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官」為何成為宋朝官場風習？

宋朝的名相名臣，幾乎都有過拒官記錄。包拯考中進士後，朝廷安排他出任大理評事、建昌（今江西永修縣）知縣，包拯「以父母皆老，辭不就」；范仲淹任邊帥，迫使西夏主動講和，軍功赫赫。諫官歐陽修等一批人，極力舉薦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宋仁宗欣然同意，下了任命詔書，范仲淹卻說：「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堅決推辭；而宋仁宗、宋神宗時期的宰相富弼，一生拒官竟多達近百次，更是史上少有。

富弼（1004~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青年時期就得到晏殊等朝廷重臣的賞識，被喻為「洛陽才子」，在士大夫間口碑極好。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北方遼國大兵壓境，要求宋朝割讓關南十縣之地，戰火一觸即發。戰爭和割地，當然都不是一貫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宋朝所能接受的。當時，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幹將赴遼談判，然而，遼國氣勢洶洶，赴遼如同赴死，大臣們無一敢蹚這趟渾水，宰相呂夷簡推薦了時任知制誥的富弼，官輕勢微的富弼不但接受了宰相的推薦，而且在面對皇帝時慷慨陳詞：「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動，提拔他以樞密直學士使遼，富弼卻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堅決推辭了這一任命。

在使遼的過程中，面對咄咄逼人的遼國國主，富弼動之以情，曉之以利，經過數輪艱難曲折的談判，最終以「二十萬歲幣」與遼簽訂了和約，花錢換和平，使遼國取消了南侵計劃，免去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和失去領土的危險，並帶來了此後長達四十八年的南北友好。此行，富弼的確不辱使命，勞苦功高。不過，當宋仁宗要厚賞他，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時，他又非常誠懇地推辭了。

慶曆三年，宋仁宗擬用富弼為樞密副使，相當于軍機大臣，這種職務只有軍功卓越、年長德高的大臣才可能任命，他「辭之愈力」，宋仁宗改授他為略次的「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他接受了。當年七月，宋仁宗又以他使遼之功，任命他為樞密副使。

富弼面見皇帝說：「目前與遼國修好，邊境無事，百官會說這是使遼之功，一旦遼國撕毀和約，捲土重來，我則百口莫辯，罪不容誅，請您不忘遼國輕侮之恥，卧薪嘗膽，以圖振興」，他把任命詔書當面還給了宋仁宗，再一次拒絕了委任

至和二年（1055年），經過多崗位歷練、創造了許多佳績的富弼，56歲高齡時當上了宰相，堪稱眾望所歸。嘉祐三年（1058年），富弼母親去世，他辭官奔喪。宋代有「丁憂」制度，官員父母去世，應棄官居家守制，服滿再行補職，但對於宰相，皇帝常常在其「丁憂」未滿，就提前召回。富弼歸家後，宋仁宗一直沒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虛位以待。不久，思賢心切的宋仁宗就連連下詔，要求富弼復職，富弼連續五次上書，態度非常堅決地拒絕了皇帝的復職要求。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不貪權戀位，入仕50餘年，累計拒官近百次。其實，在宋朝士大夫間，像富弼這樣多次拒官的，還大有人在，這是為什麼呢？

宋朝取仕講究才學，講究德行，講究能力，違反這些條件，靠送人情走後門拍馬屁之類的手段，是絕對考不出個進士或者狀元來的，是絕對跑不出個學士宰相來的。同時，宋朝士大講究名正言順，名不正言不順的突擊提拔、違規提拔乃至暗箱操作，是會被御使們彈劾的，是會被同僚們恥笑的。而最為關鍵的，是他們認為當官要能服眾，名聲與提拔對等。於是，升得太快時，辭；破例太多時，辭；與孝道相矛盾時，辭……

所以，拒官成為宋朝官場風習，許多人甚至數十上百次地拒官，便不是一件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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