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經濟圈——評《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

作者：朱蔭貴

（朱蔭貴教授）

編者按（范國平）：

朱蔭貴教授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史專家，也是我的老師，雖然不是我的導師。朱蔭貴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時候碰到他，都是老師向我這個學生先打招呼，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向老師問好。他在我心中的經典形象是，他戴著橢圓形的寬邊眼睛，穿著西服，略顯花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笑眯眯的，和藹可親地看著我，然後關心地詢問我的近況。

朱蔭貴先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均畢業於中國社科科學院研究生院，在東京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師從日本著名中國史專家濱下武志教授。他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兼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98年他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3年他被複旦大學人才引進，擔任歷史系教授。他在復旦歷史系先後擔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學術委員會主任。

朱蔭貴先生1993年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的社會科學家證書，並從該年度起終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他的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近代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商業史學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等。

朱蔭貴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國經濟史領域，對中國、日本近代史其他學術領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榮休之際，季我努學社特地聯絡先生，將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經濟研究》等頂級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整理出來，組成朱蔭貴教授榮休紀念特輯，與學界同人和廣大讀者朋友分享。

「亞洲經濟圈」理論之所以產生如此重大的反響,首先是因為它以實證性研究為基礎提出的一系列看法, 打破了長期統治學術界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東—西方對抗」即「衝擊—反應」模式, 提出了全新的研究亞洲史的基本理論和思路。其次, 在這種基本理論和思路的基礎上, 濱下武志教授提出的一系列有關亞洲近代史尤其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結論, 給某些定論和看法帶來了強大的衝擊。然而從根本上說, 「亞洲經濟圈」理論提供的與過去研究迥然不同的研究視角、框架和方法, 其意義更超過了關於具體問題的研究結論。

那麼, 「亞洲經濟圈」理論包含什麼內容, 提出什麼新的觀點, 又在哪些方面向傳統的看法提出了挑戰呢? 這裡, 我們可以通過濱下武志教授的代表作《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以下簡稱《契機》) 一書進行一些具體的觀察。此書是以濱下教授70年代以來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為基礎的集大成著作, 也是闡述「亞洲經濟圈」理論並以此理論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代表作。

長期以來, 統治東亞史尤其是中國史研究的理論, 是美國學者費正清於本世紀50年代提出的衝擊—反應理論。衝擊—反應理論的核心, 是把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看成是一個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長期在低水平上循環往複, 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的社會,認為只有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才打破了這種停滯不前的狀態,使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 向近代社會演變。因而19世紀西方的衝擊, 也就成為激發中國和亞洲發生變化的決定性的動力和活力。無疑, 這種衝擊—反應論是「西方中心論」在學術領域中的某種反映。從70年代後期開始, 這種理論越來越受到東西方學者的質疑和挑戰。但真正能以自己的理論取而代之或拿出有說服力的研究著作的學者,目前還不能說有很多。在此意義上講, 濱下武志教授的《契機》一書, 無疑是向「西方中心論」挑戰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濱下武志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研究, 早在出版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經濟圈這本書之前, 除了已發表的系列論文之外, 他還於1989年出版了長達730頁的著作《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開港地市場圈》。正是這些研究,奠定了他的理論的資料基礎, 同時也形成和逐步完善了他的理論。簡言之, 貫穿濱下武志教授「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基本構想, 是「把握亞洲內在的紐帶, 並以此為基礎進而描畫亞洲的近代面貌」 , 基本視角則是「將歷來觀察問題的方法逆轉, 從亞洲的角度觀察西歐」。也就是說, 要「從歷史上形成並顯示出來的亞洲區域內的國際秩序、國際交易關係全體的內在變化之中, 去把握作為亞洲歷史繼承形態的近代亞洲」。這種構想, 在《契機》一書中表述得最為清楚和完整。書名中所說的「國際契機」 , 並非是指近代西方的外壓和衝擊, 而是指環繞近代中國的國際環境。這一點, 從濱下武志教授以「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作為書的副標題就可以看出來。例如, 他在書的序言開篇就點明: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 , 迄今為止, 在作為`西力東漸』來把握的時候, 實際無非等同於`西洋衝擊』而已。但是, 在本書對此進行探討時, `國際契機』卻並非僅限於歐洲對亞洲的關係。這裡, 首先是從東亞和中國、東南亞和中國的關係之中, 即從中國與亞洲的關係方面進行探討。這是因為, 歷史上亞洲區域內的各種關係, 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係、朝貢貿易關係中形成的。這種關係的內在變化, 不僅是中國近代的內容, 而且也是影響和延及東亞、東南亞近代內在關係的緣由」。他明確指出, 《契機》一書, 是從廣闊對應的地域關係的角度, 來揭示近代中國在發展進程中發揮作用的國際契機。這就需要一方面探討在以中國為中心構成的朝貢關係和朝貢貿易關係中, 亞洲內部所形成的各種關係。同時又根據這種既有的關係, 對歷史上的中國以及亞洲與歐洲的關係從新的角度進行理解。也就是說, 應當從歐洲是如何加入到亞洲既有關係的角度, 來觀察從亞洲所看到的對歐洲關係。顯然, 他在這裡提出了研究視角轉換的問題, 即對過去研究西方—東方關係時主客顛倒的狀況進行了批判, 從而提出了「從亞洲的角度進行觀察」的命題。

