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老人政治」

北宋的「老人政治」

我國古代文獻有「七十曰老」的說法，宋代官員致仕（即退休）即以70歲為限，比起如今的60歲年限可謂很寬鬆。但70歲退休並非絕對。北宋一些「邦國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寵的官員雖到了70歲，卻仍然可以「安位若素」。原來，宋代致仕制度還規定：官員退休時，須先向朝廷遞呈申請，獲准後方可解職。個別元老大臣不受70歲年齡的限制。凡因病退休而後痊癒者、提前退休者、正常退休者，在朝廷需要時還可再度入仕，稱為「落致仕」（類似今天的退休返聘）。這樣，有一些被皇帝倚重的老臣可能多次請求致仕而不被批准，而一些特定時期致仕的「重臣」會被再次授予要職。

這些老年官員中不乏老當益壯者。北宋宰相最高壽者當推文彥博（1006~1097），享年91歲。他是四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重臣，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神宗末年（1083年）文彥博已經獲准退休，準備在洛陽安度晚年。哲宗即位初（1086年），當政的司馬光看重「宿德元老」文彥博的才能與威望，極力推薦。就這樣，已過80歲高齡的文彥博「落致仕」，被授予「平章軍國重事」一職，再擔大任。他思維敏捷、處理政務井井有條，時人評價他「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真宗朝的老將范延召（927~1001）更是勇猛不減當年。咸平二年（999年）契丹人南犯，73歲的范延召毅然隨駕北征，「與（契丹敵兵）戰瀛洲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仁宗朝老將王德用熟知軍中情偽，善於恩撫屬下，「多得士心」。他名震邊塞，為契丹（遼國）所忌。至和元年（1054年），78歲高齡的王德用「落致仕」，被授予樞密使重職，督察全國軍務。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使者來訪，稱讚宋廷「以公（王德用）典樞密而用富公（富弼）為相，將相皆得人矣」。這些年過70仍被朝廷重用的官員，其經驗智慧被視為國家的財富。鑒於不能忽視的年齡與健康因素，君主們常常對這些老臣加以特殊禮遇。如：前文已提及的文彥博，元祐元年（1086年）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已是81歲高齡被特許「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後來又改為「十日一赴都堂，一月一赴經筵」，能保證機要政務參與決策即可。兩朝重臣呂公著元祐三年（1088年）拜司空、司平章軍國重事時也已71歲高齡，被特許「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出入都勿拘時；常行文書免簽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等。樞密使張昇70歲時「請老」（申請退休），英宗極力挽留，聲稱「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特許他「五日一至樞密院」，還免除其覲見皇帝時「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等複雜的禮節。

人老是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70歲高齡的老人身處政府要職，要想都處理得當也真是勉為其難。仁宗朝老臣陳堯佐拜相時已是75歲高齡，在這個「佐天下，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重任上實在是力不從心。加上同時拜相的王隨（已65歲）正「屬疾在告」（請假在家養病），導致政務積壓，「事多不舉」，時人譏諷「中書番（宰相議事機構）為養病坊」，最終兩人均被解職。接替他們職務的張士遜是第三次拜相也已75歲高齡。與前兩次經歷相比，這時的他年事已高卻又偏逢多事之秋。當時政府決意精簡輦官為禁軍，輦官們不滿，紛紛攜家人在京城喧訴抗議，「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幸好只是受了驚嚇，皇帝特許他「五日一朝」。可諫官們不放過他，紛紛上書彈劾他「無所建明」，「政府豈養病之地邪」等等。張士遜決意退出政壇，連續七次上書「請老」，最終獲准安度晚年，享86歲高齡。

可憐一些「耆德」老臣被皇帝所倚重，累請致仕而不得，終日勞心勞力而「卒於任」。兩朝元老向敏中（949~1020）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退休）」，72歲死於宰相任上。哲宗初年，老臣孫固（1016~1090）屢請致仕，太皇太后誠意挽留，「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孫固得此知遇之恩不便再提致仕之請，只得「強起視事」，又忙碌了兩三年，75歲死於任上。宋神宗在位期間老臣孫沔被授予邊地重職，可憐71歲高齡的他，終因年老力衰受不了遠途跋涉之苦而死於赴任途中。

孔子曾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70歲的老人已完全成熟了，進入了人生的又一個高級階段，多年積累的經驗堪為後輩推崇，一些關鍵問題的諮詢是必要的；同時，「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又是一個超脫物慾、名利追逐的階段，回歸自我，頤養天年。而二者的協調是不容易把握的，北宋老年官員們的榮耀與尷尬，給後人以思考和啟發。（摘編自：《文史天地》

