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

註：此文是1963年1月2日顧頡剛先生應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邀請而做的發言。文章收入《顧頡剛全集》，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顧潮研究員惠寄，本刊發表此文，以紀念《古史辨》第一冊發表八十周年。

————————

主席、諸位同志：

我非常高興參加這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徵集文史資料工作，三年來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已普及於全國，而這次會議又集合全國各省區和重要城市的代表於一堂，作深入的討論，對文史資料的徵集工作和研究工作舉行了一個奠基的典禮，這是在我國歷史上應該永遠紀念的一件事。

我自己首先向諸位同志道一聲慚愧。因為我的工作崗位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我的工作對象應當是古代史，而且是最古的商、周史，可是古代的歷史為了語言文字的隔閡，假借字的濫用，鈔刻的錯亂，再加上資料的貧乏，有意的偽造和無意的誤解，幾乎一字一句都成為二千多年來聚訟不決的問題，要判斷誰是誰非簡直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情。為了這些困難攔阻在我們的面前，逼得我腦筋里佔滿了疑問。可是想要解決一個較大的問題，必須先解決有關的無數小問題，以及別種學科里的問題，因此必須懇求各方面的科學家來共同解決。我每逢到這樣的盤根錯節，宛如孕婦逢到難產一般的痛苦。然而難產的痛苦只有一時，至多幾天，而我們的痛苦則須經歷很長的歲月，甚至自己完成不了，還要希望一傳再傳的青年們作「接力賽跑」，費了更長時期的勞動來摸出一條線索。在這等情況下，每一個工作者總只能解決局部的問題，做不出太多的成績。我也不是例外。因此為了工作，精神上永遠沒有一個寧靜的時候。

然而我生在甲午中日戰爭的前一年，我們祖國的命運正在極度坎坷磨難之中，靠了一班維新人士和革命烈士的熱誠改造，不惜自我犧牲，引得全國人民的思想天天在進步，社會情況也天天在變化。我從有知識起，處於一切劇變之中，就想搜集資料，保存這一個偉大時代的史實。當清朝末年，我在中學讀書，民國初年，我在大學讀書，每天散課後，走上街頭，總愛在地攤上尋尋覓覓，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權、各黨派、各事件的文件和書刊。北京是全國政治的中心，地攤上這類東西特別多，為了顧問的人稀少，價格便宜，往往十幾枚銅元就可以買來一捆。在這裡，可以看到維新運動、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憲帝制、張勳復辟、軍閥混戰、官吏橫暴、政黨鬥爭、反動會道門欺騙活動等等史實。這些資料，經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歲時已佔滿了三間屋子。抗日戰爭時，我離開北京，書物大量損失；到勝利後東歸，收拾殘剩，這類近代史料還有兩萬多冊。那時為了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學術工作的戰線應當縮短，所以就全部捐與合眾圖書館，今歸上海圖書館。據館中職員告我，其中確有許多孤本，是各處圖書館所沒有的。可見不論什麼人，只要他肯隨時隨地注意，就會得著許多資料，為後代人保留下某些部分的歷史事實。

自從1959年，本會在周恩來主席的領導下成立，派我擔任副主任委員，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新項目，這個工作不但可以提高近代史的科學研究，而且可以使全國人民作深徹的新舊時代的對比。因而可以清楚地認識，舊社會怎麼變人為鬼、新社會又怎麼變鬼作人的實況，從而熱愛黨，熱烈擁護黨的一切創造性的措施，我非常樂於擔任，希望貢獻出我的若干力量。只因本崗位的工作是古代史，而古代史中的問題是無窮無盡的，它佔據了我的全部時間還嫌不夠，無法抽出功夫來分擔本會工作，所以三個年頭輕易地過去了，我卻連回憶的文章也寫得很少。這是我非常疚心的一件事情，我應當趁今天的大會，自己提出來公開檢討！

可是，歷史是一條割不斷的長流，近代史和古代史雖沒有直接的關係，總該有些間接的關係。因此，我接受了組織上的指示，就在這次大會上，向諸位同志講一講古代史的資料問題，以及我國史料的範圍問題，來供大家參考。如有不正確的地方，希望諸位同志嚴格地指正！