以亞洲為中心: 亞洲的內在紐帶和原動力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書影）

顯然, 要把歷來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視角轉變為以亞洲為中心進行研究, 關鍵是要尋找到把亞洲連結在一起的內在紐帶和亞洲發展的原動力。基於對此命題的課題意識, 構成濱下武志教授《契機》一書各章的標題如下:

序章 近代亞洲史研究的課題

第一章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

第二章 近代亞洲貿易圈中的白銀流通

第三章 銀價騰貴和外國貿易結構的變化

第四章 英國銀行資本在中國的擴張過程

第五章 英帝國經濟與中國和香港

第六章 近代中國的「亞洲和歐洲觀」

結語 現代中國和近代史研究

為對濱下武志教授的視角和思路有更清楚的了解, 不妨對各章的結構和內容作一簡單的介紹:

序章和第一、第二章, 是作者從制度的側面、市場的側面去尋求和推導亞洲內在紐帶的嘗試。在序章中, 濱下武志教授首先對過去研究亞洲史和中國近代史的情況進行回顧和評論。他指出, 歷來對亞洲近代史的研究, 都是把亞洲和近代歐洲的接觸作為亞洲近代的開始, 在這裡, 歐洲扮演的都是主動者的角色, 亞洲扮演的都是被動者的角色。但是, 為了將亞洲史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把握, 以及尋求亞洲史內在的連結紐帶和推導出亞洲發展的內在的原動力, 有必要把關注的目光從歐洲轉向亞洲。濱下武志教授認為, 歷史上的亞洲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係和朝貢貿易關係, 並以這種關係為基礎形成了「亞洲經濟圈」即「前近代亞洲市場」。這個市場的特點是,以中國和印度為兩軸, 以東南亞為媒介, 以東亞朝貢貿易圈和亞洲區域內相對獨立的白銀流通圈為基礎形成的、有著自身規律和特點的亞洲區域內市場。

當歐洲接觸和進入亞洲時, 雖然它對亞洲形成了「衝擊」 , 但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在它進入之前即已形成了的、以整個亞洲為規模的、按照自身規律運行的亞洲經濟圈即前近代亞洲市場的「反衝擊」。此後, 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將這個市場逐步納入世界市場之中時, 這個「前近代亞洲市場」除了在世界經濟中佔據相應的位置外, 還保留和繼承了自己的歷史延續性。這些歷史延續性在亞洲茶葉出口市場的重組、亞洲白銀貨幣圈的延續、契約勞工貿易的開始和亞洲區域內匯款網路的形成等等方面得到了體現。

濱下武志教授認為, 「以中國為核心的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繫的朝貢關係, 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朝貢貿易關係, 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惟一的歷史體系」。這個看法, 是形成和貫穿濱下教授「亞洲經濟圈」理論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因而成為第一章重點探討的問題。濱下武志教授認為, 朝貢關係從政治方面看, 是中國統治者將中央與地方的統治關係擴大到外圍和四邊, 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 —朝貢諸國—互市諸國的順序排列, 按鄰接的中心—周邊關係的同心圓的方式交錯產生的一種體系, 這種體系在16、17世紀逐漸成熟。濱下教授認為, 這個朝貢體系的重要之處更表現在它的經濟方面, 因為, 在這個由朝貢關係促發和推動的亞洲各國各地區的交易活動中, 產生了連接亞洲各地的交易網路、交易中心地、匯兌渠道和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經濟圈金融中心地等, 這些因素「形成了朝貢貿易關係的交易網路」。這個交易網路不僅在與外部世界進行商品交換的同時,對亞洲和中國市場的價格動向發揮一定的制約機能,更重要的是, 它成為西方國家面對東方時不能不受到制約的「衝擊」。而且, 日本工業化的發生也與朝貢體系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二章重點探討歷來在近代史研究中不被重視的以帆船貿易為中心的亞洲區域貿易圈的形成、擴大以及亞洲區域貿易圈之間的白銀流通、白銀結算體系, 還有以亞洲白銀流通為前提的殖民地銀行的機能, 進而分析了亞洲區域內華僑和印度商人等超越國境的經濟活動, 以及相伴產生的各地區經濟間的相互聯繫, 由此而形成的貿易結算機構、金銀關係、銀銀關係、銀錢關係等等具有多重結構的白銀流通圈。同時還分析了亞洲區域內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區, 分析了這些具有地域經濟圈中樞地位的國家和地區所具有的金融中樞地功能, 以及這種功能在擴大亞洲區域貿易中的作用。實際上,該章探討或提出的問題, 就是如何把握亞洲前近代和近代的跨國境的、或者說是同時超越若干國境的地域經濟圈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 都與亞洲區域內自身形成的、相對獨立的白銀流通圈分不開。

