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大選後如何求發展和生存？可以參考前輩們的治理經驗

【編者按】自2017年5月19日魯哈尼贏得伊朗大選連任總統以來，其未來的發展就備受關注。伊朗並不算大國，卻在美中俄的大國博弈中佔據重要戰略位置，尤其是在魯哈尼新任期內如何解決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緊張關係成為重中之重。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為首的派別對美國並無好感，然而在如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下，想要脫離美國的控制幾無可能。

在全球化的進程當中，大國佔據主導地位，憑藉其政治經濟等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獲得更多利益。而相對弱小的國家如何在大國的夾縫中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在這一點上，被稱為「穆斯林波斯最輝煌的時代」的薩法維王朝可以給當今的伊朗，以及其他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提供參考。

2017年4月24日，美國「馬漢」號驅逐艦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快艇「不專業接觸」，美國方面卻稱這是伊朗方面的明顯的「挑釁行為」。4月26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為了回應美國的言論攻擊，則發表聲明說，希望下任總統「專註國內建設」，而「少與西方接觸」。

雖然這只是伊朗領袖一時的氣話，但是它也從側面反映了伊朗當政者在心底里對西方所表達出來的不信任態度。

回顧西方國家三十多年來實施的制裁政策對伊朗所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以及給伊朗人民所帶來的巨大心理陰影，伊朗官方的這一種表態顯示出了兩個層面的意思：表面上這是伊朗與西方相互敵視的產物；然而更深層次的，是伊朗對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形象的不自信，同時卻又想方設法通過富有「個性」的方式捍衛自己「脆弱」的主權。

殊不知當今世界已經緊密地連成了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脫離世界，關起大門來搞建設。在全球化的進程當中，大國或強國往往會憑藉其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以及文化軟實力，得到更多的利益。而小國或弱國由於本身不具備重大的價值，在國際競爭中顯得處處被動。

然而，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一樣，每個國家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一個國家，尤其是相對弱小的國家的生存發展之道，不在於其爭奪發展資源的能力，而在於其發現自己的特有價值，並將其實現最大化的能力。

而被稱為「穆斯林波斯最輝煌的時代」的薩法維王朝可以給當今的伊朗，以及其他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提供參考。

由於薩法維王朝幅員相對較小，本身也不具備獨霸一方的能力，對外界的依賴度相對較強，對國際形勢的變化更為敏感，因此在理解薩法維王朝的歷史時，更應該首先將其放在國際視野下進行探討，再以此為基礎深入到伊朗高原的具體情況當中。

在探討薩法維王朝的興衰之前，有必要先解釋清楚它所誕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即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Balkans-to-Bengal Complex）。

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

自阿拔斯王朝中央權威喪失以來，伊斯蘭世界的東部便飽受戰亂之苦。內有地方統治者因爭權奪利而相互爭鬥，外有突厥游牧民伺機入侵，攫取財富，建立各自的王朝。蒙古的入侵更是給伊斯蘭文明以毀滅性的打擊，東部伊斯蘭世界，尤其是伊朗的民眾，對社會的發展前景產生了悲觀的情緒。

蘇菲派強調人的精神功修與對來世幸福的愛，輕視世俗的物質享受，並主張人與真主以愛相連接。這些思想迎合了當時的伊朗民眾，再加上受益於伊兒汗國統治者寬容的宗教、文化政策，故而蘇菲派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另外，突厥政權與之後的蒙古伊兒汗國出於統治的需要，大量任用波斯的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塔吉克人」（最初指的是為外族效力的波斯文書）擔任政府要職，波斯文化得到弘揚。

蘇菲派與波斯文化的結合催生了以歐麥爾·海亞姆、魯米、阿齊茲·奈薩里（Aziz Nasari）、哈菲茲、薩迪等人為代表的「伊斯蘭人文主義」的誕生。它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用蘇菲哲學來重新定義人類，即人雖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在真主的引導下有著無限接近於完美的趨勢。這在無形之中拉近了社會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人的關係。

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

寬容的文化氛圍以及相對濃厚的人文氣息有利於打破不同宗派、不同民族之間的障礙。阿拔斯哈里發政權的覆滅，讓百姓對哈里發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伊斯蘭法律體系的信心下降，而起自民間的蘇菲團體也沒有正統法學家的那種「門戶之見」。