我國什麼時候開始有文字，這個問題現在還因資料不足不能解決。自從有了文字之後，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需要，就設置史官，這有安陽殷虛出土的商代後期甲骨文字和各地陸續出土的西周時代青銅器銘文作證。那些為商、周王朝服務的史官，他們的工作有下列幾項：(1)為帝王作冊文來任命官吏；(2)王室舉行任何典禮時作贊禮人；(3)看了天象來規定耕作的日期和程序，頒布到下層；(4)為帝王的任何疑難事件而占卜；(5)用各種方式記錄國家和帝王的事情，也記錄帝王和大臣們的說話。用現在的話來說，史官就是秘書，史官的頭兒喚作「尹氏」或「太史」的就是秘書長。把現存的古書來說，《尚書》就是他們的作品。既經帝王的手邊的有史，由他分封出去的諸侯們當然也可以有史，就是諸侯們所分封出去的卿大夫們也可以有史；把現存的古書來說，《春秋》就是魯國史官的作品，《竹書紀年》就是魏國史官的作品，《晏子春秋》就是齊卿晏嬰家庭里的史官的作品。王國、侯國、卿大夫家的史官多到不可勝數，所記錄的事件必然達到極度的繁富，這是我們可以推想而知的。

不幸的是，無數史官的記載竟大量地散失了。所以散失的原因，是和他們所用的物質工具分不開的。他們記載的工具，極大部分是竹簡，竹子有節，如果他們把每節切開，削製成若干片子，這片子一定很短；如果他們連兩節切開，那麼片子就加一倍長。短的竹簡不過周尺六寸，字寫得大些不過七八個；長的竹簡有一尺二寸，字寫得小些就可有二十五個。竹簡一片片地排列，正像現在用的卡片一般，因此需要有繩子編著或捆著。凡是一個文件，決不會只有十幾個字，它必須佔了若干竹簡。史官們寫完了捆起來，叫作一「篇」。也有木頭制的，或和竹簡一般大，有的比竹簡大些，可以寫一百多字，叫作「方」。及至絲織業發達，貴族榨取既多，就用帛來寫字，那便沒有限制了，他們每寫完一個文件，把它裁剪下來捲起，叫作一「卷」。可是無論竹、木、帛，都是不能經久的，過了幾百年一定風化了，腐爛了，蠹蝕了，脆碎了，當時既想不出保存的好辦法，重抄一遍又太費事，只得聽它湮廢了。到秦始皇打平六國，為要消滅各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故意把史書焚毀，傳下來的就更少了。到現在，要看竹木簡的形制，只有雨量極少、土地乾燥的西北地方還能挖出一點，寧夏居延海旁黑城子的漢簡就是一例。在南方發見竹簡的，是信陽和長沙的戰國楚墓，這因為這些貴族的墳墓造得非常堅固，墓內藏物和外邊空氣隔絕，所以還能保存下來，就是帛畫也有留遺。至於甲骨和青銅器是不易腐爛的，它們被壓在廢墟里，逐漸被人發掘，重新回到了人間。從宋代起，學術界注重古器物，著錄了鍾、鼎、簋、盤等等的銘文和圖像，編成許多書；經過八九百年的努力，始有近真的理解。甲骨則從發現到今天不過六十餘年，學者們在金文研究的基礎上來研究甲骨文，當然事半而功倍。這兩種東西就成為我們研究商、周史的重要資料。

甲骨文和金文固然是最真實的古代史料，但因年代太久，有些文字不容易認識，而且太零碎了，如果沒有系統的史料作參證就沒法比較研究，因此必須結合了古書才可推進研究工作。儒家的《六經》是周代傳下來的古書，也就是地下遺物最好的比較參證的資料。六經實際上只有五部，是《詩》、《書》、《禮》、《易》、《春秋》。後人因為一個字不便稱呼，前四部書又叫作《詩經》、《尚書》、《儀禮》、《周易》。還有一種《樂》，乃是歌《詩》時的樂譜，猜想它的形狀就像現在的琴譜、曲譜，只因漢代儒者重義理而不重技藝，所以沒給傳下來。這五部經本來都是周代史官和魯國史官保存的，到孔子晚年回到魯國教授學生，就取來當作教科書，所以在孔子門下的人大抵懂得這一套。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又用這套東西傳授下去，更加上了自己新創的學說，托之於古代，形成了儒家思想，因而這些書也就被認為儒家的經典。漢代的人們過分尊崇孔子，捧他作教主，希望把他由人轉化為神，這些經典也就各個穿上了神秘的外衣，似乎確有古聖先王的崇高的道理在內，應該「天不變，道亦不變」了。

