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納的建國大業：與甘地、尼赫魯是惺惺相惜的同志，又是分治之路上博弈的對手，巴鐵在坎坷中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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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南亞次大陸第二重要的新國家的主要締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是一系列矛盾的混合體：被公認為全印度穆斯林的領袖，但不懂烏爾都語；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一直是國大黨成員，隨後卻與昔日的同志斷然決裂；一貫反對內戰，然而又把暴力行動作為迫使英國同意印巴分治的手段。通過創建獨立的巴基斯坦國，他避免了一個族群對立尖銳、在長期混亂和仇殺中走向崩潰的「大印度聯邦」的出現；但印巴兩國依舊陷於經久不休的邊境衝突、軍備競賽和間歇性爆發的「熱戰」當中，至今未息。

真納最終病逝於1948年9月11日，沒來得及看到巴基斯坦自治領成為獨立的共和國。巴基斯坦制憲會議授予他「偉大領袖」（Quaid-i-Azam）和「國父」（Baba-i-Qaum）的尊號，他的生日成為國定假日，畫像被印在巴基斯坦盧比紙幣正面。離世近70年後，這位大人物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乃至生前言論依然在影響著巴基斯坦的現實政局：這或許是真納本人也始料未及的結局。

「穆盟」異軍突起

穆斯林問題成為英屬印度政治治理中的突出矛盾，始於1858年倫敦下令廢黜莫卧兒帝國末代皇帝巴哈杜爾·沙二世。在這位信仰伊斯蘭教的舊君主被流放之後，殖民地當局決定在經濟和政治上全面扶持人數更多、順從程度更高的印度教徒。由此誕生了南亞最初的中產階層，繼而形成了一個人數相當可觀的本地精英集團。明托法案頒行之後，這個集團的成員憑藉豐厚的資財，成為各省立法會議員，開始從事相對溫和的合法抗爭。而為印度教精英充當僱農的貧窮穆斯林大眾既缺乏積蓄，又無緣高等教育，在向殖民者爭取政治空間時的處境自是遠為不利。

真納最初的政治活動，便是以國大黨成員和穆斯林聯盟領導者的雙重身份，在穆斯林精英和國大黨領導層之間進行串聯，宣傳槍口一致對外。1916年，在真納被選舉為「穆盟」主席之後不久，國大黨和「穆盟」在勒克瑙締結了政治協定，承諾聯手投入追求自治權利的鬥爭，並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省一級立法會的席位。

在一戰結束之後的英屬印度，穆斯林信眾的人數僅占整個殖民地人口的大約1/4，而印度教徒的人數是其2.5倍以上，財富和國際影響力更是遠遠過之。因此從一開始起，在「穆盟」爭取自治的呼籲中就存在一種擔憂：一旦自治得以實現，印度教徒將憑藉其人口和經濟優勢，成為新的壓迫者，穆斯林則將再度淪為犧牲品。

「巴基斯坦國之父」真納常年身著三件套西服，風度翩翩，是一位典型的城市中產階級

有鑒於此，真納及其夥伴、詩人穆罕默德·伊克巴爾決心在白廳和國大黨之間製造人為的平衡：他們反對甘地用印度教教義動員賤民階層的計劃，亦不贊成過早追求徹底獨立，以爭取倫敦方面的漸進式讓步。而一旦自治得以實現，他們將堅決抵制按照現有的省界劃分進行議會選舉，而要求將穆斯林人口最為集中的西北邊境省、俾路支斯坦、旁遮普和信德組合成一個新的政治實體，實現與印度教多數地區的平起平坐。在這種考慮之下，真納與甘地、特別是尼赫魯的分歧逐漸擴大，最終造成了「穆盟」與國大黨的徹底決裂。

平心而論，「穆盟」方面的要求並非蠻不講理：在印度教人口佔據壓倒性多數的情況下，只有對穆斯林代表採取一定程度的優待和讓步，才能打消兩大族群之間由來已久的相互懷疑，保留團結一致爭取自治的可能性。而穆斯林群體在第一次不合作運動中的努力，也使真納期待甘地和尼赫魯能做出回報。但現實卻令他極度失望：從1930年到1932年，以白廳派自由黨議員約翰·西蒙代表團提交的「尼赫魯方案」和「真納十四點」為基礎，白廳組織國大黨和「穆盟」代表在倫敦舉行了三輪圓桌會談，卻未能達成任何一致。真納維持團結的努力，至此宣告徹底失敗。與此同時，留在印度的「穆盟」政治家當中，關於獨立的巴基斯坦的設想正在迅速成型。

通往分治之路

公允論之，儘管真納歷來被尊為「巴基斯坦國之父」，但他在巴基斯坦獨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卻與甘地或尼赫魯都不相同。扮演穆斯林族群的甘地和尼赫魯角色的是詩人兼哲學家穆罕默德·伊克巴爾爵士（Muhammad Iqbal）。正是伊克巴爾最早將8世紀阿拉伯入侵之後的印度河谷地共同體命名為「巴基斯坦」，並以之作為全印度穆斯林爭取自治的具體地理邊界。

1934年，在得到伊克巴爾健康狀況惡化、已經無法長期開會和工作（最終於4年後病逝）的消息之後，真納返回孟買，重新接過了巴基斯坦自治運動的領導權。1935年8月，白廳正式公布了《印度政府法案》，宣布將在印度全面實行聯邦制。總督以及兩院制的中央議會僅掌握外交、軍事和預算表決權，在地方各省（不含土邦國）通過選舉產生立法會議，並組建向議會負責的自治政府，以實現立法和行政權力的下放。在11個地方省的總共1585個議席中，有864個系通過無選區的公眾投票產生，其餘則事先劃定了選區，這主要是為了照顧西北地區人口占絕對多數的穆斯林。實際上，這也是真納所能接受的印度自治的底線。

