其實是海南土產。」

在何東之前，黎族音樂從未登入中國管弦樂殿堂。黎族作為百越民族棲息於深山老林里的一支，世代刀耕火種，幾乎沒有什麼名片式文化徽記。它古老的《羅哩調》《水滿調》，都被荒蠻煙瘴所隔，不為山外所知。只有何東的《黎家節日》和《鹿回頭傳奇》把真正黎族土風呈獻給中國音樂殿堂。

我也曾跟何東半開玩笑：「在我之前，五指山也未曾生長過文學作品。」前幾年兵團老知青重訪山中農場，發來信息告知，新生代農場子弟居然對我過去的小說如數家珍，這令我深為感動。說起來，我對黎家也有微薄貢獻，當年拍攝根據我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南方的岸》，我堅持要有黎族人出演。長影導演便到黎苗自治州歌舞團找了一位青春美眉，飾演牧牛少女，唱了一首山歌。這位美眉後來成名，至今仍是惟一的黎族演藝人士，她就是譚小燕。再去牽扯，馮小剛也和我的另一作品《大林莽》有瓜葛，北京電視劇製作中心拍同名電視劇，馮小剛自薦為劇務場記，那是他入行之始。

電影《南方的岸》劇照

我們十幾歲就遠赴天涯，那時雖然天真，卻非無邪。我們的心靈塞滿了糟粕，最嚴峻的生活逼出了我們靈魂的邪毒。不美好的現實讓我們嚮往和尋找美好，一旦找到了，便倏忽不可分離。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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