固然這些經典都已塗上了儒家的色彩，但一經分別「經」和「傳」，揭開經的本質，還是平平無奇的史官記載和樂師歌唱。《詩經》，是宴居時所奏的各地小調和在朝廷、宗廟行禮時所奏的大麴。《尚書》，是帝王和諸侯們上下告語的檔案。《儀禮》，是貴族們行禮的節目。《周易》，是用蓍草占卜的筮法。《春秋》，是魯國史官逐年記錄的國內外大事。這些本質，從前人也已看出，所以明、清兩代常有人說「六經皆史」。從今天的眼光看來，六經都該是我們寫作古史或研究古史時所憑藉的一大堆史料：《詩經》是音樂史和文學史的資料，《尚書》和《春秋》是政治史和軍事史的資料，《儀禮》是社會史的資料，《周易》是宗教史的資料。當然，話不該說得這樣簡單，例如《詩經》里也有社會史、政治史和宗教史的資料在，這不過指出它的主要成分而已。五經之外，後來再加上了幾部古書，稱為《十三經》，我們也可以說：《周官》是官制史和經濟史的資料，《考工記》是手工業史的資料，《左傳》是政治史、軍事史和社會史的資料，《禮記》、《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都是倫理史和哲學史的資料，《爾雅》是語言史和經典解釋的資料。

如果再問：這些書為什麼稱為「經」？是不是一稱為經就表示它有超過其他書籍的地位？那麼，近人章炳麟早已解釋過：「經」乃是絲線的意思，竹木簡必須用了絲線編起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亂。可見這原是一種平常的工具，沒有什麼崇高的意義可言。比絲線堅韌的還有皮帶，然而用久了也會斷裂，所以漢代人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就是皮帶，如果「經」有崇高的意義，難道「韋」也有崇高的意義嗎？總之，無論用經用韋，都不能經久，竹木簡一不小心就會散得滿地，從地上撿起來再排時就會錯亂，所以古書里常有「錯簡」。又因為竹木簡容易腐爛和蠹蝕，所以古書里就會有「缺文」。宋代王安石說《春秋》是一部「斷爛朝報」，真是一語破的，這不是主觀的「誣聖」，乃是客觀的事實，不然，哪會有「夏五」、「郭公」等不成句的文字呢？因為有了這些錯亂和殘缺，使得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歷史，整理古代書籍，都成為極其艱難的工作。然而我們應該說一句公道話，如果沒有儒家，也就沒有五經，我們對於古代中國益發摸不清頭腦了；五經雖然斷爛，究竟還是較有系統的古史料。

經既在漢代人的解釋里成為最崇高的經典，可是它只記載了商、周的事情，偶而上邊談到虞、夏，下邊談到戰國，對於當前的漢王朝卻沒有一字提及。這就使得為漢王朝服務的儒生們發急了，他們想補作一經來彌縫這個缺憾。第一個是司馬相如，他在《封禪文》里說，大漢的威德上達九天，下流八方，所以他準備「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傳之無窮」。只因他犯了消渴之疾死了，沒有作成。第二個是司馬談，當漢武帝初期他任太史令，知識既廣博，又飽讀皇家的「金匱石室之書」，想到孔子已死了五百年，又有不少的「聖主、賢臣」足為世法，應當做一部書接上六經，就發凡起例；搜集資料，從事寫作；不幸漢武帝到泰山封禪時沒有帶著他去，而他有強烈的宗教感情，以為封禪是上帝付給新朝天子以法統的無比光榮的典禮，他不得參加是件天大的憾事，一氣成病而死了。他的兒子司馬遷繼任父親的官職，就把父親遺下來的舊稿繼續編纂，雖因李陵被迫降了匈奴，他保證李陵不反，判處了殘酷的腐刑；精神上痛苦萬分，但他為著完成這一任務而艱苦奮鬥，終於出現了一部光照千古的巨著《史記》，不但真可以繼承六經，而且他方法的周密，眼光的遠大，搜羅的廣博，簡直前無古人，商、周以來的無數史官都應該向他低首。

