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最高建構：論電影之十八 如嬰兒般驚訝諦視這個世界——電影的詩性特質

靈魂的最高建構：論電影之十八

如嬰兒般驚訝諦視這個世界

——電影的詩性特質

毛峰

老子《道德經》曰：「能嬰兒乎？」這一至高的哲學神諭，在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里表述為「哲學起於驚異」（驚訝）：一個如此這般、稀奇古怪、荒誕離奇、神秘莫測的世界，竟然沒有「不言自明」的意義，卻頑固地、如此冥頑不靈地一代代存在下去，這豈不是最值得驚訝之事嗎？

電影就是切斷被流俗賦予的僵化意義，讓嶄新的、不可思議的意義呈現，猶如嬰兒入睡前對大人編造的童話信以為真，在大人懷抱與神話編織的安全環境中恬然入夢一樣。

在電影詩學巨著《台伯河上的保齡球道》（原書名被漢譯本任意改動為《一個導演的故事》，千人一面、興味索然）里，安東尼奧尼大師以博爾赫斯風格的詩筆寫道：

南極冰山每年以3毫米的速度朝我們所在的

方向移動。計算它們何時會碰著我們，就像期待

一部電影里會發生什麼事一樣。[1]

亦即，以南極冰山撞上大陸的「極低概率事件」的方式思考人生，就能獲得一雙嬰兒般純潔的慧眼，發現事物非同尋常、新鮮獨特的意義與趣味，一部好電影才能被拍攝出來。

中國當代電影之所以「垃圾成堆」（馮小剛語），不僅僅因為電影體制的僵化、商業主義惡俗邏輯的操縱，也是中國電影人長期受影視教育、影視生產、影視發行、影視評論、受眾預期等一系列「流俗之見」的擺布與奴役的結果。

嬰兒由於流俗經驗的匱乏而驚訝、好奇、歡天喜地，成人則由於固定概念的反覆積累而自我固化、自我麻木與自我昏睡：許多人深陷精神問題或心理問題中不能自拔，還常常庸人自擾地自問「為什麼別人都成功了，卻不是我呢」？

讓那個隨時監視你、催逼你、貶損你、折磨你的、那個子虛烏有的「他人」見鬼去吧！薩特說：「他人就是地獄」，因為這個被你的虛榮心妄造出來的「他人」（別人），正是妨害你獨立判斷、頑強地貫徹你的獨立意志的地獄般的存在；這個他人（別人）其實並不存在，只存在於你僵化的腦海之中，存在於那些七姑八婆稻糠一樣的腦漿、隨時噴濺的唾液、隨時被任何男人合理拋棄的「婆娘之見」之中，是你虛構出來、用以自我蒙蔽、自我貶損與自我奴役的東西。

FUCK這個「他人」！這個數目龐大的「他人」幾乎掩埋了所有人的一生；從古至今，這個由「他人」組成的荒蕪世界、這個毫無條理、混亂不堪、茫無頭緒的混賬世界，根本不顧啟蒙哲學所謂「理性為自然立法」等胡扯，就如此毫無理性、乖張而荒誕、黑白不分、善惡不清、渾渾噩噩地存在下去（鬼混下去），人人泥足深陷卻還假裝兀自得意，直至滅亡的一天在不經意的瞬間將這些混賬的生命一一收回。

經典電影的每一組鏡頭，皆如嬰兒的驚訝諦視，好奇地注視著這個莫名其妙、時而醜陋不堪、時而壯麗神奇、氣象萬千、「有滋有味」地存在著的，自我茫然卻總在喋喋不休的混亂世界，這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

電影的詩性特質，在此孕育：每組鏡頭，如嬰兒般驚訝、好奇、痴迷地諦視這個世界的千姿百態；而編、導、製片人，則如哲學家一樣，把這一組組鏡頭、一串串意象，以多種蒙太奇的敘事手段，編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就像每個家長應付嬰兒提問的慣常伎倆：「本來就是這樣的，不是嗎？」

本來應當如何，無人知曉。

或許，「本來」並非如此。

一部好電影，就如同嬰兒純潔的目光一樣，無比好奇、痴迷、驚訝地打量、凝視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在每組鏡頭的背後，都深深埋藏著驚異，這一詩性品質的鮮活運用，就是一部電影的編導水準的試金石。

《最後一場電影》劇照。

在獨立電影《韻律竊賊》（馬修·哈里森指導，美國1997年出品，獲得聖丹斯電影節獎）里，有一個街頭晃蕩的少年，整天追隨在他心目中的英雄——在紐約街頭售賣盜版盒帶的英俊青年西蒙的身後，情態令我忍俊不禁：在這個少年崇拜英雄的固執心理作用下，他全然不顧西蒙維持生計的艱難——經常遭受地下樂隊毒打、威脅性命、其錄製盜版盒帶的錄音機遭到砸毀、街邊小販經常卑鄙出賣他的行蹤等危險困境，只顧一路追隨其心目中的「英雄」，還讓英雄西蒙為他泡妞出謀劃策，而他大獻殷勤、想泡的那個美妞，實際上是西蒙力圖擺脫的「炮友」；再加上一個莫名其妙的家鄉女孩，也一路尾隨西蒙，非要西蒙識讀她印在雙臂上的所謂「西蒙母親的遺言」，西蒙被這夥人糾纏得夠嗆，被迫離家出走，那個家鄉女孩也追隨西蒙到海邊，西蒙也只好順勢將這個女孩「拿下」，否則這個女孩還要追隨他到天涯海角呢！

