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譚其驤與劉節的交集

（載《甌風》總第十三集，文中藍字為截稿後所改）

葛劍雄撰《譚其驤傳》寫道：1939年11月9日「燕京同學劉節來信」。（《悠悠水長：譚其驤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頁。以下再引只標頁數）以劉譚二人為同學，顯然有誤。

同事而非同學，共同師友顧頡剛

劉節（子植）浙江溫州人，譚其驤（季龍）浙江紹興人，是為浙江老鄉。劉氏生於1901年。譚氏生於1911年，相差10歲。劉節1926年在上海國民大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1928年畢業。譚其驤1930年於上海暨南大學畢業後，即獲推薦入讀燕京大學研究院，1932年畢業。從年紀、地域、就讀學校來說，他們二人都不可能是同學。

1931—1935年，劉節在國立北平圖書館任編纂委員兼金石部主任。譚其驤1932年初來館任館員，負責彙編館藏方誌目錄。（第44-51頁）劉譚二人曾在北平圖書館同事。

1935—1937年，劉節是燕京大學的副教授，譚其驤1936年始在燕京兼任講師，可見他們是燕京的同事而不是同學。而他們二人入職燕京，估計都與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有關。

顧頡剛1893年生人，長劉節8歲，長譚其驤18歲，他對後進的提攜，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1930年譚其驤到燕京大學報到後，即馬不停蹄地拜謁了崇敬已久的在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顧頡剛日記最早出現譚其驤名字的是在1930年9月13日：「譚其驤來。」在燕京求學時，譚其驤一直在顧頡剛的指導下學習、研究。（第22-30頁）

顧頡剛很欣賞譚其驤，1934年春，師生二人商議發起成立一個以研究中國沿革地理和相關學科為宗旨的學會——禹貢學會，並出版半月刊《禹貢》。（第58-81頁）《禹貢》創刊號在1934年3月1日問世，而學會在1936年5月24日才正式成立。禹貢學會第一屆理事為顧頡剛、錢穆、馮家昇、譚其驤、唐蘭、王庸、徐炳昶。候補理事：劉節、黃文弼、張星烺。劉節的《古邢國考》即發表在《禹貢》第四卷第9期（1936年）。

1923年，劉節剛入上海南方大學時，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代史」的觀點，引起史學界一埸論戰，此後逐漸形成了以顧為旗幟的「古史辨派」。顧頡剛對自己的影響，劉節直接宣諸於口，說：自己「於古代史之研究上受其影響甚深」，與顧「同為古史辨派」（參見鍾顯華：《劉節學術年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第221頁）。雖然與顧頡剛和譚其驤的師承關係不同，但可以說劉節是把顧頡剛當作自己老師輩來看待的，亦師亦友應該是比較恰當的定位吧。1936年，顧頡剛還請劉節為其主編的《古史辨》第五冊作序，也見其對劉節的賞識。

在顧頡剛日記最早出現劉節名字的時間與譚其驤差不多，是在1930年8月25日：「吳子馨與劉子植來。」或許1930年8月25日和9月13日，就是顧頡剛與劉節和譚其驤初次見面的時間。在日記中，顧頡剛一直以劉節的字子植稱之。而開初，顧頡剛對譚其驤這個學生直呼其名。直到1934年2月4日起，譚其驤已從燕京大學畢業了，顧頡剛才改呼其字：「譚季龍來，同游校印所。」因此說，顧頡剛、劉節、譚其驤三人在學術「輩分」上是差別很大的。

擦肩而過的浙大同事，繞不開的張其昀

1939年9月，劉節到廣西宜山的戰時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授。

劉節在清華的同學王庸（以中）向浙大史地系主任張其昀（曉峰）推薦了譚其驤，張決定聘請譚在史地系任副教授。知悉此事，劉節非常高興，1939年11月9日他給這位當年北平圖書館的同事寫信道：「……聞以中兄言，吾兄有圖南之意，欣喜無擬。曉峰兄聞此消息，已有電禮聘，諒蒙察及。若能早日南來，與費香曾兄同行到宜，至為企盼。在此一切均佳，繆彥威亦兄舊好，其他諸公皆誠篤可敬，曉峰兄屬望尤殷，諒能令兄滿意。」（第100頁）