《史記》這部書，是一部從遠古到漢武帝時的通史，凡是他可以看到的史料都被他組織起來，全書分五個部分：(1)「本紀」十二篇，記述各個王朝的大事；(2)「表」十篇，把王朝和侯國的紀元和大事作綜合性的排列，扣准了每一事件的時間；(3)「書」八篇，系統地敘述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和科學研究的成果；(4)「世家」三十篇，記述傳世諸侯的大事，它的體裁和本紀相同；(5)「列傳」七十篇，記述政治上的特殊人物、少數民族、各種專家、經濟地理以及他的自序傳。總共一百三十篇，在當時說，真可稱為包羅萬象、體大思精了。從此以後，歷朝作史都依照著他的體裁，名為「紀傳體」。以前喚作「正史」的《二十四史》就都是沿襲這一形式的。不過，司馬遷做的是「通史」，而其他的二十三部則是「斷代史」。只有宋代鄭樵作的《通志》是唯一的繼承他的法度的一部書。

司馬遷所以能享突出的盛名，成為世界性的歷史家，不單是因為他能綜合各種體裁和總結各種記載而成為一部巨著，更由於他有特殊的眼光，看到了人民群眾，又有描寫的技術，能把人民群眾的情感如實地反映出來。過去的史官們，眼睛只向上面看，所以記載的儘是些統治階級的事情；只有司馬遷是一個特別的人。他生於陝西韓城縣，從小喜歡遊歷，二十歲左右就到了現今的中南、華東諸區。公元前一一一年，漢朝進兵西南夷，在那裡設置七個郡，大部分在今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他奉了朝命，深入邊地視察，因此他又看到了現今的西南區。一方面，漢武帝喜歡巡狩，他是侍從官，跟著跑，現今的華北、西北諸區他又常常走到了。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隨地留心，所以寫得出各地生產、交通線和人民生活交織而成的《貨殖列傳》，又寫得出具體分析少數民族生活方式的《西南夷列傳》。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寫出了揭露統治階級荒淫無度、迷信神權、寵用小人的《封禪書》和《佞幸列傳》，榨取人民血汗、竭澤而漁的《平準書》，殘酷壓迫人民的《酷吏列傳》，官吏互相傾軋排擠的《魏其、武安列傳》，有的露骨譏彈，有的含蓄諷刺，使人哭笑不得，所以漢末的王允就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斥它為「謗書」。這個批評真確切，他瞧不起統治階級的種種不合理的舉動，哪能不詛咒呀！試想，從來為王侯們服務的史官怎能想到這些事，就是想到又怎敢寫出來呢？這一點，在舊社會裡，司馬遷可稱是空前絕後的一個人，所以他還寫《陳涉世家》，表彰農民起義；又寫拚死不受專制統治的《刺客列傳》和《遊俠列傳》，表彰下層人民的勇敢和義俠。我們說司馬遷是一個反封建的人，《史記》是一部具有人民性的歷史書，絲毫算不得誇張。

因為六經本是史官們所記錄，《史記》也出自史官，談遷父子又是想承接六經的，所以劉向、劉歆父子為漢皇室校理書籍，編纂《七略》時，《史記》這部書就被安置於《六藝略》的春秋家中。但自從司馬遷開了個頭，後生仰慕，群起追隨，所以當時補《史記》的，續《史記》的，就有十餘家之多。東、西漢之交，班彪多方搜采，作成《後傳》數十篇；他的兒子班固就在這個基礎上用力二十餘年，到死還沒寫完，由他的妹子班昭，就是人們稱為「曹大家」的續成。這就是從漢高祖起兵一直到王莽滅亡為止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凡是《史記》的文字適宜放在《漢書》里的，他們就完全抄進了。凡是司馬遷的記載有錯誤的地方，也給他們改正了不少。

《漢書》比《史記》好的地方，就是經過他們父子和兄妹長時期的努力，多方考訂，正確性強；又在《史記》之後，想得更為周到。《史記》八書，是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漢書》擴大為十志，是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那就把法律、經濟、地理、文化等事項一起收入，便利後人對於漢代社會的整個認識。他把一個時代的政治區劃和現存書籍羅列了出來，更使人們認清了當時國境實際和文化潮流。至其缺點則和別的史書一樣，只看見上層，看不到下層。它不是沒有《遊俠》、《貨殖》諸傳，但只抄《史記》，不增加什麼。後來的二十二部正史和最後的《清史稿》大致依樣葫蘆，跳不出這規模了。

