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中國，到底誰影響了誰？一個中國女留學生引爆「國際會議」衝突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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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日的體驗怎麼形容呢？好像沒有一個詞可以概括。一切都是生命里前所未有的：在來到Almagro之前，我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個西班牙小城。

剛聽導師說要去她家開這個國際會議，我的腦袋周圍就是各種泡泡：導師家是大城堡嗎？或許是歐洲貴族後裔？說不定是宮殿？

後來聽系裡的人說，導師的父親是西班牙著名的建築師。於是我對建築師設計的自己家充滿了好奇和期待。

真正見到這個特別的房子，才發現原來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雖然沒有我想像的高大，卻非常舒適，有很多合理的細節，再加上多元文化的裝飾、當地手工匠人經手的家居品，這座幾乎從廢墟中改造出來的住家堪稱完美！甚至可以用來開國際會議。

導師Taciana說她準備把這個建築改成博物館，而且已經開始操作了。

我覺得特別幸運能夠認識她，因為我們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最重要的東西是共同的理想，我也曾想像把自己的家弄成博物館的模樣。

會議以外有好多可圈可點的地方，例如當我走進市中心的戲院，看到了之前在西班牙語教科書里看到的景象：最古老、最西班牙特色的戲院驚現在我眼前。Taciana每一餐都安排了不同的當地特色菜，她真是完美的女主人！

不過時間有限，很多美好的小細節或許可以留待將來去回憶。我只想記下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收穫。

與會的除了馬自大東亞研究中心的幾個參加此項目的老師，還有來自劍橋大學、倫敦經濟學院、海德堡大學等名校的歷史學家。在他們中間我簡直就是一隻小小小小鳥。但是他們都特別平易近人啦。

儘管歷史學的視角是我不熟悉的，很多他們所講的東西對我來說有一定的理論斷層，但是我也真是近距離的觀察了一下歐洲學者的工作和研究方式，受益良多，感觸也不少。所以想記錄下來跟大家分享。

1

首先說一下這個項目，它的題目是：典型時期——歐洲歷史在東亞的應用，這是一個歐盟的學術項目，集合了上述一些大學的不同專業的學者。

開會期間我基本一直是噤若寒蟬，因為歷史學家討論的問題我確實知之甚少，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搞懂他們研究的內容。

經過一個上午的聆聽，我發現其實這個項目旨在闡發一個歷史學的方法論，即把一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歷史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作為一個概念，把它所呈現的特徵、具體表現、代表人物、影響等等一系列相關元素捏合在一起，應用在其它地區的一些類似歷史時期上。

比如Pablo講到的「文藝復興」這個概念被梁啟超和胡適用來類比中國19世紀10-20年代的文化改革，還有Martin講的英國的擴張歷史對日本太平洋擴張政策的影響。他們倆的論文是這個項目最核心理論的產物。

但是其它學者的發表並沒有帶有這麼明顯的「歐洲歷史典型時期被東亞人借鑒應用」的說服力。所以會上他們就激烈討論應該如何在自己的論文中強化這個因素。

其實即使Pablo所說的梁啟超、胡適曾把中國文化改革跟歐洲文藝復興相比，也不見得他們就真正應用了「文藝復興」這個概念，我認為類比和應用還是有些距離的，何況類比是發生在西方人作為受眾的時刻。

也就是說，這種類比的真正意義可能僅是讓西方人理解中國文化界當時正在發生的變革，而並非旨在利用文藝復興這個西方概念去實施自己的改革。歷史的借鑒意義在什麼層次上去分析，我感覺並不清晰。

整個上午的會議我沒有發言，討論環節主要集中在對項目的未來走向、方法論、論文切入點這些問題上。給我感覺這個項目的出發點不夠堅實，搖搖晃晃的。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論題，多多少少跟歐洲的概念在東方的應用有關，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像Martin、Pablo那樣貼近項目的主題。

中午飯時間，我就隔著飯桌向Pablo提問，先是問了幾個跟他的演講有關的問題，當我問他：你是否認為有中國的典型時期在歐洲的應用？

他先是沒聽清，然後我導師在旁邊幫我又說了一遍，這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正好都停下說話，聽到了Pablo有點猶疑的回應，劍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Martin便問我剛才問的什麼問題。

劍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Martin

於是我又大聲重複了一遍。或許這個問題太犀利，大家都沉默了，氣氛有點尷尬。

於是我解釋說因為我在中國的時候國家項目鼓勵大家研究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提倡「文化走出去」，而在歐洲呢，又正好相反。

