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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理學各派之修養工夫論

論述理學各派之修養工夫論

文 / Mahānāga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有關道德修養的學說可謂源遠流長,而其中探討甚細著墨頗豐的當屬宋明理學。所謂「宋明理學」是一個廣義的範疇,學者們一般將其分為兩派:一者是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這一派當然也包括周敦頤和張載;一者是以陸九淵和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派」,這一派通常被稱為「陸王心學」。這兩個學派雖都屬於宋明理學,但對於「理」的闡述有所差別,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派」主張「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程氏遺書》卷二十二),而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派」則主張「心即理」,認為「理由心定,物由心呈」,一切外部事物都是心體發用所構成的。「理學派」與「心學派」在核心理念上的這種差異是顯著的,這也便決定了二者在修養理論的表述上大相徑庭,本文便是有基於此,而將理學二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修養學說作一簡要的論述。

一、「理學派」的修養工夫論

「理學派」在宋代的代表人物頗多,而且在思想上皆有頗高的建樹,涉及到修養工夫方面,本文選擇以周敦頤、二程和朱熹為代表,對他們的修養理論分別加以梳理。

1.周敦頤:「無欲」、「思無」、「誠」

周敦頤作為二程的老師,一向被視為「宋明理學」的實際開創者,因而《宋史·道學傳》將周敦頤列於首位。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在本體論上提出了以「無極」為本的「本體無」的學說,在工夫論上則提出了「人極」的概念,所謂「人極」即是自孟子以來儒家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那麼如何達到這一理想境界呢?對此周敦頤提出了「無欲」、「思無」和「誠」等修養理念,其「無欲主靜」的思想基本繼承於孟子的「寡慾」和荀子的「虛壹而靜」,而「思無」之說則將「無思」作為「本」,將「思」作為「用」,突出「思」在修養過程中的重要性,「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宋元學案·濂溪學案上·通書》)

周敦頤在其修養學說中對於「誠」大為倡導,「誠」的理念先秦儒家便時有提及,如《周易·乾·文言》:「修身立其誠,可以居業也。」《孟子·離婁上》:「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能有動也。」《荀子·不苟》:「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周敦頤明顯繼承於此,故而在《通書》開篇即言:「誠者,聖人之本」,又說,「聖,誠而已矣。」可見「誠」之重要,那麼「誠」為何物呢?周敦頤說,「寂然不動者,誠也。」這個「寂然不動」的「誠」在特徵上的表現是「無為」、「無事」,便與其《太極圖說》中的本體學說對應起來了。

「誠」是如此之重要,那麼如何實踐呢?周敦頤認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意思是說能順應「乾道」之自然便是「誠」,反之如果違背「乾道」則是「不誠」。周敦頤還說:「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是「乾」的四德,因而仍須順應「乾之德」才可謂是「誠通」、「誠復」。周敦頤對「誠」如此倡導,那麼做到「誠」又有何益處呢?周敦頤認為:「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明誠道確,天子稱賢。」(本文中周敦頤之言,皆引自《周敦頤集》,嶽麓書社,2002)

周敦頤對於「誠」的倡導,在宋之時便頗受關注,如朱熹的朋友張栻即謂其「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而時至今日,為人、為政者皆匱乏此「誠」,故本文亦對此多加關注也。

2.二程:「主敬」、「識仁」、「定性」

二程即程顥、程頤兩兄弟,程氏兄弟發揮先秦「道體論」學說而提出「天理」是萬物的本原,萬物皆從「天理」而來又皆是此「天理」的體現,因而「去人慾,存天理」便成為道德修養的目標和歸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程氏兄弟提出了「主敬」、「窮理」、「識仁」、「定性」等理念。

二程的「主敬」之說,又名「持敬」或「致敬」,程氏兄弟對此非常重視,曾說:「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又說:「涵養須用敬」,「入道以敬為本」,可見「敬」之一字在程氏修養工夫論中的重要性。關於「敬」的實踐,程頤說:「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所謂「主一」,即是將心安住於所緣之對象;所謂「無適」,即是不三心二意,左思右想。可見,這裡所倡導的「敬」不是一種恭敬的態度,而是專心一致使內心保持寧靜的觀修方法,近乎於佛法中的禪定功夫。

二程「主敬」的目的一則在於防止內心生起邪見,二則是作為「窮理」的基礎,由於「窮理」與「格物」的學說在其弟子朱熹那裡發揚的更為廣大,故此暫不提及,此處且論述一下二程的「識仁」、「定性」之說。此學說可以勾勒出二程修養工夫論的次第:首先,要識得「仁之體」;其次在工夫上,要通過「動靜合一」而達到「內外合一」之道;再次,要「應物無累」,即能夠「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最後,能夠應物之後,仍需回歸到「仁之體」,回復到本體湛然常明的境界。二程的這種修養次第,對其弟子朱熹乃至於後來的陸王哲學,都是有所啟迪和影響的。(本文中二程之言,皆引自《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

