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語境下的「兩種文化」解讀

「兩種文化」是指「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其概念最早由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著名科學家、文學家斯諾提出，但「兩種文化」的衝突早已存在、對其討論也早已有之。雖然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中國並不存在「兩種文化」衝突的生髮土壤，但隨著19世紀國門的打開，西方科學與文化傳入中國，「兩種文化」也來到中國，並成為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論戰」的焦點。改革開放後，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在中國日趨突顯，關於「兩種文化」的討論再度升溫。無論是近代還是現代中國，「兩種文化」的討論既有與西方學界共通的話語體系，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討論「兩種文化」所基於的中國國情並沒有根本改觀，即「科學文化」在中國還沒有紮下深根。游離西方生髮語境的關於「兩種文化」形而上的討論不但不能切中中國的時弊，反而有可能借著「反科學主義」的旗號把科學當作批判的「靶子」，對科學的當代發展造成誤傷。

一、西方語境下的「兩種文化」之爭

科學與人文的分隔和爭論，在歐洲近代歷史上由來已久，內容廣博繁雜。斯諾將「兩種文化」的概念並作為問題清晰而又嚴肅地提了出來，引發了知識界的廣泛、持久、激烈的集體訴訟。

在古代，科學與人文是混沌一體的，無所謂科學與人文，或者說科學就是人文；正如蘇格拉底所說，「知識即美德，無知即罪惡」。在文藝復興時期，這一狀態也沒有改變。文藝復興喚醒的人的主體性，追求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在此基礎上，建立在實驗與數學基礎上的近代科學迅速發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認識、利用與改造自然界，以期獲得人作為自然界主人的主體地位，讓人成為自己的主人，這裡科學研究所體現的完全是人文追求，此時的「兩種文化」是統一的。

文藝復興運動引發歐洲國家的啟蒙運動，經過啟蒙運動，人的理性又進一步獲得了巨大解放，隨之而起的近代科學的巨大發展，人類進入工業文明的快速上升期，人對自身能力自信心也越發膨脹，最後人們普遍以為可以憑藉人類的理性按照主觀意願來改造和征服整個世界。至此，理性開始走向它的反而，理性主義有了苗頭。此時「科學文化」的地位上升，「人文文化」被擱置一邊。科學與理性的相互確證使得理性主義漸成風尚，繼而成為主流，理性成為引領西方社會思想解放的一面大旗。除理性外再也沒有任何外界的權威，理性成了新的唯一的權威。笛卡爾的唯理性主義哲學被許多人奉為圭臬，學者們把理性精神，特別是數理邏輯視為知識之源泉、方法論之根本。這雖然為後期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範式，但這種過度強化人的理性在客觀上也為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埋下了伏筆。總之，「到了啟蒙時代，科學的話語權衝破了人文的包裹，兩大學科的分化成了歷史勢趨」。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人的理性被簡單化為科技理性，主要是技術理性。技術理性的無限擴張加劇了「兩種文化」的分化。現代社會是一個效率至上和強調性價比的時代，使得技術理性成為一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一旦有科學上的發現，人們就會去尋找其應用與實踐價值，如果始終無價值可實現，這種科學就成了「無用的科學」，科學的技術力量被得到充分重視，而原初那種探索宇宙奧秘的精神追求走向式微。經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再次催化，技術理性取得了無以復加的至上地位，並一直以壓倒性態勢促逼到今天，並指向未來。正是在此基礎上，斯諾的「兩種文化」問題成為西方思想界關注的焦點與熱點。