在這種情況下，蘇菲派得以更加便利地吸收包括佛教、基督教、薩滿教等非伊斯蘭諸宗教的合理因素，同時調和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理論，來豐富自己的理論以及學說，滿足各個社會群體、階層的精神需求，為自己爭奪更多的追隨者，壯大教團的勢力。

地方的割據政權為了爭取民心，也反過來資助教團的發展，抑或是與教團合作。興起於安納托利亞邊陲的奧斯曼政權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藉助著拜克塔什教團的動員力，徵集軍隊，把領土推進到巴爾幹半島，並向當地民眾宣傳更易於被接受的「民間伊斯蘭」即蘇菲的思想。

當然，也存在政權為穩固自身而扶植法學家，對蘇菲教團進行打壓的情況。

蘇菲式的寬容以及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促進了自巴爾幹半島到孟加拉灣之間的不同群體的文化交流以及互動，增進了相互間的理解程度，在價值觀念上有了更多的相似性。

這些因素在不知不覺中重塑了這一片廣大的土地的社會結構，所謂「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這個概念（由Shahab Ahmed提出）即建立在蘇菲派所帶來的這種聯繫中。而各蘇菲道乘也因此而呈現出了「國際化」的特徵。

信徒「遍布亞塞拜然到錫蘭」的薩法維教團也是諸「國際化」蘇菲教團中的一支。換句話說，「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可以看作是一種以波斯（Persianate）-伊斯蘭文化為主流，以蘇菲為載體的「文化全球化」現象。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統治的合法性能夠建基於多種文化來源，而不是單單局限於一個。

薩法維家族：從蘇菲教團到伊斯蘭帝國

在這個過程之中，薩法維長老們的靈活應變策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伊兒汗國時期，薩法維教團是一個溫和的遜尼派蘇菲教團，著重於精神功修，通過和平的方式爭取信眾。藉助著伊兒汗國上層統治者的支持，薩法維教團迅速擴張。

然而，隨著伊兒汗國的崩潰，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不復存在，伊朗高原再次陷入到混戰之中。與什葉派一樣，蘇菲派對阿里及其後裔有著特殊的感情。由於阿里在擔任哈里發之前曾經過著一種樸素的隱居生活，出於提升自己認可度以及合法性的需要，蘇菲派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源頭追溯到阿里。

另外，長期的動亂讓伊朗人渴望強有力的公正統治者的出現，回歸到薩珊王朝時的穩定，而廣為人知的什葉派「隱遁伊瑪目」學說和「馬赫迪復臨」思想無疑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再加上自什葉派第五代伊瑪目起阿里家族便具有了薩珊王族的血統，因而在伊朗，雖然當時的主流信仰是遜尼派，但是什葉派也毫無疑問得到尊重與同情。

這從打著什葉派的旗號發動起義的賽爾白達爾運動、穆沙沙阿運動以及候魯菲耶運動在伊朗的影響力即可見一斑。蘇菲派和什葉派思想，特別是極端思想（骨拉特）的結合，可以帶來強大的政治動能。

為了順應這種思潮，同時爭奪生存空間，薩法維教團也在不斷吸收新的元素以促進自己的變化。其迅速的擴張引起了包括奧斯曼、帖木兒等政權在內的擔心與憂慮。由於政治局勢的複雜多變，薩法維教團時而受支持，又時而受打壓，存在的根基十分脆弱。

於是薩法維的長老們再次調整策略，向弱勢群體靠攏，爭取其支持以維持均勢。在當時的伊朗西北部以及安納托利亞東部，居住的主要是文化水平低、皈依伊斯蘭沒有多久的土庫曼部落，所具備的伊斯蘭知識主要是有強大動員能力的什葉派極端思想「骨拉特」。

和卓·阿里和易卜拉欣審時度勢，在自己的信仰體系中加入了什葉派的思想元素，薩法維教團在意識形態上向什葉派傾斜。到了祝奈德上位之後（1447），由於奧斯曼帝國加強中央集權，土庫曼游牧部落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而黑羊王朝對薩法維教團的猜忌迫使兩者走向聯合，共同對付掌權者。

祝奈德對什葉派極端思想的宣傳以及其「推翻不公正統治者，建立理想王國」的承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土庫曼部落，並得到後者的支持。運用伊本·海勒敦的理論，就是薩法維教團獲得了強大的「族親意識」，宣傳其意識形態觀念的基礎初步建立起來。