3.朱熹:「居敬」、「窮理」、「格物致知」

朱熹作為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也可謂是「理學派」修養工夫論的完成者,他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主敬」思想,提出了「居敬」與「窮理」互補的觀念,他說道:「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朱子語類》卷九)

關於「居敬」,朱熹提出了「主一」、「無適」、「閑邪」、「謹獨」等方法,此中「主一」與「無適」的概念皆傳自二程之說,而所謂「閑邪」是指杜絕不良思想的產生,「謹獨」是指事情不論大小都要辦的合乎「義理」,這實際上就是要把「居敬」思想落實到一切日常行為中去了。

朱熹所謂的「窮理」,是指「即物窮理」,通過「窮理」而「致知」,這也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認為:「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朱子語類》卷十五),而「格物致知」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朱熹說:「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大學或問》卷二)可見,朱熹講的「格物致知」主要是指通過讀書講學等具體實踐來實現對「天理」的把握,這在實踐的落實上自然具有非常強的可操作性,因而多被後人推崇,成為影響深遠的修養學說。(本文中朱熹之言,皆引自《朱子全書》,上海古籍,2002)

二「心學派」的修養工夫論

在宋明理學中,「心學派」與「理學派」之所以別派分宗,主要是由於對作為萬物與人倫之本體的「理」的認識產生了分歧,西學中常謂「世界觀決定人生觀,人生觀決定方法論」,因而這種本體層面上的分歧必然會影響到修養方法的不同。對於「心學派」的修養工夫論,本文且只選取其中最具代表的陸九淵和王陽明二人之學說略加論述。

1.陸九淵:「存心去欲」、「發明本心」

在理學諸家中,陸九淵的思想可謂別具一格,他在學問上自稱直接承繼於孟子,在治學方法上提出「六經注我」的驚人之論。在陸九淵的思想體系中,最為核心最為根本的概念便是「本心」,他曾說:「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又說:「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不失其本心而已。」因而,他的修養工夫論便是一個由「存心去欲」而達到「發明本心」的過程。

陸九淵的「存心去欲」之說,是對《孟子》中「存心」、「養心」、「求放心」等說法的繼承和發展,他認為道德完善的過程也就是人的自我實現過程,換言之,也即是「發明本心」,使人所固有的「本心」成為意識主宰的過程。為此,他依據《孟子》發揮了「存」涵義:「《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之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

在由「存心」到「發明本心」的過程中,陸九淵著重強調了「去欲」的意義,這也可以看作是對孟子「寡慾」的繼承,如其說道:「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可見在其修養學說中,「去欲」與「存心」是相輔相成的。陸九淵之學說與程朱「理學派」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所追求的終極道德目標是「本心」所本來具足的,修養的核心不在於外而在於內,其後王陽明的思想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的。(本文中陸九淵之語,皆引自《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

2. 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

王陽明被看作「心學派」的集大成者,其學說中的最根本範疇亦是「心」,但他是用「良知」來表述「心」的,「良知」即心,心即性,性即理。在他看來,一般人的「良知」總是被私意私慾所蔽,因而人的道德修養過程便是去除私慾發揮良知的過程,這個過程便是所謂的「致良知」。

「致良知」分為體認良知和實現良知兩個階段,在體認良知的階段,王陽明提出了「正心」、「克己」等方法;而在實現良知的階段,王陽明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的理論,強調「知行並進」,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他的意思是說,「知」是「行」的主導,而「行」是「知」的著實用功之處。他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有學者認為其中隱含了對朱熹「格物致知」說的批判,但本文對此不再探討。(本文中王陽明之語,皆引自《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1992)

三、結 語

宋明理學各家對於修養工夫的論述極其豐富,其他諸家如張載的「知禮成性」之說,劉宗周的「誠意」之學,等等,亦是具有極高的價值和意義,但限於篇幅本文難以一一引述。

通過比較可以得知,理學家們的修養工夫論在表述上雖然大相徑庭,但理論核心卻是相對一致的,那便是對於作為本體意義上的「理」的認識和回歸,現代學者朱康有通過比對諸家學說,將理學家們的修養過程歸納為「見證本體」、「磨練本體」、「應用本體」、「返歸本體」和「完成本體」五個次第,理學家們通過這樣的修養次第實現「內聖」之境界,進而便可以之指導一切「外王」之實踐,這既是宋明理學的精髓之所在,也對於我們時下提高個人修養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參考資料:

周敦頤:《周敦頤集》,嶽麓書社,2002年版。

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

朱熹:《朱子全書》,上海古籍,2002年版。

陸九淵:《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1992年版。

朱康有:《宋明理學的心性修養特徵》,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2003年第1期,第63—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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