在今天，「兩種文化」的分化並走向對立已經成為人們公認的事實，兩者都在極力擠壓對方的生存空間，此消彼長，難分伯仲，雙方的交鋒還將長期存在。

儘管「科學文化」內部派系眾多，側重點各異，但總體上將自然當作研究對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凝練科學成果，特別是用科學技術的巨大成功來捍衛其思想的「科學性」。「科學文化」依此為進路，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推廣到一切知識領域，提倡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極力排除學術研究的主觀性因素，企圖實現「人文文化」的科學化，或者說把「人文文化」納入「科學文化」之中去，使「兩種文化」變成一種文化，即「科學文化」。「科學文化」對人的認識能力、人類的發展前途是樂觀的，持續發展科學技術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樂觀。在「科學文化」看來，現代科學技術仍然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是人類從自然中獲得自由與解放的唯一手段，即便是當前的生態危機和社會矛盾都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

「科學文化」強勢出場導致「人文文化」異軍突起，並日趨壯大。後者有效抵制了前者的恣意橫行，並促使人們對科學技術對人的壓制以及現代性弊端進行反思。他們強調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衡量萬事的尺度。「人文文化」研究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始終是人，研究方法崇尚直覺、頓悟、靈感、體驗等非理性思維，誇大人的感覺、慾望、情緒、本能的作用；對科學技術的作用多持懷疑或否定態度，甚至把科學技術當作一種異化人的力量，視為社會現代病的禍根。當前，後現代主義學派是「人文文化」的中堅力量，他們對現代性的批判發人深省，但解構有餘，建構不足，或建構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有人提出用感性取代理性，用美學取代邏輯，用藝術喚醒人性復歸；企圖回歸純樸的田園生活，從而徹底消除現代性病根。這些觀點給人以美好遐想，極具浪漫主義情懷，但並沒有給人類發展指明正途。

總體上說，西方語境中的「兩種文化」經歷了古代的原始融合—近代的矛盾衝突—現代的交叉匯流的演變。「兩種文化」是人類兩種精神的表徵，一個求真，一個求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對立的焦點在於兩者倡導的價值觀不同，兩者如何融合於共同的人類精神仍將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課題。

二、中國語境下的「兩種文化」之爭

近代以降，中國就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不僅是歷史上的，更是邏輯上的。「兩種文化」的爭論也曾在中國上演，這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科玄論戰」，儘管「科玄論戰」還涉及知識與價值、東西文化關係等一系列問題，但可以說「科玄論戰」的核心是「科學與人文」，可以把它視為「兩種文化」之爭的中國版本。雖然當時中國才剛剛融入世界現代化進程，科學技術也非常落後，但「科玄論戰」涉及到的廣度和深度卻毫不遜色於西方。

西學東漸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巨大衝擊，並引發激烈爭論，至今不絕。其間，1840年是一個起點，新文化運動是潮流，五四是高潮，「科玄論戰」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深化，並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總結。經過為期兩年（1923年初至1924年底）的「科玄論戰」，「科學派」佔據了上風，至少說大家更願意認同「科學派」取得了勝利。這也足以說明科學，特別是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在中國所受的待遇上升，它促成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升級，標誌著中國文化發展走向自覺。

眾所周知，由於傳統思想的歷史慣性致使近代科學未能在中國產生，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始終處於不在場狀態。自進入近代後，中國發現了自身的落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此進行深刻反思，並漸成共識，即中國落後首先是科學技術落後。於是，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然後由自然科學而社會科學，再由理論而體制。唯有如此，中國才能擺脫奴役，走向富強、進步與現代化，與歐美國家共進。伴隨這一過程，科學在中國的地位總體上升，但遠未及科學曾在西方的地位。五四時期打出了「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大批知識分子都匯聚到旗下，但當時並沒有多少人把科學當作新的權威來信仰，「科學主義」、「科技主義」、「科學萬能論」這些充滿科技理性的西方詞語在中國的學術界之外並沒有太多的市場，這從五四的旗號能得到反映。五四的旗幟是「民主與科學」，而不是「科學與民主」。單獨一個「科學」不夠，還要有一個「民主」；另外，把民主放在「科學」的前面，這也說明當時國人「民主」的禮遇是超過「科學」的，其中就有把「民主」作為目的，用「科學」之手段促進「民主」之用意。中國文人說話是很講究的，這種講話方式表明，在五四時代的思想先驅們認為「民主」比「科學」更重要，或者說五四時代的思想先驅並不認可科學萬能。對於當時的中國，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比西方科學技術更加重要，但如果沒有科學，民主也不可能存在。從這個意義上，在「科玄論戰」，「科學派」拚命捍衛科學，並不僅僅是發展科學本身的需要，而是為了捍衛民主，希望中國以後能有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