然而國大黨再度令「穆盟」失望了。與真納希望在省級政府的數量上維持相對平衡的意圖不同，尼赫魯和鮑斯從一開始就下定了全盤通吃的決心。國大黨在1936年冬天舉行的第一屆省議會選舉中發動了全面攻勢，不僅在不設選區的省份鼓勵支持者廣泛投票，在西北四省也有針對性地組織選民衝擊「穆盟」的優勢選區。結果，國大黨不僅在1585個議席中拿下707席，而且在每一個省都佔據了相對多數；「穆盟」雖然取得106席、成為全國第二大黨，但在所有省份都未能獲得組閣權。對真納來說，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羞辱——昔日曾在與「穆盟」的合作中獲利頗豐的國大黨，現在卻不願讓出哪怕一分一毫的權力。即使只是作為預防性舉措，也必須將建立獨立的巴基斯坦作為既定目標。

1939年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令穆斯林聯盟、國大黨和白廳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11月24日，國大黨領袖甘地從穆斯林聯盟領導者真納家中離開，兩人分別前仍在進行討論

1939年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令「穆盟」、國大黨和白廳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9月4日，印度副王林利斯戈勛爵向甘地和真納通報了印度將追隨英國對德宣戰的消息，並決定在戰爭期間暫停關於增加自治權利的談判。兩黨領袖的反應截然不同：甘地當即對參戰的決定表示了抵觸，並宣稱印度要求立即獲得徹底獨立、從而置身於歐洲大戰之外。而真納流露出了有限度的合作意向，條件是戰後必須允許巴基斯坦作為獨立的分治地區存在。

進入1941年底，隨著日本對英國宣戰，印度由戰略後方正式變成了最前線。而白廳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感情傾斜，也在大戰中發生了意味深長的變化：由於國大黨繼續抵制任何性質的戰爭，英印警察在1941—1942年一度逮捕了超過2萬名甘地的信徒，而印度教徒的暴動又造成了超過100萬英鎊的經濟破壞。相比之下，真納和「穆盟」儘管對軍事事務甚少插手，但一直在協助林利斯戈勛爵維持地方省份的社會秩序和經濟運轉。這使得倫敦逐漸生出了一種補償心理：在未來的自治方案中，必須給予「穆盟」以更大空間。

1943年，新德里，穆斯林聯盟組織的大會上，真納正在向與會代表發言

「蒙巴頓方案」

對真納來說，他的耐心已經逐漸耗盡。倘若不能確保巴基斯坦作為獨立的分治地區的地位，「穆盟」將永遠只能作為國大黨的陪襯而存在。1946年8月16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加爾各答的「穆盟」秘書處宣布發起「直接行動」，以遊行、集會和罷工對勞倫斯—克里斯普方案做出抗議。由於當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數量大致相等，集會很快發展為騷亂和教派仇殺進入秋天，騷亂逐步蔓延到孟買、卡拉奇、旁遮普省和孟加拉邦東部。

為了避免人道主義危機，同時減少英國的負面責任，白廳於1946年12月提名喬治六世的表弟、前東南亞盟軍司令路易斯·蒙巴頓勛爵為新任印度副王，要求他在1948年8月底前安排印度實現徹底獨立，同時撤出全部英國官員和軍隊。

和講究程序正當的內閣使團不同，蒙巴頓從一開始起就決定將甘地、尼赫魯和真納三位關鍵人物作為談判對象，儘可能簡潔地處理主要矛盾。真納隨即公布了自己的底線要求，將西北邊境、旁遮普、信德、孟加拉和阿薩姆5省劃入獨立的巴基斯坦自治領；蒙巴頓要求附加一項當地民眾的公投表決，獲得了「穆盟」的首肯。至於各土邦國，尤其是由穆斯林領主統治的海德拉巴，則獲准自行決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6月3日晚，印巴分治方案——即習稱的「蒙巴頓方案」——正式對外公布，隨後由印度制憲會議全體表決通過。

1947年，在新德里的會議上，新任印度副王路易斯·蒙巴頓透露了英國對印度的處理計劃，參會者從左至右依次為尼赫魯、蒙巴頓顧問、蒙巴頓和真納，6月3日晚，印巴分治方案正式對外公布，隨後由印度制憲會議全體表決通過

8月14日，分治的準備工作提前一天結束。當天上午，真納和蒙巴頓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出席了巴基斯坦制憲會議的成立儀式，真納同時當選為擁有3750萬人口的巴基斯坦自治領的第一任總督。同一天下午，印度斯坦自治領也在新德里宣告誕生。午夜之前，鑲嵌有「印度之星」紋章的米字旗從新德里的副王宮前緩緩降下，不列顛帝國在南亞次大陸超過300年的統治史至此畫上了句號。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右坐者）和利雅卡特·阿里·汗（左坐戴眼鏡者）分別被任命為巴基斯坦第一任總督和總理，兩人都被認為是現代巴基斯坦的創始人

1948年9月12日，真納的國葬典禮在卡拉奇舉行。超過100萬巴基斯坦人參加了告別儀式，印度自治領也宣布暫停外事活動一天以示哀悼。或許，老對手尼赫魯的一番評價可以最好地概括這位矛盾人物的一生：「過去幾十年里，我常常對他抱有極度的不滿。然而如今再想起他，怨恨之情早已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哀痛。他堅持不懈地推進自己的訴求，最終達成了目標。但為之付出的代價是多麼巨大，獲得的一切與他最終設想的又是多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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