從此信可知，1939年11月9日戰時浙大還在廣西宜山，劉節的日記也有記載。

繆鉞（彥威）是劉節在河南大學任教時的同事，文史學家。劉節到浙大任職，是繆鉞向張其昀推薦的。（參見洪光華：《劉節與張其昀的恩怨》，2015年10月14日《中華讀書報》及《劉節與浙江大學的短暫因緣》，《澳門人文學刊》，2015，第39-49頁）《譚其驤傳》第117頁說繆鉞是「外系同事」，而第144頁又說「原浙大史地系同事繆鉞」，其中當有一誤。繆鉞孫繆元朗撰《繆鉞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2014年）說：1938年10月，「先生只身前往宜山，任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第35頁）1941年，「本年先生在浙江大學中文系任教」。（第35頁）故，「外系同事」當為正。

其後，劉節再回函復譚其驤所詢一些細節：「十一月二十九日手書藉悉。因此間校長是科學家，辦事刻板，一般甚難商量，惟浙大前途頗有希望，兄又浙人，於患難中為校方幫忙，將來必有得益處也。南寧陷落之後，吾輩皆已北行，現留滯都勻，一時尚不能開學。兄如有意於此，請先來一電，由都勻浙大辦事處轉張曉峰兄。校址尚未定，大約在黔北諸縣中。兄南來之路以經海防、昆明至貴陽最好，勿帶家眷。日用品甚貴，可多帶。天氣溫暖，不必重裘。」（第101頁）

這位科學家校長即竺可楨，浙江上虞人。信中劉節以自己的經歷告訴譚其驤輾轉來黔的路線，因為他自己1939年「一月一日至四日在香港，六日至九日在安南境。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四在雲南昆明……」。（劉節1939年12月31日日記）

劉節1939年12月14日日記記下此日隨大隊轉移抵達貴州都勻：「余等乘車北進，於下午一時左右抵都勻，住震川旅社。」即上述劉節致譚其驤的信是12月14日之後發的。同日日記還有謂：「晤同來之工學院同事王仁東，張有生二兄，告以學校有遷湄潭消息。」即此時浙江大學本部尚未定址遵義。劉節12月28日日記再寫道：「……接洽赴遵義事，聞校方決定遷遵義也。」半個月之後，眾人知道了大學本部將要遷遵義。

譚其驤在1940年3月27日才趕到貴州青岩浙江大學一年級分校報到。（第104頁）而這一天，劉節已離開都勻到達重慶了，未能與譚其驤謀面。此日劉節有致李小緣、商承祚函說：「弟已於今日抵渝。」（參見洪光華：《劉節離開浙江大學去金陵大學的時間》，未刊稿）而1940年4月12日，劉節已在成都。當日顧頡剛日記：「子植（劉節）、小緣（李小緣）、錫永（商承祚）來」。此前（3月10日）劉節致函李小緣、商承祚，說自己於2月5日已辭浙大職。並說自己「書生習氣，不通世故，開罪於浙大當局。」 「浙大方面雖堅留不放，弟計已決，無所疑滯也。」（如圖，新發現資料，現藏南京大學圖書館）

劉節離開浙大的原因，顧頡剛日記有載：「子植見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罵胡適之，罵顧頡剛，成為風氣。嫌彼與我接近，曾為《古史辨》第五冊作序，強其改變態度，彼不肯，遂受排擠。」（1940年4月27日）