另外，對「科玄論戰」仔細梳理，就會發現五四與「科玄論戰」是一個整體，其間貫通著同一的邏輯，也就是西方的啟蒙邏輯，離開這一點就會造成對五四解讀的偏離。「科玄論戰」的真實目的就是用科學來鞏固民主來保護五四成果，是對五四科學精神的進一步深化與升華。如果沒有這次論戰，五四的意義將大打折扣。

「科玄論戰」是「兩種文化」之爭的中國版本，論戰中的「科學派」是「兩種文化」中「科學文化」的代表，「玄學派」更具「人文文化」特質。兩派是圍繞「科學與人生觀」這一問題展開，旨在澄清國人對民主與科學關係的認識，特別是要讓中國的年輕人能有一個正確的「新的人生觀」。人生觀的問題，特別是年輕人的人生觀問題可不是小問題，這可決定了年輕人的前途與命運，也決定著整個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年輕人是國家的希望，「少年強，則國強」。「科學派」有著自己的現實考量，他們認為只有用科學武裝年輕人的人生觀，以至成形「科學人生觀」，只有擁有「科學人生觀」的年輕人才能建立中國的民主制度。「玄學派」批評「科學主義」、「科學萬能」或「科學方法萬能」，他們認為「科學與人生觀無涉」、「科學不能支配年輕人生觀」，告誡青年學子「不要上了科學的當」，提出要把科學排除在構建人生觀之外。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科玄論戰」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學術之爭，突出地表現在它直接把「兩種文化」的分化與對立這一世界難題放在中國年輕人面前，並要求他們在兩者之間做出單一選擇，並潛在地表明這種選擇至關重要，它決定著青年人的命運前途，也決定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此「科玄論戰」已經超出了學術爭論的範圍，而變成了爭取構建青年人生觀的話語權之爭，其背後是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之爭。因此，誰勝誰負不能只由學術標準來裁量，更多地取決於社會標準、歷史標準、甚至政治標準。

以今天的學術視角回望這一段歷程，「科學派」所言的科學是越位的，它已超越了本應固守的實證領域，即使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也有自己的存在域。在「科玄論戰」中，「科學派」所持論據並不科學，但其結論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有利，從而註定會成了勝利的一方，這也是當時整個思想界大多數人認為或情感上接受「科學派」勝利的根本原因。與之相反，「玄學派」儘管所持論據更具學理，但因其結論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註定會成了失敗的一方。在「科玄論戰」中，「科學派」為了能徹底的擊敗「玄學派」，採取矯枉過正的方法，甚至不惜站在了科學主義的立場上，授人以柄，從而造成了持久的論戰。在今天看來，「科學派」的科學觀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錯誤，很容易被「玄學派」找到破綻進行一一擊破，但聯繫到當時中國國情，「科學派」代表著中國思想界的一次進步。縱觀論戰的整個過程，從早期的「科玄」兩派論戰，再到後期的「科玄馬」三派論證中，「科學派」力量最為壯大；甚至在論戰的早期階段，大家就在心理上預期「科學派」會取得了勝利，可能道理就在如此。「科學派」取得了勝利不是勝在論據、論證和論證過程，而是勝在道義上，即對中國現代化有益。

