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結束，開始遷都重慶，是臨時起意還是早有預案？

史海拾記

【筆記君簡述：歷時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可謂跌宕起伏，抗戰的故事在各個地方都有流傳，抵禦外辱，堅決捍衛祖國完整統一是不變的決心，而在此期間湧現出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今天開始陸續發布抗戰系列筆記，緬懷先烈事迹，繼承先烈精神。今天聊聊國民政府 遷都重慶的事。】

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淞滬會戰結束，在三個月的激戰中，雙方百萬雄兵激戰上海灘，最終以國民黨部隊撤退告終。

此時，首都南京面臨空前危機，而國民黨之前已經開始謀劃一件大事：準備遷都入川，政府首腦機關入駐重慶，將此作為戰略後方。

四天後的1937年11月16日，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演講《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說明「國民政府遷移重慶，為三年前預定計劃之實現」，希望黨政軍全體同志「共同一致，克盡本職，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達漢口，隨即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同仇敵愾，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各省，均有劇烈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選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事實上，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早就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而並非危急之時的心血來潮。當時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法氏作為一個外國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為抗戰提供軍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長遠，提醒中國開闢西南國際交通線，獲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其實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後方」的呼聲很高，如何把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從地緣關係角度出發，現代政治不上軌道，核心「江浙滬」的南京國民政府想要外擴至西南地區，並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

辛亥革命以後的1921年初，蔣介石就曾建議孫中山：「四川非導入我勢力範圍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幾支軍閥武裝紛紛易幟為國民革命軍，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並未改變，經過多年營私內耗，最後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互爭雄長。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而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則截然不同，號召渝市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反過來，蔣介石支持劉湘統一四川，僅1931年春即一次性饋贈五千支步槍，外加五百萬發子彈。

劉湘「安川」有術，面對紅軍則束手無策，幾次進攻川陝邊區革命根據地均告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電召劉湘入京商討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辦法，大體決定仍由劉湘負責軍事指揮，南京盡量補助餉款、械彈。12月中旬，行政院決議改組四川省政府，由劉湘任省主席。作為「回報」，劉湘「允許」南昌行營組建參謀團，進入重慶安營紮寨，督導「剿共」。顯而易見，南京向著經營四川大後方的目標跨進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搭機飛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不到夔門、巫峽，不知川路之險也。」蔣介石在重慶明確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的想法。沒過多久，勢力相對較弱的貴州軍閥王家烈知難而退，被迫辭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等職，國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巡視雲南後，蔣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線;以洛陽、襄樊、荊(門)宜(昌)、常德為最後之線;而以川黔陝為核心;甘滇為後方。」

7月上旬，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後入川，劉湘同意讓出重慶，遷移省政府至成都辦公。蔣介石接著又通過設立「委員長行營」、組織峨眉軍官訓練團等措施，大力整頓四川的軍事、財政和交通設施，有效加強了國民政府在川省的影響。

伴隨南京中央勢力在四川、貴州漸漸站穩腳跟，蔣介石變得信心滿滿：「我方軍事與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聲稱「只要川滇黔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貴州、雲南在我們控制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

平心而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大多數人從持久戰略出發，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後方和根據地，整個過程用心良苦，實踐證明完全正確。同時不能否認，劉湘在抗日問題上的顧全大局，為在抗戰爆發後建立以四川為中心的後方根據地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日軍攻佔北平、天津之後，兵分三路，沿著平綏、平漢、津浦路向西、向南推進。還在戰前，南京統帥部就認為華北平原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及大兵團活動，形勢於我不利。不少人還擔心日軍佔領華北後南下平漢路直搗武漢，將會重演蒙古滅南宋的歷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不惜人工泛濫黃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實也是從地勢角度出發，推算中原地區難以阻擋日軍。1936年初，參謀本部擬定相關國防計劃，展示的內容非常清楚，國民政府試圖以長江一線作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駐江南部隊應集結於京滬線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滬方面之增援，並相機撲滅上海之敵勢力，一面阻止長江內敵艦之侵擾，以維持首都」。

8月13日上午9時許，進入上海的中國軍隊在日軍首先越過對峙線的情況下，奉命發起攻勢，揭開了淞滬會戰的序幕。蔣介石指派陳誠、熊式輝赴滬視察戰況，陳誠向蔣彙報說：「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淞滬會戰的直接目的在於「趕敵下海」和引發英美列強幹涉，結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軍兵力、「引敵南下」的戰略作用與意義。鮮為人知的是，實際上陳誠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過類似設想，「日軍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蔣介石本人及重要軍事指揮機構留駐武漢，統籌正面戰場繼續作戰。

然而時間到了1938年5月，當武漢戰役緊張之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7月17日緊急命令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駐武漢各機關，限五日內全部移駐重慶。奉此命令，先前遷到武漢的各黨政機關，開始了又一次大規模的西遷。9月下旬，駐武漢各軍事機關也相繼向湖南南嶽等地遷移，並於武漢失守前遷移竣事；11月中旬，軍事委員會又決定駐南嶽各軍事機關遷重慶。

12月8日，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由桂林飛抵重慶，從而結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都城自東向西的大遷徙。

與國民黨黨、政、軍各中央機關紛紛遷駐重慶的同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也遷抵重慶並在重慶相繼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同時兼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戰前不同政見、不同治國主張的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及其主要領導人也紛紛聚集重慶，先前來往、散居於全國各地大批俊士豪傑和社會名流，也如百川歸海似地薈萃重慶。

遷都重慶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都城自東向西的大遷徙。重慶，由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多種力量、因素的綜合，共同推動著重慶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由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成為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各黨各派參加其中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活動舞台；由一座古老的軍事城堡一躍而發展成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外交活動與統治中心，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區的指揮中樞，於整個國家的政治事務中發揮著首腦、中樞和靈魂的重要作用。

而遷都重慶後不久，日寇攻克首都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下一篇聊聊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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