我不知道腦子是不是進水了，哪來的膽量說了一句：我認為這是一個歐洲中心論視角的項目，好像歐洲與中國的學者無法相互學習，只能做相反方向的研究。

其實我的潛台詞是：不管是歐洲政府的項目還是中國政府的項目都在鼓勵文化自大。

於是一位老師說「因為這是一個歐盟的項目，我們得找歐洲政府拿錢。」大家都笑了。

我答道：「對，從這個意義上我能夠理解。但是這樣的話，我們的研究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了錢和權利的影響，而不是自由的研究，你們難道不這樣想？」說完這句，沉默像冰一樣凍住了大家的臉。

五秒鐘後，Martin解釋說我們最終是要落到歷史應用的方法論上的。我不敢再多說什麼。

只是心裡還在想，方法論或許是這其中最客觀而有價值的東西了，既然如此，到底是歐洲典型時期還是中國典型時期，又或許是日本典型時期在其它任何時空的影響，其實根本不重要，誰影響了誰，誰借鑒了誰，這隻對政客重要，但是我們並不是政客呀！為什麼要帶上這些意識形態的分歧呢？

我在飯桌上不小心表達的真實想法在下午的會議上產生了後果。很明顯我中午說的話在其它老師腦海里產生了一些化學反應。

下午Daniel的發表結束後，Martin評論說或許這個項目的主題限定得有點狹隘，並不一定每一個人的研究都要像他和Pablo的一樣找到一個歐洲的時間概念被東亞人拿來應用。

我記不清他具體怎麼說的，但是大概意思是早晨強調的論文框架應該做一些調整。我的發表是當天最後一個，開了近十小時會，大家明顯都有些體力不支。我簡短地介紹了一下我研究的內容，省略掉很多有趣細節。

後來Martin打斷了我，他說想問問我關於午飯上我的言論。

當時我已經為午飯時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言論尷尬癌晚期了一下午，趕緊趁機找補說：「對不起，我中午說的可能是胡說八道。」

大家都說：「沒有沒有，不是不是。」

Martin不無挑釁性地問我：既然你中午說這是一個歐洲中心論的項目，那你做的這個題目還是歐洲文化向東傳播的例證啊，你怎麼解釋？

我說我本來是想研究第一部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經典——《明心寶鑒》。

這時導師也出來幫忙解釋，說是她的影響導致我重新選題。

Martin不依不饒地問我：那你現在做了這個題目，在中國學術圈可以生存嗎？我跟他講因為我研究的這部作品很少有人研究，算是稀缺資源，而且中國也有宗教研究方面的雜誌可以發表傳教史方面的文章，中國的文學審查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嚴格，另外這篇文章已經被翻成英文，也可以嘗試找國際雜誌發表。

Martin還是不滿足，他說：「我並不是擔心中國的文學審查，我就想聽聽你認為應該做什麼樣的研究？」

我說：「我想作為學者應該是傳播和生產知識，而不是挑起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

他這才滿意地點點頭，放過了我。

2

雖然我的言論激起了一些衝突，但我並不後悔說了這些。

首先導師沒怪我，這是「最重要」的。其次，我想意識形態衝突本身就客觀存在，並不是我沉默就可以消除的，而且為什麼在意識形態衝突面前粉飾太平，美其名曰「求同存異」的總是愛好和平的中國人？

我既然參與了這個會議，那我就是與會者，我有我的觀點和視角，或許我大部分時間都是沉默聆聽，但我要保留說話的權利啊！何況我覺得我說的也沒什麼錯，分寸上並不超越界限。

說到底，如果只認為歐洲歷史是理想典型，它影響了世界各個地區，推動了世界歷史的前進，甚至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都應該借鑒歐洲歷史，這就是赤裸裸地把歐洲文化凌駕於其它一切文化之上，強調文化擴張，那麼這樣的歐洲項目我不參加也罷。

管你喜不喜歡我的發言，我才不會當民族文化的叛徒。我是來求學的，我的研究因其客觀中立真實而具有價值。而且學者不應該被當時代的政客拿來當槍使，而應該把人類深遠的福祉作為自身使命，就這樣。

不過有些學者是抱著強我民族的心態，努力為本國文化開拓疆土，這樣的學者到處都是，不光歐洲有，中國也比比皆是。是人就有其自身屬性：國籍、種族、性別，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有屬性就有立場，這是無法規避的。

我說我不當本民族文化的叛徒，這也是一種立場，但這不代表我就有什麼民族主義優越感。歐洲也有世界聞名的漢學家，像法國的艾田蒲，沒少研究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而且卓有成績。

但我想，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並不在於是否迎合政治，清高的學者會說是為了民族利益。為了民族利益當然沒錯，但是這個民族利益有沒有被政治利用，而更貼近政治利益？

所以，學術研究需要學人的操守和良心，觀點必須基於客觀的態度和嚴謹的求證。每個國家的文化、歷史都有可以借鑒的地方。有好東西，告訴別人，這是分享，是水乳交融，能推動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包容。但如果一味強調本國文化的優勢，就成了強加，有什麼益處呢？