相比之下，「玄學派」有學術超前意識，也具人文情懷。「玄學派」自登場以來，其實也不是一味拒斥科學、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只是企圖把科學趕到自己應該在的領地，「玄學派」不斷放大的人的情感、意志來詰難科學的普遍有效和科學方法的萬能，試圖用傳統價值再輔之於西方形而上學拯救與重振國學，也有為新儒學開闢道路，重樹傳統國學權威，以對抗「科學派」掀起「反科學主義」的氣勢，這與當下的西方學者倡導人文主義、批判科技理性的後現代主義潮流暗合。從學理上看，「玄學派」站在了西方世界的學術前沿，但從對中國思想現代建設的進程來看，反而拖了後腿。他們認為「科學不能支配年輕人生觀」，要把科學排除在構建年輕人生觀之外。這樣一來，年輕人就又同他們前輩一樣，成了沒有希望的一代，中國也就沒有希望了。沒有科學，也就沒有民主，五四的成果也就沒有了，中國又走上了老路。

從實際效果來看，經過了「科玄論戰」，科學在中國學界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學界學風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統知識分子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他們嘗試用科學這一新的方法來審視有關中國的傳統理論，不再是做那種訓詁考據、六經注我等舊式學問，而是特別關注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出現了一批用西方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著作。中國傳統學術研究都開始借鑒近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很有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特徵，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回歸於世界學術，一大批融通中西文化的大學者得以產生，也造就了中國文化繁榮的一個新時代。這期間，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開始向社會學科遷移，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漸成時尚，學者們很自然地使用「社會科學」這個稱謂，一批研究社會科學的著作開始出版。在「科玄論戰」後來居上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也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一門科學，可見其時馬克思主義學說並不是一種思想教條和盲目信仰。這些現象集中產生，正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都自覺或不自覺接受了「科學派」所倡導的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主動向「科學主義」靠攏造就了其研究方法的現代轉型，從而為中國傳統學術的提升與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

儘管科學主義是在西方日趨沒落的時候來到了中國，但中國先鋒知識分子還是對其禮遇有加，這當然跟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沒有科學與人文分化的哲學基礎有重大關係，中國獨特的語境是至關重要的。由此看來，科學來到中國，並被奉之最高地位，以至於科學主義泛濫，並不是科學主義理論本身是否正確，而是基於當時中國社會的迫切需要。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中國近代思想中涉及科學與人文的關係時往往重科學輕人文，以至於成了「科學主義」，這反而是歷史的鄭重選擇。當然這也付出了代價，但總體來說，這種選擇的正麵價值大於負麵價值。

儘管「玄學派」的思想在當時西方也風頭正勁，在今天看來也很深邃，但不存在能跨越時空的正確理論。由於當時中國的國情，他們不但沒有獲得宣傳上和輿論上的勝利，反而被「科學派」人士斥之以「玄學鬼」。五四以後科學思潮在中國盛行，但科學並沒有紮下深根，更談不上開花結果，而「玄學派」已超越地走到了對之反思的階段，有貶低壓制科學發展之嫌，儘管其思想並不錯誤，特別是對待文化傳統之態度，「玄學派」的觀點則更值得肯定。如果將之急於醫治「一戰」創傷的西方國家倒是一劑不可多得的良方，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卻是太超前了、太先進了，從而被國人認為是落後和反動的。由此看來，理論的正確與否不僅取決於理論內身邏輯的通達，更多的卻是取決於理論所置身的現實語境。一個理論不管多麼正確，如果社會並不需要，就會被打上錯誤的烙印。

三、基於實踐基礎上「兩種文化」的統一

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嚴格意義上關於「兩種文化」的對立，關於「兩種文化」的討論更多是基於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並把所謂的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理解為是「科學主義」帶來的惡果。「科學主義」與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是否確切的存在因果關係，這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問題，筆者無意重啟新一輪的「科玄論戰」。

筆者認為，在當下如何處理「兩種文化」，其關鍵是如何對待「科學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學理問題，而是一個始終基於中國國情的現實問題，它無法與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語境相切割。這一問題與「科玄論戰」討論的問題極其相似，「科玄論戰」好像並沒有結束，且與當下「互為鏡象」。