同時，由於奧斯曼帝國過於強大，伊朗的局勢則依舊十分不穩定，薩法維教團制定了「奪取伊朗」的總方針。

伊斯瑪儀一世

而後，薩法維教團「借力打力」，通過聯合相對弱勢的白羊王朝以對抗黑羊王朝，並輔佐前者入主伊朗。

隨著教團網路的不斷擴大，為了使管理體制更加完善，薩法維教團也開始注重吸納波斯文官進入管理層，一方面提高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則制衡了土庫曼部落，維持教團內部的均勢。

因此，就性質上來說，薩法維教團是一個以薩法維家族為核心、以非主流的什葉派極端思想為精神支柱、以土庫曼軍人和波斯文官的合作為基礎的「企業團體」(project)。

與奧斯曼帝國不同的是，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自一開始便是軍人，掌握軍政大權，其對不同因素的整合以及使用是為了更加便於發動對外戰爭（加齊傳統），從而增強統治的合法性。

而薩法維教團則是出於生存的需要，不斷改造自己（包括核心思想在內）以適應國際以及組織/國家內環境的變化，通過團結或利用弱勢群體，反抗既得利益集團，來強化自己的生存能力。終薩法維一代，這種「非主流」色彩濃厚的基本國策都沒有改變。

也因此，薩法維王朝在吸收外來的因素時顯得更為積極與主動。而這在伊斯瑪儀一世的政治宣言當中則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

我的名字是沙·伊斯瑪儀。我是真主的神跡。我是所有加齊戰士的領導人。

我的母親是法蒂瑪，我的父親是阿里，我是十二伊瑪目的導師（???）。

我自亞茲德復活了我父親的血液。搞清楚，我是海達爾（被白羊王朝處死）的實體化身。

我就是活著的海達爾，是瑪利亞之子耶穌。我就是同輩中的亞歷山大。

十分清楚的是，這樣的宣言放在當時任何一種正統信仰，甚至是奧斯曼帝國的加齊精神，的語境下，都是要被處以極刑的。

薩法維王朝時最大的版圖

伊斯瑪儀依靠極端什葉派思想的號召力、裹挾著土庫曼部落的好戰特性、調動起波斯文官復活波斯文明的激情、鑽了白羊王朝內亂的空子，綜合當時所有的「非主流」因子，輕鬆奪取了伊朗高原。

「主流」和「非主流」對立下的三組矛盾

（發展、繁榮時期）

依靠「非主流」群體的輔助與合作，伊斯瑪儀奪取了伊朗高原，建立了薩法維王朝，極端的什葉派思想以及蘇菲派的統治結構從後台走到了前台，「非主流」變成了「主流」。

然而，這種冒險的成功是基於薩法維教團的威望以及伊斯瑪儀的個人魅力來實現的，不可能長久。而且薩法維王朝的建立極大改變了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的局勢，蘇菲教團由文化的傳播者變成了政權的直接掌控者，威脅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奧斯曼帝國的安全。

因而奧斯曼帝國一方面給薩法維王朝以重創，另一方面迅速滅亡馬穆魯克王朝，消除薩法維王朝在中東可能的結盟對象。要理解這之後的薩法維王朝的歷史，則應把握「主流」、「非主流」對立下的三組矛盾：即中央集權與部落分權的矛盾；國際形勢與國內局勢的矛盾；以及王權與法律的矛盾。這三組矛盾相互交織，相互影響。

被奧斯曼帝國打敗之後，伊斯瑪儀個人的權威受到質疑，薩法維王朝的凝聚力開始瓦解。在此情況下，伊斯瑪儀迅速採取措施，壓制主流的土庫曼部落的影響力，大力扶植在薩法維這個「企業團體」內處於弱勢的波斯文官，讓他們擔任地方總督，掌握財政大權，而土庫曼部落則負責守衛邊疆。

同時，為了強化對伊朗高原各地的控制，穩定秩序，推動商業貿易的發展，扶植正統的十二伊瑪目派，依法治國。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伊朗境內沒有資深的什葉派法學家，而在此根深蒂固的遜尼派法學世家，則或死或逃，與薩法維政權沒有迴旋的餘地。

因此，薩法維政權發布求賢令，到奧斯曼帝國的邊遠地區招募受到冷遇的什葉派法學家，並把「首席大法官」（??? ????）的職位以及各地法律說明官（??? ???????）的職責交給他們。

