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焦慮，上代人的火種點燃這代人的精神訴求

80年代在三聯書店閱讀的人群。

與這個時代閱讀渴求相呼應的，是我們時代的「知識焦慮」，它浸透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生活形態中，構建著當代人精神層面上的負重。知識付費的興起除了技術的更替與公眾支付習慣等客觀背景，現代社會帶來的「知識焦慮」也促使人們利用新路徑尋找新出口。

長遠來看，「知識焦慮」帶來的精神負重是一種社會進步，因其前提是承認知識的價值，這一基準因高考恢復回歸中國社會僅有40年。而知識付費的終極目的，人的自我尋找與自我成長，則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知識界文化思潮埋下的火種。當上代人的火種點燃這代人的精神訴求，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焦慮」是否也能留給下一代人一些積極的啟發？

付費熱潮下理性回歸

自主選擇與自由意志是關鍵

從1994年互聯網進入中國開始，信息的共享、免費給公眾帶來獲得內容的便利渠道，與此同時，信息日益泡沫化、垃圾化，而互聯網本身無力對此進行過濾。內容付費和更具體的知識付費，便是從過載信息中甄別出有價值的內容，提供給有需要的人，由此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但正如創業邦創始人南立新所說，知識傳播過程中一直會有商業性、非商業性兩種方式；非商業性的知識傳播、重構在時間上可能會滯後，形態上會較粗糙，但普惠人類；而知識付費市場成立的合法性在於其更高效、更有針對性、解讀性。

雖然合法，行業內外對於當下「知識付費」的質疑、焦慮卻不斷。新東方在線COO潘欣曾撰文《你們這一代的忽悠》，認為上一代的「忽悠們」佔領了機場和火車站，讓人們利用候機和碎片化的時間接受成功學洗禮，新一輪的「忽悠們」則利用移動支付的普及再掀一場知識外衣包裹下的成功學浪潮。關於「知識混戰」，「流量生意」，「知識口紅」等討論同樣反映出人們對於這股熱風的種種擔憂。

以積極的心態來看，這些討論推動著知識付費領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底線和本質逐漸被釐清。比如，何謂「知識付費」需要一個較明確的界定。並非所有的內容付費都是知識付費，「微博問答」中諸如哪位女明星更漂亮的問答，雖有高關注度卻絕非知識。「知識付費」應僅限於那些經過細心打磨篩選、有較高密度和系統化的信息、能解決實際需求的付費服務。其實早在「知識付費元年」2016年之前，國內就已經有了很多優質的知識付費平台，只是並未被熱詞綁定。其次，致力於精細內容打磨的付費平台更認同「知識服務」這一表述，因為它強調服務本質，即知識服務並非在移動端堆砌知識，而是要提供有價值、有針對性的服務，如針對特定問題提供有效解決方案。如今，不少業內人有這樣的共識：熱潮催生良莠不齊的服務，到了某一個點，人們一定會回歸理性，這時知識付費也將呈現出曲線下降。

這種理性回歸已然發生，那些情緒性消費群體逐漸發現，知識付費只能提供獲取知識的便捷途徑，求知的速成之路一如既往地並不存在。即便是碎片化的實用知識，也需親自實踐和漸進品味。若要被消化進入個體的知識結構和深度認知，仍需有來自書本、他人等其他知識載體的相互反哺。最終，回歸理性的人們會明白，無論知識的市場多麼繁榮，問題的關鍵在於個體的自主選擇是否明智、藉由新知識獲取途徑強化自我的自由意志是否明確。

這其實是一個雙向選擇。擁有自主選擇能力、期待自我成長的用戶才能監督、陪伴優質內容提供平台的成長，而提供精細打磨內容的平台也會傾向選擇這樣的人作為目標群體，共同促進知識付費行業的長遠發展。否則，「知識」只是一種新消費形式的外衣，無法催化出個體自我成長的能量與溫度。