漢以後的歷史記載大為發展，從三國魏的《中經》起就分書籍為經、史、子、集四部，歷史書和經書有了並立的地位，而不再是經部的附庸。現在我們看得到的最早記載是《隋書·經籍志》，它在史部里分(1)正史，(2)古史，(3)雜史，(4)霸史，(5)起居注，(6)舊事，(7)職官，(8)儀注，(9)刑法，(10)雜傳，(11)地理，(12)譜系，(13)簿錄，共書八百多部，一萬三千多卷。這大多數是兩晉、南北朝時代的著作，當時干戈遍地，社會非常動蕩，卻能孕育出如許公私歷史書來，遍涉到各個角落，可算是一個奇蹟。只惜這些書籍，經過唐、五代的戰爭，絕大部分已不存在。從這目錄上看，可以知道自從經過司馬遷、班固們的提倡，已經釀成一種作史的風氣，凡是文人學者都會動手搜集史料，自來寫作，例如寫《後漢書》的有謝承、司馬彪等十一家，寫《晉書》的有王隱、謝靈運等八家。各地方人也都會寫本地方的歷史，例如記江蘇、浙江的有《越絕書》、《吳越春秋》，記四川、雲南的有《華陽國志》。因為史籍風起雲湧，基礎積得厚，所以又有一部幾乎可以和《史記》抗衡的歷史地理的名著出來，那就是北魏時代酈道元所作的《水經注》。《水經》這書的作者名姓不詳，大約生於三國時代，他把全國大川作了一回系統的敘述，但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酈道元借了這本小書，搜羅豐富的資料，窮極枝流，詳敘史跡，寫成四十卷，把歷史和地理緊緊地扣住。那時正是南北分裂的時代，他是河北涿縣人，只該徘徊於黃河流域，不容許走到長江、珠江兩流域去，他卻不但南極于海，還由葉榆水敘到越南，由恆河敘到印度。他又很有文學的修養，善於描寫風景，使人讀了這書好像親到這些地方旅行了一次，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各方面的地誌和旅行者們的遊記供給他以大量的資料，他這一部偉大的著作是沒法實現的。

自從《漢書·地理志》記下了全國的郡縣，到《水經注》記下了全國的山川，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就上了軌道，日益發展起來。因此，唐代有《元和郡縣誌》，宋代有《太平寰宇記》，元、明、清都有《一統志》，把國內各地的沿革、地形、物產、人物、史事、遺迹等分類敘述，一目了然。明、清兩代，各省、各府、各縣都修起志書，每隔若干年重修一次，有固定的採訪、編輯、刊刻的經費，成為各地方的定製。固然纂修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不一定每部志書都符合理想，但因區域範圍既不大，篇目又有成規可守，大體上可以反映出各地方的真情實況。以中國疆域之廣大，府縣數目在二千以上，這些方誌從前既沒有圖書館可以存儲，私家又沒有條件作廣泛的搜集，所以能利用這方面資料的人就不多。只有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到處借看選抄，編成兩部巨著，一部是《肇域志》，偏重政治地理；一部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偏重經濟地理。比他稍後的顧祖禹，又利用這些資料，結合正史，編成《讀史方輿紀要》，偏重軍事地理。他們竭盡了個人的力量，所看到的志書不過幾百部，現在離開他們的時代已經三百年了，地方志修得更多更詳，每一個大圖書館裡總可以收藏到兩三千部，我們只要有空閑，前往參考已非常方便。我想，如果將來文史界能夠組成集團，訂定計劃，搜索舊志，再加上新的調查，那麼他們的成績遠遠地超過顧炎武、顧祖禹們是無疑的。

在亞洲，我們祖國是文化最發達、著作最眾多的一個國家，所以不但積存的本國史料浩如煙海，連全亞洲的歷史資料也大量地在我們掌握之中。司馬遷聽了張騫向漢武帝的報告，寫了一篇《大宛列傳》，敘述大宛、大月氏、烏孫、康居、奄蔡、安息諸國的風土，筆鋒觸到了裏海和黑海。此後，各部正史里摹仿了他的體裁，大致都有《四裔傳》，記述與中國有往來的各個國家。酈道元從佛教徒那裡知道了罽賓、天竺諸國，地理知識又擴展到印度洋。在晉僧法顯《佛國記》之後，唐僧玄奘到五天竺遊歷了十餘年，回國後，講出他的旅行見聞，由他的徒弟辯機寫成一部《大唐西域記》；因為印度人向來只重視宗教而不重視歷史，所以到了近世需要有歷史的時候，這一部書竟成了印度的寶典，許多史跡都要照著這部書里所記載的方向去尋求了。唐代的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遍及亞洲大陸，宋代市舶往來又及南洋各地，元代遠征軍達到歐洲，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與外國交通頻繁，因此，唐代有杜環的《經行記》，宋代有趙汝適的《諸蕃志》，元代有邱處機的《西遊記》、劉郁的《西使記》、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代有費信的《星搓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等珍貴記載，留下了一千多年以來亞洲各國的歷史和一切社會情況。