最終成了歐洲學者抱著歐洲中心論在那裡自說自話，中國學者抱著中國傳統精神在那裡自說自話。不是很可悲嗎？

儘管與會的都是了解中國、日本歷史的歐洲專家，但這並不意味著意識形態的分歧會有些微減輕：對共產黨政府、毛澤東時代的批評還是普遍的。所以我就在想，也不一定分歧都來自偏見，既然做過深入的研究仍然採取反對的態度，或許中國體制本身確實還是有些許不合理的地方。

當然，並不是說歐美政治制度就有多完美，我們同樣可以詬病西方制度，同樣也可以懷疑他們的視角和材料是否可靠。然而我們也得警惕，以歷史為鑒，而不是故意抹殺歷史。

與歐美相比，中國的歷史觀確實太片面了，大量令人不快的回憶被隱藏起來，成為現實中的禁忌。我擔心這樣一來，中國歷史永遠都在一個死循環里，什麼都不會改變，歷史無法向前推進。

我們應該原諒不堪的過去，然而如果我們已經遺忘了它，又何談原諒呢？當我們的記憶出現大片空白，只好用別人的記憶來填補它。

從我記事以來，國內的圖書市場就看得到大量西方經典，我們對西方的借鑒也好，學習也罷，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

而反過來呢，在歐洲我們竟然還是那個被邊緣的我們，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能借鑒他人的自我審視和批判，卻無法以客觀而全面的視角反觀自身。

結果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歐美文化充斥中國人的視野，這難道全是因著中國文化兼容並包的根由？

我們到底是誰？我們要怎樣告訴其他國家和種族的人我們的歷史真實？我們是怎麼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了五千年，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很多中國人會自豪地告訴他們中國歷史輝煌燦爛的一面，當被問到積貧積弱的歷史、政府的腐敗、社會的瓦解、人民慘遭饑荒，難道說這都是宣傳的謊言？

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教訓要自己總結，如果要歐洲人、美國人告訴我們，那中國文化就已然被邊緣化了，或者被貶低了。

近些年來儘管有更多人敬畏中國的國力，但是錢畢竟無法贏得欣賞與尊重，更無法帶來深層的理解與和平。更開啟不了民智。所以我深切地感到，作為中國的學人，我們任重道遠，絕沒有時間繼續干傻事。

研究應該全面、真實、客觀。一味地強調國家項目、教育部項目只能讓中國文科學者越來越失去學術的中立性。沒有學術自由，發表的作品某種意義上說就成了宣傳品，而很難產生經典。

3

最後想說一下開完這個會另一個技術性的收穫。拋開項目主題不說，我認為歐洲學者的工作方式很值得學習。

在這樣一個純文科的項目里，他們不斷吸收優秀成員，頻繁交流。本學期這樣面對面的會議至少就有兩次，視頻會議幾乎每周或每兩周舉行一次。還利用dropbox等信息平台分享資源、通過文字交流思想。

整個團隊的協作很充分，大家互相都了解對方在做什麼、有什麼研究計劃，並且相互提供幫助和建設性意見。我覺得這種直接的工作方式即使在國內理科的項目組恐怕也不多見。

國內的項目組永遠都是導師、負責人的意見大於天。在這個項目框架中，他們策劃著各種各樣的活動，不光是學術發表，還包括網站、在博物館辦展覽、國際圓桌會議等等等，真可謂別開生面，豐富多彩。每個人都非常積極地為項目添磚加瓦，就連設計logo這樣的事都不惜動用自己的私人關係去做。

而在國內，或許開會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是「跟我無關、於我無益，何必多事」的心態，聽著別人的演講，已經在想去幼兒園接孩子、晚上有飯局這些生活里的煙火了。

所以，我飯桌上的一句閑話引起了他們的重視，正說明他們對每位項目組成員即使不是平等以待，也是比較重視的。否則，我是哪根蔥啊？一個博士在讀，研究的東西跟項目主題也沒太大關係，何必要理會我說了什麼？當然，反過來說，對每位項目組成員也有很高要求。

以上便是這次會議我想記錄下來的一些收穫，還有自己不成熟的思考。我想不管我說了什麼、寫了什麼，是否絕對正確並沒有所謂，如果有人批評我的言論，我很歡迎。

只要你是想說服我，而不是想打壓我，我認為都沒問題。

很多道理、事情說了和沒說就不一樣，寫了和沒寫更不一樣。

我還是堅信：過程永遠大於結果。因為過程是自己的，而結果是上天給的。所以，我應該勇敢一點，「放飛自我」，不停地寫，勇敢地寫下去。

作者簡介

肖音，女，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講師，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博士研究生。

原文標題：歐洲項目會議（Almagro 2017 May 25-27）

來源：作者授權

作者：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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