另一方面，對於國內想效法薩法維教團起事的蘇菲教團，則予以嚴厲鎮壓，即便是宣揚國王為馬赫迪的教團也不例外。就連國際知名教團凱迪里耶和納克什班迪耶都被驅逐出伊朗。這樣，蘇菲思想、部落分權逐漸走向後台，而正統的法學、哲學思想以及文官政治、中央集權則走向前台。

但是，此時軍隊依然掌握在土庫曼部落的手上，中央政府的努力並不明顯，在伊斯瑪儀死後國家甚至陷入了長期的內亂之中，傳統的陸路貿易受到損害，經濟收入下滑，改革的步伐放緩，而在政治上則成為被奧斯曼帝國、昔班尼王朝宰割的對象。

更有甚者，開闢新航路到達印度洋的葡萄牙人在1538年挫敗奧斯曼帝國艦隊後，控制了印度洋，佔領阿曼和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波斯灣，伊斯蘭世界的海上貿易陷入困境。

阿拔斯一世

在此情況下，薩法維王朝加快推進改革的步伐，擺脫「主流」因素的影響，扶植「非主流」因素。在阿拔斯一世時期，改革措施得到有力貫徹。

政治上，繼續打擊土庫曼部落，削減其軍隊和封地，而後扶植波斯文官，完善官僚體制；建立新的奴隸軍團（????），並配備先進的火器，壓制土庫曼舊軍隊。

經濟上，在維護舊的貿易路線的基礎上，開闢新的貿易路線，試圖假道俄羅斯，繞過奧斯曼帝國與葡萄牙，與西方進行直接貿易；大力推進海路貿易，藉助英國荷蘭等勢力壓制葡萄牙。另外，壟斷裏海沿岸地區絲綢，發展官營手工業，由中央直接控制經濟命脈；並從中國取經，發展瓷器製造業。

在文化上，遷都伊斯法罕，加快「波斯化」進程，擺脫土庫曼的影響力；大力支持波斯細密畫、波斯地毯等文化產品，並將其遠銷至莫卧兒、奧斯曼以及英法等歐洲國家；鼓勵文學創作，增強波斯文化在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的輻射能力，創造了「伊斯法罕半天下」（?????? ??? ????）的神話。

阿拔斯一世建造的齊希爾·蘇彤宮

值得一提的是，莫卧兒的統治者由於多次得到薩法維王朝的幫助，因此他們憑藉印度雄厚的經濟實力，大力弘揚波斯文化，並推動波斯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交融。莫卧兒帝國的措施又反作用於薩法維王朝，並在薩法維國土內颳起了「印度風」（??? ????）。

這些互動增強了波斯文化的活力，大大增強了薩法維王朝的文化軟實力。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波斯的傳統文化與文學，在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得到更高的重視，如哈菲茲的詩集成為了地位僅次於古蘭經的穆斯林讀物。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奧斯曼、薩法維、莫卧兒的突厥-波斯文化屬性得到進一步增強，無形中拉近了三大帝國的臣民的關係，也於無形中賦予了薩法維王朝更多的合法性以及國際威望。

十七世紀的一幅薩法維細密畫

意識形態上，雖然蘇菲的影響退居「非主流」地位，但是它對於維繫土庫曼部落與薩法維王朝的關係至關重要，而中央集權的進一步發展則有賴於什葉派法學及伊斯蘭諸理性學科。

因此，薩法維統治者在哲學上鼓勵蘇菲思想與正統的思辨教義學等學科進行妥協與融合，因而產生了有利於薩法維統治的伊斯法罕學派。蘇菲哲學與什葉派思想得以進一步融合與發展。於是有了薩法維王朝大哲學家毛拉·薩德拉對於哲學的定義：哲學即感知存在物的真理以完善、凈化靈魂，用實證的方法去探求事物之真實，而不是僅憑猜測或盲從權威。

蘇菲派思想與正統什葉派的妥協也改變了薩法維國王的定位。他不再是無謬的蘇菲導師，不是隱遁伊瑪目的後人，而成為了一個宣揚伊斯蘭法的俗世君主。而有能力給出創製的獨立法學家，即穆智台希德，則成為了「伊瑪目的代理人」。對國王的忠誠不再基於其蘇菲導師的地位，而基於「對國王的愛」（Shahsivani）。由此，王權和法律之間變成了一種合作的關係。而社會的環境也變得相對寬鬆，以及更加寬容。