譚其驤也與顧頡剛接近，張其昀邀他來，也強其改變態度了嗎？

在廣西、貴州時，劉節已洞悉張氏文人為官的「鴻鵠之志」，曾當面表示不認同。（參見《劉節與張其昀的恩怨》）譚其驤也感到在時事政治方面與張其昀沒有共同語言（第116頁：「譚其驤感到與張沒有共同語言，以後見面也不談時事政治了。」），但作為系主任的張其昀把在燕京大學任講師的譚其驤聘來直接做副教授，一年多後又升他為教授，顯見他對譚極為看重。所以在1985年張其昀去世後，譚其驤痛悼說：「張在政治上雖執迷於擁蔣，然在浙大十年，待余不薄，遽而永隔，難免令人傷感。」（第116頁）

反對為曹操翻案，同與郭沫若商榷

譚其驤15歲（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即脫離組織。1983年，他再以72歲的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劉節在1924年與大學同學集體加入國民黨，1926年考入清華研究院後即退出。此後劉節再未加入任何黨派，因為他認同老師陳寅恪做學問不應有黨派「桎梏」的信條。（參見洪光華：《劉節脫離國民黨前後》，《溫州通史編纂通訊》，2011年第二期）

然而，譚其驤不是那種只求「政治正確」，唯上因循的人，這一點他與劉節非常相像。

1959年，出於政治的需要，郭沫若、翦伯贊等人提出為曹操翻案，譚其驤認為郭的很多論據都站不住腳。3月25日，譚其驤給復旦大學歷史系師生作了關於曹操評價問題的學術報告。4月1日，《文匯報》刊登了他的文章——《論曹操》。他說，對曹操說好說壞的都有，因此也就不存在為其翻案的問題。「評價歷史人物，應該是是非非，儘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應該惡之則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獄，愛之則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筆底下，似乎曹操簡直沒有什麼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麼大不是，我看郭老這種看法在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第267-275頁）

劉節在中山大學學報1959年第三期發表《曹操對於改造社會制度方面的貢獻》，贊同譚其驤等學者的觀點，反對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主張。他寫道：「我對於曹操的看法，基本與譚其驤、楊炳、劉知漸三位先生意見相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們不能夠把曹操個人的歷史上的作用過份地看重了。」「曹操的『雄才大略』，與他在軍事上、文學上的天才，是無可否認要肯定的。如果把替曹操翻案一事看得這樣重要，我認為無此必要！」「不能因為曹操的『文採風流今尚存』之故就對他有所偏愛，來為他翻一翻案。」譚其驤反對郭沫若認為曹操繼承了黃巾軍事業的觀點，劉節也完全贊同，認為曹操所做一切只是為了自己的子孫做皇帝，在歷史上並不見有如何突出的貢獻。

在為學與為人兩方面，譚其驤與劉節二人可說是惺惺相惜。

1977年3月27日，劉節的生命已進入最後時段。當天日記只有一句話：「下午譚季龍來訪談。」他沒有記下老友相見的歡愉，或許在文革似了未了的混沌之時，朋友之間仍不敢開誠布公，也不為奇。葛劍雄寫道：「1977年3月27日，譚其驤去中山大學看望已身患絕症的劉節，當時他因喉癌影響已不能說話，只能以筆交流。他們從下午三時『談』至四時三刻，這是他們文革後第一次的會見，也是他們間的最後一次會面。」（第51頁）7月21日，劉節先生病逝於廣州。

葛劍雄繼續寫道：

以後，譚其驤在蔣天樞所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讀到「文革」間劉節代陳寅恪接受批鬥一節，書中寫道：批鬥會後學生問劉節有何感想，劉說：「能夠代替老師接受批鬥，是我的光榮。」譚其驤感慨不已，在書上批上「劉子植的是可人！」還不止一次向筆者講及此事。（第51頁）

讀來催人淚下！

至今年，劉節先生逝世40周年，譚其驤先生逝世25周年，合十致敬，紀念這兩位偉大的歷史學家。

【因經費問題，以書代刊的《甌風》第十三集起以眾籌的純民間的形式出版，值得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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