第三章和第四章以中國對外貿易為中心, 特別是以歐美商人、銀行是怎樣加入中國貿易體系為中心, 進而追尋貿易金融、投資行為的變化軌跡。這兩章實際上是作者用歷史事實對自己的論點進行論證。第三章探討19世紀後半期的銀價騰貴、貿易過剩和白銀不足, 以及由此產生的英國棉製品和中國茶葉貿易之間出現的「現貨貿易」和「現貨結算」的方式。第四章以「1850年代圍繞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連接和擴大, 成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轉換期」為中心, 探討這個時期英國殖民地銀行進入中國的過程,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大和亞洲貿易結構重組中的問題, 以及通過政治、軍事借款導致中國對列強產生的金融依賴關係等問題。

濱下教授認為, 歷史上的亞洲, 不是以一個平面體的方式存在, 而是由多個中心—周邊關係的複合體方式交錯構成, 這種狀況, 必然形成「連接各地域的、具有網路中介作用的中樞地」。新加坡、馬六甲、琉球、香港等就是具有這種中介作用的中樞地。第五章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香港對外關係置於英國和亞洲貿易圈中考察。通過貿易、金融、勞動力移動等方面的統計, 探討香港作為中樞地所具有的經濟機能。

第六章探討的實際是一個總的視角問題, 也就是濱下教授從序章開始至第五章所關心的各種問題的視角問題, 或者說是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歷史意識。他在序言中明確指出,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需尋求的視野, 是立體的多層次的視野, 他應當在意識到自身是歷史認識主體的同時, 去描繪出同時代人的時代認識, 並將其與現代的認識主體的課題意識進行對比和質疑,由此去辨別歷史現象中所包含的紛繁複雜的脈絡,從而在此基礎上完成歷史面貌再構成的任務」。濱下教授以「序章開始到第五章為止的歷史分析的綜合視點」 , 對圍繞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和歐洲間的關係, 以及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間對亞洲與歐洲的認識方面的差異進行了分析與探討。在這一章中, 比起經濟史的分析方法來,濱下教授更多地採用了歷史的方法論來探討中國對西洋的認識,探討從洋務、變法論中反映出來的對亞洲的認識, 以及西方通過通商、外交關係和基督教傳教等活動對中國的認識等等。

在結語部分, 濱下武志教授從「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與對象, 在現代史研究中也有連續性表現」的角度出發, 對現代中國的地域社會進行了研究。他通過重點考察「合股」「合資」這種在中國民間經濟活動史上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共同出資興辦事業的方式, 結合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中民間農業、農村工業、商業、手工業和金融業等等領域中煥發顯示出來的活力, 力圖去探討歷史的連續性和內在的聯繫。他指出,在近代史研究中, 對現代史和現代社會的關心, 對於提供研究近代史的視角和問題意識,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濱下武志教授對中國國內民間經濟活動和諸種關係的分析, 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把握方法論去探討經濟發展內在契機方面所做的努力。

統觀全書, 這本以中國和亞洲近現代歷史為探討對象的著作, 根本的立足點和思路與以往同類著作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從亞洲出發進行思考」 , 而並非僅僅停留於「思考亞洲」本身。因此, 本書的視野開闊就是一個突出的特點。例如作者在分析亞洲時, 密切關注著以英國為首的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動向, 並把亞洲發生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經濟圈的變化置於全球經濟演變的背景之中進行觀察。本書的另一個明顯特點是, 對某些關鍵的具體問題緊緊抓住, 深入分析。例如在對英美中、英印中兩個三角貿易關係中諸種脈絡進行的分析中, 從貿易結算這一根本環節入手, 深入跟蹤, 環環分析, 令人印象深刻。另外, 作者用了結語部分整整一章探討中國現代民間經濟活動中顯現出來的近代社會的經濟傳統和組織方式。這是過去的經濟史著作中極少見到的。這種探討不僅提示了在現代經濟發展進程中重視深層次傳統影響的重要性, 也在方法論方面有著獨特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 他的這種研究, 顯示了經濟史研究與現實經濟研究之間難以割斷的緊密聯繫。