最後，在外交上，薩法維王朝對奧斯曼帝國、昔班尼王朝展開了反攻，收復了失地；和歐洲國家結盟共同抵抗奧斯曼帝國；藉助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力量驅逐葡萄牙在波斯灣的勢力，等等。

總之，藉助各種「非主流」因素重塑自己的薩法維王朝雖然相對於奧斯曼帝國和西方強國而言依舊顯得寒酸、落後，但是也成為了當之無愧的伊斯蘭帝國。

「主流」和「非主流」對立下的三組矛盾

（衰退、消亡時期）

然而，薩法維王朝的興盛畢竟是短暫的。西方藉助新大陸所帶來的財富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的購買力增強，而傳統的東方貿易則進一步受到擠壓，這導致薩法維王朝的貿易收入遭受嚴重打擊，對外的文化影響力也由此下降。

在國內，土地收歸中央導致地方生產積極性的削弱，再加上官僚的日漸腐敗，行政效率日漸低下，使得財政收入進一步減少。然而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卻持續加派稅金，民眾的生活變得更加痛苦。

依靠中央財富建立起來的新軍也因沒有了強大的經濟後盾而逐漸沒落，而原來的土庫曼部落由於權力被剝奪凈盡，喪失了對薩法維王朝的效忠，且本身也不再有經濟實力提供軍隊，因而薩法維王朝的防務日漸廢弛。

薩法維王朝中後期土地佔有狀況

黃色代表國王直接管轄

在外交上，薩法維晚期的統治者們甚至想著依賴外國勢力的「保護」以維護自己的主權，這無論如何都是顯得幼稚的，因為對於本身就處於「非主流地位」的薩法維王朝來說，不積極進取就意味著任人宰割。

最後，法學家的權力日益擴大，最終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並反過來制約了王權，導致薩法維王朝的大政方針受伊斯蘭法學家的左右，在信仰上的寬容性被削弱。

蘇丹海珊即位之後，更是拋棄了以往薩法維王朝「為非主流代言」的傳統，加大對正統的什葉派法學家的支持力度，蘇菲思想和哲學受到進一步打擊，社會的政治環境、思想環境驟然變得緊張，社會矛盾激化。

另外，由於他的軟弱無能，對因強迫改宗而引發的阿富汗叛亂問題應對不周，因而到了1722年，阿富汗叛軍最終打敗了薩法維軍隊，佔領伊斯法罕，薩法維王朝滅亡。

結語

與奧斯曼帝國、莫卧兒帝國不同的是，薩法維王朝起自沒有獨立政治軍事實力的蘇菲教團。其發展與壯大靠的是與諸多非主流因素的合作與其自身對非主流的寬容，甚至是讓自己成為非主流因素的代言人。

也就是說，薩法維王朝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一種「流動的意識形態」之上的，要通過不斷地對非主流因素的扶植，讓自己保持生機活力。這就需要一種開放的心態，同時也要把握好「主流」與「非主流」之間轉化的平衡點。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加速自己的衰落。

當然，薩法維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經濟上的脆弱性。伊朗高原本身的貧瘠無法讓薩法維王朝像莫卧兒帝國與奧斯曼帝國那樣，有著穩定的農業經濟作為依託，因而其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商業。

毫無疑問，薩法維王朝自始至終都積極鼓勵商業發展，並甚至給予善於經商的亞美尼亞人以特殊地位，作為國王的商業代理人。但是薩法維王朝貧瘠的環境卻無法帶來豐富多樣、質量上乘的商品，從長遠上來說，其商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無疑是要大打折扣的，而競爭的失敗自然就帶來國家經濟的惡化和衰退。在這種情況下，其過早的滅亡也就不可避免了，直到土庫曼部落這股「非主流」勢力再次抬頭的時候，伊朗才出現了短暫的復興。

因此，在探討薩法維王朝的興衰時，更應該將其放在國際的視野下進行分析，而不是孤立地局限在國內，或甚至是巴爾幹-孟加拉綜合體之內。而對於當今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而言，其借鑒意義在於，儘管本身的條件不盡如人意，但是只要懂得挖掘自身的特有價值，並將其實現最大化，同時不盲目地進行沒有意義的舉措時，那麼它很有可能可以在國際上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

今日主筆 徐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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