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土改，再談談農業集體化

一、何謂土改

所謂土改，就是從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強制無償沒收或者強制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收買其土地，並無償或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分配給沒有土地或土地極少的自耕農。

雖然提起土改，大家普遍想到的都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組織的土改，但是土改並不是共產主義者的專利。除了共產主義政黨掌握政權的北朝鮮和北越以外，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地區已組織過土改。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49年敗退台灣的國民黨也在台灣組織過土改。「蔣介石來台後即由陳誠主持1953年之「耕者有其田」法案。使地主各以土地一部分價讓與佃農。實與強迫交接無甚出入。」（[美]黃仁宇：《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幾點看法》，摘自《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223頁）在二戰中戰敗的日本也在美國的主持下進行了土改。

二、土改的原因

在二戰以後，無論是採取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北朝鮮、越南、中國大陸，還是選擇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台灣、日本，都進行了土改。可見土改並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特產，而是整個東亞在二戰之後一個不約而同的選擇。各地土改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歸根結底都是一個：解放農村的勞動力。所謂解放農村的勞動力，就是讓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有個合法而安全的去處。

以日本和台灣為例。美國佔領軍要對日本進行土改的基本動機，就是認為因為土地兼并造成了大批生活非常困苦的貧困農民。在舊日本帝國，這些農民的主要出路就是參軍，通過當兵打仗積累軍功出人頭地。因此才形成了一個必須專門從事對外侵略來獲取利益的武裝集團，並對周邊各國造成了巨大災難。要解決這個問題，美國佔領軍的策略就是將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配給失地農民，使農民耕者有其田，這樣這些農民就不會天天琢磨著去當兵打仗了。

台灣的情況也是類似。一方面固然有孫中山很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的原因，逃到台灣的國民黨仍然希望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另一方面也是國民黨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失去大陸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大陸的貧農、佃農、僱農生活過於困苦，所以容易被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張所蠱惑煽動，起來反抗國民黨的統治，並成功顛覆了中華民國政府。要想在台灣避免出現這種結局，就應該搶在共產黨之前進行土改，改善農民生活處境，這樣這些農民就不會天天琢磨著去斬木揭竿了。

三、中國大陸土改的背景

然而大陸的土改卻很不一樣，其意義遠遠超過了上述原因。大陸的土改意義在於打破了王朝周期律，並將中國從傳統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化國家奠定了基礎。而這裡面的關鍵原因就在於：中國傳統的農村土地所有制關係和生產方式，不僅僅束縛著農村的勞動力，還束縛著本可以用於發展工商業的資本。經過土改之後，這些資本可以被用於工商業發展，而不必在被束縛在農田之上。所以說中國大陸的土改不僅僅解放了農村的勞動力，還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

（一）王朝周期律

要解釋這裡面的原因，就得先解釋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周期律」現象。所謂王朝周期律現象，就是指幾乎每個朝代剛剛建立的時候都是一片生機盎然，老百姓安居樂業的樣子；然後過了幾百年，不知怎麼的，農民造反的群體性事件就開始多了起來，國家開始逐漸陷入各種內憂外患，直到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戰爭，舊的王朝被推翻，新的王朝建立；再然後新的王朝又開始重複前一個王朝已經發生過的上述進程，直到被下一個新的王朝取代；如此循環往複。

歷史上對王朝周期律現象曾經有過各種解釋，比如每個王朝都有自己若干年的氣數，氣數已盡，則無人能夠回天等等。古代人比較傾向於這種解釋。也有的人認為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那套制度能夠運轉良好。但是那套制度是為了應付各種危機而建立的，隨著承平日久，那些制度因為長期沒有危機，逐漸就開始不被人所遵守。然後有朝一日危機出現時，這個制度體系卻已經完全崩壞，無法再保衛這個王朝，王朝也就滅亡了。比如錢穆先生就比較傾向於這種解釋。

但是其實這裡面歸根結底只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現象——供求關係——在起作用。王朝更替往往伴隨著巨大的戰爭和破壞，很多人口消失。新建立的王朝往往面臨著人少地多的局面。因為人少地多，對佃農的需求比較旺盛，土地租佃的市場就是佃農方市場。如果地主把地租提得很高，就不容易招到佃農前來耕種。因此王朝初創時的地租往往較低，普通農民所要承擔的剝削也就較低，農民的生活就會相對富足一些。這就是為什麼王朝初創的時候，會展現出一幅農民安居樂業的景象。

然後隨著人民不斷繁衍，人口不斷增加，人少地多的局面逐漸逆轉。而同時還有土地兼并在推波助瀾。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的土地會逐漸集中到少部分地主手裡。而農民這邊人數越來越多，土地卻越來越少。於是原先的佃農方市場逐漸轉變為了地主方市場。想要租佃的佃農很多，但是提供租佃土地的地主人數卻少。此時如果佃農不接受一個非常高的地租，他可能就沒有地可以耕種。在這種情況下，地主可以把地租提得非常高，而農民也就不得不接受。

於是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所受的剝削越來越殘酷，收成的大部分都交給了地主。總有一天，農民會忍無可忍，就會有陳勝吳廣，有「乞活軍」。他們未必會成為推翻前一個王朝的決定性力量，但是卻足以在沒完沒了的軍事鎮壓中，耗盡王朝的國庫；或者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產生尾大不掉的軍閥，從而動搖王朝的根基。就這樣，在喪失大量人口之後，舊的王朝滅亡，新的王朝建立，並開始重複下一輪王朝周期的循環。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就是地主出租土地——農民耕種土地並交納地租的生產關係作為囊括整個國家大多數人口的主流生產關係。如果這層生產關係沒有打破，隨著不可避免的農民人口增加，地租會變得越來越高，總有一天會高出農民所能承受的極限。第二就是土地私有並且其所有權可以自由流轉。這個原因導致的結果就是土地兼并的趨勢。只要土地是私有的，並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流轉，土地便不可避免地會逐漸集中到少數大地主手中。這會大大加速地租飆升的進程。因此，不打破地主農民的這層生產關係，不打破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所有制，王朝周期律就會不可避免地一再上演。