至於本國少數民族的歷史，固然有他們自己的記載，但往往雜有宗教的感情，反而不及漢文記載的真切。例如西藏民族，我們可以根據《後漢書·西羌傳》來考出他們的祖先是西羌的一支叫作「發羌」的，由「發」轉成了「蕃」，更由摹仿「大唐」而自稱為「吐蕃」；但藏族自己寫的歷史則說是印度王子避難出走，越過喜馬拉耶山到了西藏，成了贊普的先人，這原因是由於他們過度信奉佛教，就錯認自己是印度的血統了。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資料，現已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在整理，將來必能弄個清楚。但有許多民族是沒有文字的，他們的歷史只靠口頭流傳，有志研究中國民族史的人們必須親去搜集，再用漢文資料來參證考訂。

話說得遠了，現在回過頭來再說正統的歷史。上面說過，《二十四史》是紀傳體，此外還有幾個體呢？可以說，最主要的一個是「編年體」，這個體裁的好處是可以扣准事情發生的時間。《春秋》是最先使用這個體裁的，我們讀這書時立刻可以知道某一件事情是發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好像按日登記的流水賬，不容易差錯。可是記得太簡單了，不能使讀者明白當時的事實情況，於是就有《左傳》出來，在紀年的基礎上作了詳細的報道，使得《春秋》成了《左傳》的標題，《左傳》成了《春秋》的內容，兩書的繁簡恰好相輔。在我國古代史上，只有春秋一段時期，為了有這樣好的配合，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此後，漢代荀悅有《漢紀》，晉代袁宏有《後漢紀》，也都摹仿《左傳》，但沒有像《春秋》一般的標題。到宋代司馬光受詔編《資治通鑒》，集合了許多有力的助手，用了19年工夫，積了兩間屋子的稿子，再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寫成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本書，三十卷的《考異》，三十卷的《目錄》，從戰國起，到五代止，成為一部很重要的通史性的編年史。可是這部書分量太大了，有恆心毅力讀完它的人實在不多。朱熹集合了許多門弟子，編成《通鑒綱目》一書，用《春秋》和《左傳》互相搭配的方法，以「綱」為經，以「目」為傳，使得它頭緒分明，又縮小了分量；但因摹仿《春秋》的褒貶義例，要使「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凡是反對封建統治的人都被書為「盜」、為「賊」，助長了專制虐焰，加強了奴性教育，起了一定的副作用。到清代，康熙、乾隆兩朝有《御批通鑒輯覽》一書，起自黃帝，迄於明末，是一部完整的中國編年史；仗著皇帝的權力，這部書家喻戶曉，成為人們歷史常識的源泉。可是這書的分量還嫌其多，所以更通行的是《綱鑒易知錄》；這「綱鑒」二字是不通的，「鑒」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綱」是朱熹的《通鑒綱目》，鑒在前，綱在後，只該喚作「鑒綱」，哪可稱為「綱鑒」呢！

其次一個主要體裁是「紀事本末體」。司馬遷的紀傳體有它的缺點，就是他以人為綱，使得一件事情分見於數人的紀傳里，例如楚、漢相爭，是項羽、劉邦共同的事情，而他既有《項羽本紀》，又有《高祖本紀》，又有張良、蕭何、陳平等世家，又有韓信、彭越、黥布等列傳，關於當時重大事情，重複的實在太多。《春秋》的編年體也有它的缺點，例如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散在各年，不容易看出它的首尾來。南宋時，有一位袁樞讀《資治通鑒》，苦於每一事件分散在各卷，不易照顧，就各為創立題目，把關於某事的記載從頭到末排列在一塊，使得讀者們可以一眼就看出它的來蹤去跡。這在他不過費一番抄錄和排列的功夫，但確是開創了一個新體裁。從此以後，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就都有人這樣做，讀者對於每一件史事有振衣得領的快感，這實在是一個進步的方法。清代開「方略館」，把每一個征伐的事件編出一部《方略》，魏源把各部《方略》節要為《聖武記》，即是這一個史體的發展。