正是在對諸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的把握中,濱下武志教授的重要研究結論之一是: 19世紀中葉以來形成的亞洲近代市場, 並非是在近代西歐資本主義迫使亞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形成的, 而只不過是西歐加入了亞洲早已形成的貿易網路, 加入了亞洲原有的市場和這個市場在新形勢下發生了變化。那麼, 研究進行到這裡, 問題實際又集中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上, 即原來的亞洲貿易網路和亞洲市場,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它的特徵又表現在什麼方面? 可以說, 「亞洲經濟圈」理論正是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反覆探討才得以最終形成。

「亞洲經濟圈」 理論的影響

（濱下武志教授）

在《契機》一書出版後的幾年, 濱下武志教授又獨自撰寫和與他人合作編著出版了一系列與「亞洲經濟圈」理論有關的論文和著作, 其中主要有1991年與川勝平太教授合編的論文集《亞洲經濟圈與日本工業化》、1994年與溝口雄三等主編的7卷本論文集《從亞洲進行的思考》、1996年出版的著作《香港——亞洲的網路都市》、1997年出版的著作《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等等。這些著作和論文的出版, 進一步在學術界擴大了「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影響, 帶動和影響了更多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產生興趣, 並且形成了範圍廣泛的學術圈。

濱下武志教授以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觀點, 尤其是觀察思考這些問題的視角、框架和方法, 在日本學術界進而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目。《契機》一書也因產生重大影響而於1992年榮獲讀賣新聞社「亞洲太平洋學術大獎」。正因為這個理論提出了許多與過去被視為定論的學術觀點不同的看法, 它在日本學術界引起爭論和批評也就是勢所必然。這些爭論和批評涉及基本理論和具體觀點, 範圍相當廣泛。例如, 對「亞洲經濟圈」所用「亞洲」一詞的概念和用法首先就出現爭議。有學者指出, 過去慣用的「亞洲」一詞, 一般是指西歐從西洋方面觀察亞洲地區時所使用的, 是一個總括的地理概念, 而在「亞洲經濟圈」論中, 「亞洲」一詞並非單純的地區稱呼, 更多的是作為帶有統一體色彩的詞語及理論前提所使用的, 而這種使用是有問題的。進而,有學者對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各地域有機聯繫的亞洲體制提出懷疑, 認為「亞洲經濟圈」理論的前提是亞洲存在一個有機的體制, 即有一個統一的亞洲體存在, 但是存在統一的亞洲體, 僅僅只是一種構想和假設, 其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論證的研究課題。如果說亞洲存在著某些地域經濟的聯合體, 也可能只是存在幾個不一定有有機聯繫的個別地域經濟的集合或綜合體。問題在於, 對把亞洲各地區結合在一起的經濟紐帶, 也就是形成有機體制的論證, 並非僅僅從人、財、物的流動或移動方面進行論證就可以了; 或者說, 即使存在一個有機的體制, 但是維繫其作為基本的自立的地域經濟紐帶的基礎到底是什麼? 也有學者指出, 濱下武志等人關於從前近代開始到20世紀都存在一個亞洲經濟圈, 並且發揮著強有力影響的說法, 只不過是一種假設, 在具體內容的論證方面卻明顯薄弱, 例如「亞洲經濟圈」論者強調亞洲在貿易方面有著連續性, 但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亞洲的貿易卻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特別是中國沿海地區可說是迎來了一個貿易的新時代, 這種變化的非連續性十分明顯。還有的學者認為,「亞洲經濟圈」論者在把握亞洲經濟圈的前近代和近代的連續性時, 強調朝貢貿易圈的作用, 但同時對歐洲比其他地區發展更先進的科學技術, 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產業革命帶來的變革作用, 似乎過分輕視。另外, 在關於地域圈作用的評價、日本工業化的動力與朝貢體制的關係等等方面, 同樣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

總起來看, 雖然目前濱下武志教授的理論和觀點並不為所有同仁認可, 而且在某些觀點上還引起了持續的爭論, 但可以說, 即使是不同意濱下武志教授看法的學者, 也認為「亞洲經濟圈」理論的提出很有意義, 特別是關於亞洲是一個有機體制的假定, 以及亞洲是一個統一體的構想, 對於亞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具有相當的意義。

「亞洲經濟圈」理論出現後激起的持續爭論, 是正常的學術現象。也就是說, 在一定時期內, 一個學者對學術的貢獻往往並不表現在他的觀點在多大範圍和多大程度上被人接受, 而在於他的研究和探討是否能夠引起廣泛的注意, 並將這個領域和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向前大大推進。從這個意義上說, 濱下武志教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提出的理論及其觀點的影響將是廣泛和深遠的, 正如一位哲人在評論某位學問家學術觀點的影響時所說: 「你可以不同意他, 甚至反對他, 但你卻無法避開他。」我們相信,今後在研究近代亞洲、近代亞洲與歐洲關係和亞洲現代化等問題時, 濱下武志教授都會以他獨創性的見解和扎紮實實的研究, 站在這個「無法避開」的地位上。

編輯：任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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