（二）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資本

除了造成王朝周期律外，中國傳統的「地主——農民」農村土地生產關係還會造成一個更加可怕的後果，那就是資本被長期束縛在土地上，無法從農村中解放出來，投入工商業發展。

這可以從舊中國的一個有趣現象談起，那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封建性」。從晚清到民國，不少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識之士，成為了主張實業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但是有趣的是，這些民族資產階級往往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身兼地主和資本家雙重身份，並且捨不得放棄農村的土地。還有很多人，在通過成功經營工商業獲取利潤之後，又用這些利潤返回農村購置大量土地，重新回去當地主。換句話說，就是總是不願安安心心當資本家，總想著回農村當地主才是最終歸宿：

「民族企業在資本的周轉中，還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由封建剝削積累起來的資金轉為工業資本，又把由資本主義剝削所得的利潤轉而進行封建剝削。這種現象在上層民族資本家中間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緒二十二年創辦無錫業勤紗廠的楊宗濂、楊宗瀚兄弟為例。他們的當過縣官的父親已置田二百畝，他們都以軍功得道員官銜，並任過稅務商務官員，他們集股二十四萬元創辦了業勤紗廠，後以他們的母親名義「足成千畝庄屋一區」。又如張謇本是大地主，他創辦了大生紗廠後，又辦了個通海墾牧公司，從事種植棉花。這個墾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給小農耕種，實行封建地租剝削。」（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15章第4節）

這種現象曾經讓一些歷史學家感到費解，對此他們的解釋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脫胎於地主階級，所以從心理上還是沒有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其實這並不是心理上的依賴，而是源自理性的經濟計算。因為到了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又一次出現了王朝周期律當中舊王朝末期的現象：土地逐漸集中，農民人口眾多，所以地租可以開得非常高。這就導致當地主的資本回報率要高於當資本家的資本回報率。更不用說土地作為投資對象的安全性也要遠遠高於工商業的動產。工廠可能被炸毀，機器可能出故障，貨幣可能被搶走。但是農田這種不動產，卻無論颳風下雨水旱災害乃至兵連禍結，都始終在同一個地方，不會滅失。所以那些在工商業上獲取利潤的人，轉而將資本投向農村的土地，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一個國家的民間資本將被長期束縛在農村的土地上，而不會投入工商業。工商業就永遠發展不起來。工商業發展不起來，則農村剩餘的勞動力無處可去，也只能繼續被束縛在農村的土地上。國家也就無法找到有突破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年復一年地重複已經重複過很多遍的故事，最終被在工商業方面找到突破性增長點的西方列強所超越。台灣土改的時候顯然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剝奪地主的土地之後，給地主的補償里包括一些工商業的優惠（或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相當於半威逼半利誘地讓地主去改行從事工商業。

三、從土改到集體土地所有制——中華民族的萬世之利

中國大陸最初實施的土改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臨時性措施。關鍵就在於它只是分配了土地，而沒有限制土地的進一步兼并。即最初的土改，僅僅是將農村恢復到一個王朝周期律剛開始時的耕者有其田的狀態，但是沒有任何措施能夠防止王朝周期律的重演。這和台灣的土改有著根本的區別。台灣的土改除了強制收取地主的土地之外，還立法限制了個人所能擁有的最大土地面積。就這層意義來說，台灣的土改比大陸的土改要更為徹底。所以不意外的是，大陸在土改完成之後，農村很快就重新出現了土地兼并的現象。舊的地主被打倒了，新的地主卻要產生了。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農村當時面臨的另一個情況就是分散的小農生產力太低，無法集中力量來提高生產力。本來是出於提高生產力的考慮，開始在農村推行變工互助。後來發現農民集體的力量確實要超過個人的力量。通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動員，農民可以集中起來興修水利，其結果使得全體農民都受益。而這些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狀態下是無法實現的。在提高產量的強大誘惑下，中共在農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集體化運動。

這個可能最初動機十分單純（增加產量）的舉措，事實上卻是個開天闢地之舉。此舉徹底終結了中國延續2000多年的王朝周期律，永久性解放了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永久性扭轉了國內資本被牢牢束縛在農田上的被動局面；為中國發展民族工商業，擺脫農業國地位，步入工業化時代，真正實現自強求富，奠定了最關鍵的基礎。

通過土改和農業集體化，私人土地所有制在中國農村被消滅，地主和佃農的生產關係在中國農村被消滅。從此，農民再也不會因為自身人口的增加而被迫承擔逐代上升的地租。從此，再也沒有哪個個人能夠通過讓別人租佃他的土地來獲取遠遠高於工商業的資本回報率。社會資本不再無限制地流入地主的腰包，而是被國家投入社會公共事業或國有企業，或者被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投入鄉鎮企業。幾千年來，中國的社會資本終於可以不再被農業所吸引，而是轉投入了工商業，逐漸形成了直到今天的工業增長大趨勢。毫不誇張地說，今日中國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衛星上天，蛟龍入海，高鐵遍布，大運翱翔，南洋造島，海軍下餃，均拜當日土改+農業集體化所賜。

說土改和緊隨其後的農業集體化，令中華民族子子孫孫得其萬世之利，不為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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