還有一個主要體裁是從經中的《周官》、《儀禮》、《史記》的八書、《漢書》的十志發展出來的，它系統地編輯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的制度為專書，現存的以唐玄宗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為最早，《六典》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通典》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到宋末，馬端臨又把杜佑的書擴大，成《文獻通考》三百餘卷，分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二十四門。明、清兩代都官修《會典》，讀史的人又各為古代的各個時期補輯《會要》，從此，我國由春秋到清代，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都大致整理就緒，人們就易於得到系統的知識了。

我國的歷史書是這般多種多樣的。兩三千年來的史官和文人學士辛勤地為祖國積存了許多資料，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時期，我們應當怎樣地去利用它呢？又怎樣地去批判接受、繼承它的優秀傳統呢？這是生在今天的我們時時應當反躬自問的。

上面說的都是我國正統的歷史，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我們知識分子的眼裡漸漸看到了人民群眾，到解放以後，經過學習，我們又心甘情願為人民服務，於是歷史資料的範圍更擴大了。

第一個方面是戲曲和小說，這是千百年來應市民階層的需要而出現的。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們雖然也會欣賞玩弄，心底里老是瞧它不起，例如鄭元和的父親知道市上有好歌手，也去聽了，但一看見唱歌的乃是他的兒子，氣得發昏，立刻把鄭元和捉來打個半死，可見階級性的限制是何等地強烈。及至五四運動，衝破了階級的局限，於是唐代的變文，自宋至清的平話和小說，自元至清的雜劇和傳奇，以及流行於各地的地方劇、鼓書、彈詞，都成了文學上研究的對象。固然這些都是文學作品，好像不是歷史，然而人民群眾的歷史確實保存在這裡頭。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孟姜女、祝英台、趙五娘、秦香蓮，歷史上真有這幾個婦女嗎？我想，凡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會說：這只是傳說中創造出來的人物，不是真的。然而為什麼傳說中要創造出這幾個人來呢？這就有它的社會的原因，而這社會的原因正是我們要求得到的人民群眾的歷史。我們試想，歷史上許多統治者強迫無數的壯年男丁去征戰或戍守，一去就杳無消息，他們的妻子在家裡千思萬想，經春歷秋，不知丈夫的存亡，無法維持家庭的生活，是多麼痛苦？她們雖不會從文字上表達出自身的悲哀，但會唱歌，就從這歌聲里借著孟姜女的名字訴說衷情，又借著秦始皇的名字作為咒罵的對象，這樣地流傳出去，經過千萬同情者的擴大和改造，這故事就越來越豐富了。同樣，為了婦女們不能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痛苦，所以有祝英台男裝出門上學的故事；為了婦女們為禮教所壓制，不能自由戀愛，所以又有祝英台、梁山伯雙雙情死的故事。至於讀書求名的封建士人，為了攀高附貴，在得中高第之後，往往棄了結髮之妻，另娶當朝大官僚的女兒；棄婦們個性不同，溫和的以趙五娘為代表，只想妥協地跟後妻和平共處；激烈的以秦香蓮為代表，敢到官廳告狀，希望碰見像包公這樣的清官，用鍘刀把丈夫殺死。所以這些故事中的代表人名雖然都是假的，但故事中的感情則是千真萬確的，個個是用許多人民的血淚寫出來的。我們要認識人民群眾的歷史，要認識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歷史，只有到這些方面去尋求。