古人崇儉戒奢軼事

漢文帝「露台惜費」：明代張居正著《帝鑒圖說》載，漢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他先召集工匠們計算工程費用，大約需要一百兩黃金。漢文帝說：「一百兩黃金是中等民戶十家的產業所值，我承繼著先帝的宮室，經常害怕自己無德行而辱沒了先帝的英靈，為什麼還要修這座露台呢！」隨即放棄了這一計劃。漢文帝一生儉樸，臨死前要求對自己薄葬，史載其「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漢文帝死後，依山為陵，送葬儀式和陪葬品都較其他皇帝簡樸。所以，長安民間有「天葬漢文帝」的傳說。漢文帝的節儉也奠定了後來「文景之治」的基礎。

「焚裘示儉」與「留衲戒奢」：代史書記載，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了一件野雞毛織成的裘衣，而武帝卻命令將它在殿前燒掉，並宣告朝野，從今以後，不許貢獻新奇技藝做成的怪異服裝。無獨有偶，南朝宋代史書也記載了與衣服有關的軼事：宋高祖劉裕微賤時，曾常穿一件補丁衫襖去新洲砍伐蘆荻，那衣服是妻子親手做的，到他做了皇帝之後，便將這件衣服交給長女會稽公主：「後代若有驕橫奢侈不節儉的，就把這件衣服拿給他看。」這一焚一留，異曲同工。

唐玄宗剛即位曾號令戒奢：唐史書記載，唐玄宗即位後，因為社會習俗奢侈浪費，便下命令——有關衙門銷毀金銀製造的玩賞器物，作為國家軍需之用；將珍珠玉石精美華麗的絲織品集中到大殿前，燒掉；皇后與妃子以下，不許穿用珠玉錦繡；全國不許再採買珍珠美玉和織造錦繡等物；撤銷長安和洛陽的織錦坊等等。由於唐玄宗勵精圖治，創造了唐朝開元天寶盛世。只可惜，後來他逐漸放棄了初期節儉勤政的作風，沉湎於酒色和歌舞昇平，生活奢侈，國家由盛而衰。可見對於戒奢，一要明白，二要堅持。這正應了魏徵《諫太宗十思疏》的「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

宋相國寇準罷宴：北宋淳化年間，青年時代的寇準，得到宋太宗的支持和信任，被提升為參知政事。不久，太宗又為寇準主婚，讓皇姨宋娥與之成親。新婚期間，日日酒宴、夜夜歌舞。一天，門官領來一位衣衫襤褸的老者，是寇準的舅舅趙午，他坐下便大哭起來。寇準忙問緣由，舅舅說：「牛娃，進了相府見你這般富貴，又聽你手下人說天天如此，就想起可憐的老姐了。她一輩子受苦受難，沒過一天好日子!」寇準聽舅舅說起母親，慌忙跪倒說：「都是甥兒不好。」舅舅說：「你現在天天作樂、夜夜宴飲。你娘受過的苦難，你不是早忘光了嗎?」寇準忙給舅舅叩了三個頭，說：「舅父指教，甥兒得益不淺，母親棄世時，我君命在身，忠孝不能兩全，是甥兒終生憾事。不過，母親的苦楚，甥兒實不敢忘。甥兒今為國家大臣，誓以上報宋王，下撫黎民。」說罷，忙和宋娥勸舅舅入席用飯。舅舅看著宴席上的山珍海味，硬不入席說：「你在京城裡吃得這麼好，可知咱華州、同州今年大旱，顆粒不收，一斗米漲到一千錢。現在還沒過年，已鬧起了饑荒，到明年春天，不知要餓死多少人呢!想到這，我怎麼能吃下這樣好的飯呢?」寇準聽舅舅一說，頓感自己失職，愧對鄉里。他急忙吩咐撤了宴席，並以此為戒，永不夜宴。第二天早朝時，他將故里旱情如實上奏，並請旨回陝西督賑和巡察民情。他回陝西後，為家鄉辦了很多好事，還把關中的賦稅免徵三年。

司馬光教子儉樸：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生活儉樸，為人穩重踏實，曾把儉樸作為教子成才的主要內容。為了使兒子認識到儉樸的重要性，他寫了《訓儉示康》的家書，開篇就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他告誡兒子的至理名言是「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由於司馬光教子有方，兒子司馬康從小就懂得了儉樸的重要性，並以儉樸自律。司馬康歷任校書郎、著作郎兼任侍講，以博古通今、為人廉潔和生活儉樸而稱譽於世。

朱元璋搗毀鏤金床：明余繼登《典故紀聞》載，明太祖朱元璋打敗陳友諒後，在陳的宮室見到鏤金床，說：「此與孟昶七寶尿器何異？」即命毀之。侍臣說：「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朱元璋當即糾正說：「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宏儉約、戒奢欲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可見，剛奪取政權的朱元璋腦瓜是十分清醒的。

崇儉戒奢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古人名言「以儉得之，以奢失之」、「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等等，都告誡我們節儉是任何時候都不可丟棄的傳家寶。古人的崇儉戒奢美德對當今之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仍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摘編自：解維漢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