而這種能量與溫度恰是當下國內社會教育所匱乏的。在知識服務領域，如「分答小講」提供的就是傳統學校教育中缺失的職場、大眾心理領域的經驗，「豆瓣時間」提供的人文教育、生活美學課程則在填補如今行政化、專業化的高等教育未竟的人文通識教育。從這個角度出發，不難理解為何果殼網、分答創始人姬十三則將自己所做的事情概括為「終身教育業」。

焦慮背後的價值訴求

因認可知識和個體價值而負重

知識付費或知識服務的興起有多重背景，大而言之是社會日益開放與多元化，技術層面上，技術與平台的更替改變了人們的支付習慣和消費觀念，而在精神層面，向內看，人們對自我成長與完善的要求越來越高，向外看，現代社會帶來「知識焦慮」正促使人們轉向知識服務領域尋找新出口。

對於知識付費只是當下國內中產階級身份焦慮「鎮痛劑」的這一說法，姬十三也認為，人們在這個領域當中尋找到的並非知識本身，而是一種心理需求和慰藉。其實付費知識的範圍很廣泛，的確有一部分用戶的需求源於職場、金錢方面的壓力和焦慮，但另一些付費用戶的出發點則是為了解決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或是以提升自我為明確目標，在多種知識獲取途徑中選擇最便捷的方式，儘管最後一個群體仍佔少數。

知識服務的意義並非只為緩解焦慮，但它又一次讓我們直面這個充滿種種「知識焦慮」的時代。從小升初的激烈搶位賽、有爭議的「學而優」教育輔導，再到工作後很多人選擇知識服務或其他線下課程來充電，關於知識的焦慮浸透在當代人不同的人生階段、生活形態中，亦嵌入教育制度、社會分層里，構建著這個時代人們在精神層面上的負重。

然而長遠來看，這種負重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知識焦慮存在的前提是中國社會承認知識的價值。這個看似古今通行的基準，因1966年高考廢除被棄置一旁，直到1977年高考恢復才回歸到中國社會。今天我們反思高考制度、討論知識付費的合法性，其實是40年來這條承認知識價值之路的延伸。

另一層進步意味在於，在知識服務領域，青年一代在現實壓力與困惑中審視自我並尋求成長的畫面，也讓人聯想到上世紀晚期中國社會的另一條思想脈絡：80年代的「文化熱」和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誠然，兩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現象在層次與群體上有明顯的差異，比如90年代知識界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直指的，是那個時代關於知識分子精神狀況的大問題，且這場限於知識界的「大討論」實則圈子很小。但它們為接下來幾代人的人文精神訴求埋下了種子：關懷人存在的基本意義、培植與發展個體內心的價值追求、倡導這種精神追求在每個人生活中的實踐。1998年，作為「人文精神」討論的延續之一，新討論圍繞著那個時代的流行符號「成功人士」展開。在當代，「知識焦慮」作為新的流行概念雖難再引發那樣開放的討論，但它反映出的關於個體精神價值的追求與實踐，它所期待的擁有自主選擇與自由意志的群體，正在呼應著二三十年前那顆種子，並由知識界拓展至更廣泛的青年群體。

人如何存在、如何成長，這是一個永恆的問題。上一次國內就此掀起的最具代表性和畫面感的熱潮，是80年代的「薩特熱」。經歷文化荒漠後，知識青年對西方思潮有真切渴求，也在那個能夠充分自我選擇的時代熱切思考著自我價值和人生道路。「薩特熱」今已冷卻，但新一代人於有限空間內尋求個體價值與成長的這種訴求與這番懇切，與「人手一本薩特」的年代確有相通之處。當然，在消費主義傾軋理想主義的當代，新一代人需要更多正向的支持與引導。

也正因此，討論知識付費，最終的落腳點仍需回到人的自我尋找與自我成長上。我們始終相信，在不同的時代，總有一群人能在時代的焦慮中沉著而靈活地進行自主選擇，能在不同知識形態中收穫真義，抵達更開放的心靈和更完善的自我；長遠意義上，他們會將這種精神層面的訴求，推進為具體的社會制度和個體權利。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是否能在現實夾縫中，在知識服務領域裡，探索出自我成長的新空間？我們又將為下個時代埋下什麼樣的種子？這有待觀察，更值得期待。（文/ 孔雪 新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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