第二個方面是沒有寫成小說和劇本而只流傳在人民口頭的歌謠、傳說等民間文藝。我國的農民佔到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舊社會，廣大的農村裡儘是些文盲，而農民對於官僚，長工對於地主，童養媳對於婆婆，不知有多少血海深仇。這重重矛盾的歷史只保存在農民的口頭，或加上幻想而為神話。至於少數民族，他們各有其生活方式，他們的口頭文學更是繁複多方。生長在城市裡的人們很難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然而這方面的資料卻多得無窮無盡。就我手頭所有的一部中國作家協會貴陽分會編輯的《民間文學資料》二十六冊而言，他們在不長的調查時間裡，搜羅到許多黔東南苗族的口頭文學，其中關於歷史的有古歌、敘事詩，關於禮節的有酒歌、祝歌、嘎福歌，關於情愛的有情歌、婚姻歌，關於痛苦和反抗的有苦歌、反歌、逃荒歌，關於工作的有春季歌、活路歌、酒藥歌、造紙歌等，還有無數的神話、傳說，真是洋洋大觀。這只是我們黨號召採風運動下短時期一地區中的成就。如果全國五十二個民族和數萬個農村人民公社都這樣地搜集編印出來，試問將如何豐富了我們的民間文藝，又如何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資料？

以上所談的我國存留的史料，有的是文字記錄，如史書、方誌；有的一部分已作了記錄，如戲曲、小說；有的開始作了記錄，如歌謠、傳說。這真是一個汪洋大海！我們從事文史工作的人，對於已有記錄的應當負起整理的責任，對於沒有記錄的應當負起搜集的責任，我們的園地太廣闊了，我們的責任太重大了！

說到整理，真是一件極麻煩的工作。凡是記慣日記的人，一定感到，偶然被事牽阻，停了兩天，提筆補寫時，往往記錯了時間，誤寫了人名。何況國家之大，人事之複雜，內幕中又有內幕，少數的人決不可能太清楚認識多數人的活動，所以各種記載就必然存在著錯誤，有賴於同志間的相互訂正。這種考訂的學問已萌芽於古代，例如漢代劉歆校定的《山海經》常有「一曰」之文。見出他集校的本子是不一致的。晉代裴松之作《三國志注》，集合了當時所見到的三國史料分編到陳壽的《三國志》各條之下，見出人物有不同的毀譽，史事有不同的記錄。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在各種史料比較之下作成《考異》，也是這個意思。但真正的考證學則成立於清代。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會比較安定，文化比較進步，但為了滿、漢兩民族間的猜疑，常興文字獄，漢族高級知識分子隨著皇帝的喜怒而死生，甚或一殺就是多少人，逼得有志研究學問的人逃向和現實無關的故紙堆中，盡量搜集各種古書和每一古書的各種版本，拿來比較研究，因此古史和古書得到了比較徹底的整理，向來讀不懂的讀懂了，向來看作沒有問題的也發生問題了，「舊學商量加邃密」，這方面的研究愈鑽愈深，超越了任何一代。阮元、王先謙編刻的兩部《皇清經解》是無數學者費了極大的勞動力來整理經書的成果。張之洞編刻的《廣雅書局叢書》、開明書店編印的《二十五史補編》，是無數學者費了極大的勞動力來整理史書的成果。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成績。固然我們初接觸它時容易感到它繁瑣、枯燥，沉沉思睡，但到了對某一門學問真作攻堅戰的時候，就明白它已為我們掃平了多少巉嶮不平的道路。我們應當哀憐他們所處的無可奈何的時代，我們應當吸收他們實事求是的精神！

現在我們徵集、研究文史資料，正可利用清代學者的細密方法，施加於一切在劇變中的近代歷史。我們固然一方面要盡量鼓勵同志們大膽撰寫，記得什麼就寫什麼，但需要知道每個人的認識和記憶都不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一方面又須提高警惕，使用各種考訂的技術，達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地步。我們每一工作單位都該自己編製出一套工具，如地方年表、人名索引等，務使需要哪種資料時一查即得，哪種資料有漏洞時也一考即明。我們不是在《選輯》上有越來越多的「質疑、補充、訂正」以及「正誤表」嗎？這正是表現著我們會中的工作人員和一切讀者們的審查考訂已漸漸達到細緻的地步，我們應當時刻予以提高！

總之，我們的文史資料工作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重要項目，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我們承擔這項工作的，惟有實事求是，付出艱巨的勞動力，承繼前人的優秀傳統，廣拓前人未辟的疆土，為我國歷史界在百花齊放中開出一朵燦爛的奇花，在百家爭鳴中成為屹然峙立、只有發展而沒有消亡的一家。我們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我們要像愚公移山一般，為子孫們打好繼續工作的基礎！

這個報告匆忙寫出，必有極不正確的地方。我重說一句：希望諸位同志嚴格地指正！

敬祝本會同志們健康！本次工作會議勝利成功

《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3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