20世紀上半葉的民族戰爭以及國內戰爭，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也壓倒了啟蒙，啟蒙一度中斷，此處不贅。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科學的地位在中國並不高，至少說知識分子的地位極低，許多學者都戴著右派的帽子，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更有時期，推薦上大學代替了考大學，知識被說成越多越反動。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有了很大起色，但距離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有很長的路要走，趕超的任務仍然很艱巨。中國工業化道路並沒有走完，但工業化出現的問題嚴重，這只能說明中國要走新型產業化道路，目前的產業布局不甚科學。中國開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中講究規則的特性始終發揮不出來，潛規則仍然有生存空間，也只說明科學理性、科學精神還沒有在中國紮下深根。總體上來說，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沒有完成。只有這種轉型沒有完成，對科學理性的強調甚至拔高仍然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一股反科學的思潮在中國大行其道，懂科學的與不懂科學的都在那兒批判「科學主義」。當然，弘揚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與批判科學主義都沒有錯誤，但兩者都潛在的把對方當作批判的靶子而誇張自己的作用，都是錯誤的；但這兩個錯誤孰輕孰重，誰更有害於今天的科學發展與社會進步，更有害於中國現代社會轉型？過分渲染的對科學主義的批判以及那些不太懂行的專家在批判「科學主義」的同時會不會在社會大眾面造成對科學的誤傷？

在學理上，反「科學主義」並不是「反科學」，這在學術小圈子裡並不存在爭議；但對社會大眾而言，反「科學主義」很容易被誤讀為「反科學」。「科學主義」與「反科學」都不好。「兩害相權，取其輕」。為避小錯而鑄大錯，那就得不償失了。其實，反「科學主義」，是指反對一種思想，一種叫做「唯科學至上」的思想。只反對這種思想，並不反科學。現在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即把「科學主義」當成科學的原罪，甚至借題發揮到學習與研究自然科學的人的「原罪」，其實很多自然科學工作者更富於人文情懷。從事人文社科學習與研究的人都比較熱衷於反「科學主義」，意在呼喚人文精神，本是份內之事。但也有人文工作者對自然科學所知不多，整天高舉著反「科學主義」的大旗，就有可能誤傷科學，其危害遠遠超過「科學主義」。他們自以為緊跟世界學術前沿，有意在世界學術舞台與西方學者一爭高下，而完全不顧當下的現實語境，把「兩種文化」之爭當作一個形而上的問題去研究，這是一種「超前的精神高消費」；如果不顧中國國情，勢必落得當年「玄學鬼」的下場。

當下的中國正走在科教興國的現代化進程，大力發展科學、提倡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把科學技術當作第一生產力都是科教興國的題中應有之意。從目前來看，培育全社會崇尚科學及其方法與精神的良好氛圍並沒有形成；但弔詭的是，多年來，「反科學主義」好象一直大行其道，並有可能成為一種時尚，這更應該去反思。

從根本上講，「人文文化」對「科學文化」有引領作用，科學的發展也應該基於人文這一中軸，「兩種文化」最終將走向和諧統一，這已經取得共識，或者說這是一種「世界共性」。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是基於現實的實踐，而不是理論上自證圓滿。實踐與理論最終將是一致的，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不表明當下的實踐必須屈從理論，這是基於中國國情。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儘管在時間上繼起，但在當下中國空間上並存，這一獨特國情決定了中國現代轉型具有高度複雜性，也意謂消解啟蒙、甚至壓倒啟蒙的因素仍然會出現，如何對待理性以及如何對待科學的態度都會有反覆。當前中國還處於現代化的成長與成熟過程，對於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現代轉型的當下中國而言，討論「兩種文化」之爭的基礎是當下中國進行的宏大實踐而非那種形而上學的理論，只有從「理論優位」轉向「實踐優位」，才能給出一個最為合適的答案，而不是永遠正確的答案。

（原文發表於《廣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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