如此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態、糾纏不清的人物關係、危險莫測的人物命運，就構成了綿延不盡的生活「韻律」本身；這些怪誕而迷人的故事，導演以晃動的鏡頭加以刻畫，似乎紐約的大街、街頭上每天上演的一切，也都在搖滾樂、爵士樂的迷離風格下搖晃，無盡無休、不可遏制、深不可測、氣象萬千、令人沉迷……《波士頓環球報》的影評人形容該片具有「令人窒息的美」，令人想起很多美國電影傑作里常出現的場景：在廣闊的沙漠、蜿蜒的公路、賓士的汽車、流浪的青年，與市鎮街邊安坐的老人們平靜的生活常態形成鮮明對比，老人們掃一眼飛馳而過的汽車和汽車上袒露身軀與青春美色的俊男美女，以司空見慣而又略帶羨慕的語調，合著美國鄉村民謠的迷惘而親切的節奏，蹦出一句台詞：

They are Crazy! Those kids!

換言之，他們也想如此，但是已沒有氣力了！

除了「瘋狂」，還有什麼值得一樂的呢？

鮮活靈動的電影，必須拒斥一切啟蒙概念。電影的詩性本質，是對各種科學、社科人文理論、詩學等「使人入睡」（維特根斯坦有句名言「科學使人類重新入睡」）、自我固化、僵滯的蘇格拉底式-啟蒙哲學概念的堅決拒斥與反叛。

所謂啟蒙主義，不過是最近200年來統治全球的低俗好萊塢「大俗套」敘事，諸如「物質決定意識」（實際正相反，只有人的主觀意識才能辨識、整合外在各種物質、實情，使之吻合自己的認識能力，人類意識之外的所謂客觀存在，根本不會進入人類操控的人文世界之內）、「知識改變命運」（未經檢驗和反思就全盤接受下來的絕大部分人類知識，只能拖延、跌宕、扭曲、遮蔽人類生命直面事物本身的鮮活過程）等等，保爾·瓦雷里有句名詩：「在非宇宙的純凈中，宇宙不過是一塊瑕疵！」，可惜這塊骯髒的「瑕疵」，還在製造出更多的垃圾，以便自我染污——在天津第二南開中學（原名東方紅中學，僅此校名即可知該校文革時代的愚昧，一如北師大的紅衛兵造反派們，在一個譚姓女紅衛兵的率領下，沖入曲阜孔廟，野蠻砸爛了被伏爾泰推尊為「全人類的唯一師表」的所有紀念聖物）的初中物理課上，聞聽一個嘴唇黑紫的物理女老師反覆宣講並讓我們這些無辜的孩子們反覆演算一些匪夷所思的有關「分子或電子」之類的無聊考題……

直到高二文理分班時，我第一時間報名文科班，第一時間逃離那個烏煙瘴氣的理科世界，在文科班的學習中，對中外古今歷史文化開始初步接觸，除了那個荒謬的國家統一高考制度荒謬設立的規定——數學「必考科目」之外，我再也不必跟那些受普利高津所謂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伴隨「熵」值不斷加大的混亂世界鬼混從而虛度自己的一生了！

在昨晚觀看的彼得·博格丹諾維奇執導的經典電影《五分鐘點唱機》（美國1976年出品）里，一個早期電影階段在芝加哥拍片的瘋狂、霸道的製片人，在觀看了美國早期電影的領軍人物格里菲斯執導的巨片《一個國家的誕生》之後熱淚盈眶，立即撮合其老部下——在洛杉磯牧場拍攝出不少好電影的導演、男女主演、演員、攝像師等一干人眾（這些人曾因反對他的商業化剪輯與播映而遭解僱），也要拍攝一部格里菲斯式的巨片，因為「正如耳朵可以聽到和諧之音一樣，眼睛可能觀看這……光影織就的音樂！」

有這樣見識的老闆（製片人），即使他常常「為了商業利益而閹割藝術品味」（商人的本性一向如此），但就為了這「靈光一閃」，那些美國才子們（編劇、導演、攝像、男女主演們）就立即興奮起來，他們冰釋前嫌（導演和男主演始終在爭奪漂亮的女主演），又要開赴茫茫牧場上的洛杉磯拍攝場，為一部偉大的「美國史詩」而忙亂起來了！

美國伯樂們肯出每周200美元以上的薪酬，自然有保持著「嬰兒般童稚詩性」的美國千里馬——涌動創造力與精血的男兒（深厚大地不斷產出這樣的男兒）以及天使容貌、魔鬼習性的美妞們（這正是電影敘事、人生奇遇的溫床），一個寄寓於人性粗俗之欲與靈魂之美的合理文明，必然孕育出格里菲斯、卓別林這樣的電影大師，而彼得·博格丹諾維奇作為紐約電影學院的兼職教授和影評人，在每年精心研讀500部影史傑作的基礎上，就能拍攝出《最後一場電影》（1971）和《五分鐘點唱機》（1976）這樣向大師致敬的傑作了！

[1]安東尼奧尼：《一個導演的故事》第9頁，廣西師大出版社2003，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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