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崧：關於《肇域志》的整理與出版

一

顧炎武（1613-1682）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學者。他的《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久為學界傳誦，影響深遠。但是他積二十餘年精力編纂的全國地理總志《肇域志》卻在身後三百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始終未能刊刻流傳，而且書稿抄本輾轉多人之手，漸有散佚損失。因為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序言中提到自己「遍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間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必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又在康熙元年（1662）致友人的書信中講到「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爰成《肇域記》（即《肇域志》）」，故世人得知顧炎武還有一部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相類的著作《肇域志》。但在清代的技術條件下，稿本的部頭既大而復抄本又少，私家藏有者視同拱璧，秘不示人，故真正得閱者極少，遑論研究者了。所以即使如對顧炎武思想深有研究的當代著名學者趙儷生（1917-2007）先生也只是聞《肇域志》之名而未見其書。

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譚其驤（1911-1992）先生深知顧炎武學術見解高超，《肇域志》必然保存今已佚失或不易得見的明代國計民生史料，從中必可窺見顧氏的學術門徑與人文關懷，所以多次呼籲整理出版《肇域志》。文革之前，復旦大學吳傑先生曾對上海圖書館所藏《肇域志》作過標點整理（未作校勘），但未完成全帙。吳先生曾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接洽過出版事宜，文革爆發後，此事自然就無疾而終。文革結束，隨著改革開放大業的蓬勃發展，國家對古籍整理出版的投入逐年增大，尤其是李一氓（1903-1990）先生出掌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下簡稱規劃辦）之長後，譚其驤先生多次向一氓先生籲請財政撥款資助整理出版《肇域志》。一氓先生早年就讀於滬江大學、東吳大學，參加過創造社，文化學養深厚，其著《一氓書緣》反映了他對中國典籍的識見。1982 年3 月，李老主持的規劃辦批准了《肇域志》整理工作立項，一次性資助起動資金四萬元。以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物價水平而言，四萬元是個非常可觀的數字，這使譚先生等十分鼓舞。於是，以譚先生領銜，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王文楚、葛劍雄等研究人員為主體，並吸收《肇域志》抄本雲南省藏家雲南大學朱惠榮等人參加的整理隊伍組建起來了，並於1982年5月在上海召開了《肇域志》整理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上海古籍出版社資深編輯郭群一參加了會議討論。會議決定以上海圖書館藏《肇域志》為底本（簡稱滬本），以雲南省圖書館藏本（簡稱滇本）、四川省圖書館藏本（簡稱川本）為參校本，上海和雲南分工起動整理工作。

然而，當工作正式開展不久就發現了難題。主要是選用滬本作底本是不妥當的。滬本是清人汪士鐸假顧炎武名義，對《肇域志》據己意作了分類改編，又將原書顧氏的眉批、夾注、旁註插入正文，不盡允當處甚多，失卻了顧炎武手稿的原貌，因此是不能用為底本的，只能作為參校本擇善備考。川本與滇本屬一個系統，但川本漫漶殘缺過甚，兩相比對，選用滇本為底本比較適宜。另外，上海、雲南兩地人員對顧氏原文的分段、標點，整理出校的標準、詳略、寫法等的理解、掌握不盡統一。於是，事隔半年，1982 年10 月，在昆明又召開了第二次工作會議。

本次工作會議作出的重要決定是：（一）改用滇本為工作底本；（二）由於《肇域志》是未經顧炎武本人審定的稿本，又經轉抄，錯謬較多，為了保證整理本的質量，決定對明顯的錯失，通過其他相關史籍進行他校；（三）調整了上海與雲南承擔的工作任務，以原稿四十冊分配，上海承擔了二十五冊（62.5%），雲南承擔了十五冊（37.5%）；（四）通過了標點分段和校勘體例；（五）約定於1983年10月前，雙方各完成任務的三分之一，再開會討論。

這裡需要對作出他校決定的必要性多說幾句。因為《肇域志》是未定手稿，不僅各府州縣內容多寡懸殊，有的未經考訂，尚多紕漏，而且轉抄過程中魯魚豕亥，不能讀通。為了保證質量，不以訛傳訛，決定通過他校，訂正明顯的錯失是必不可少的舉措。承擔主要整理任務的復旦歷史地理所的團隊，多年專註於中國政區沿革地理、自然人文地理的研究，在繪製《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搜羅了大量歷代方誌的善本、孤本，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庫，已有能力、有底氣對《肇域志》進行他校。以後的事情發展證明了這個決定的正確性。

1983年10月在上海舉行了第三次工作會議。本次會議審核了滬滇雙方各自完成的三分之一點校稿，發現點校體例仍不夠統一，校記寫法與詳略差別甚大，有的還有錯漏，因而再次起草了一份更為明確、詳細，附有實例的體例，要求雙方對完成稿覆核修改。中華書局資深編輯張忱石參加了本次會議，並對《肇域志》中大量的抄於天頭、頁邊或正文內的小號字眉批、夾注、旁註，提出了處理辦法。這本是譚先生深感棘手的問題，張忱石提出寫明眉批或夾注或旁註，以六角括弧標示，並以小於正文的字體插入文內相應段落。這是張先生以其豐富的編輯經驗提煉而出的高明的解決辦法，得到譚先生與其他點校者的一致贊同。這樣做既保持了顧炎武的原意，又便於讀者閱讀理解，版面效果也很好。故王文楚先生在《肇域志》的出版後記中稱讚張先生「在整理點校的編排和格式方面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具有開創之功」，確非溢美之辭。本次會議要求滬滇雙方於1984年底基本完成整理工作。為此，雙方都增加了參與人手，滬方增加了胡菊興、周振鶴等五位，滇方增加了李自強等二位。

1985 年4 月，在昆明召開了第四次工作會議。張忱石再次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王文楚負責復旦的二十五冊，朱惠榮負責昆明的十五冊覆校定稿。同時要求各點校者提供《肇域志》各種本子優劣的具體例證，供譚其驤撰寫前言時選擇舉證。會議決定於1985 年底完成全部整理工作，向中華書局交稿。

可是，會議決定的任務完成日期目標沒有達到。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對整理工作的困難認識不足。尤其是當原稿各本出現舛誤而不能讀通不得不依靠他校解決問題時，所耗費的精力大大超出預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古文獻的數字化剛剛起步，查找書證進行他校時，還只能依仗個人學養記憶，手工逐頁逐行翻檢。對今天電子檢索已很發達的學者來說，這種艱辛是難以體味的。同時又因為《肇域志》原稿取材的多樣複雜，整理過程中隨著新情況的不斷出現，不得不對前定體例與原則有所補充、調整乃至更改。再加上參加整理工作的都是學校教學、科研的雙肩挑人員，都有多重的繁忙工作，而且，人員分處上海、昆明兩地，聯繫不便，等等，這些，都對工作全部完成有所影響。相對來說，復旦方面進度比較理想，僅遲一年，即在1986年完成了全部二十五冊的整理任務，而雲南方面，遲至1994年8月尚有廣東部分的二冊未能落實點校者而不得不請復旦另外物色作者。所以，當全部工作完成，向出版社交齊稿子，至少已在1996年底了。

二

前文提及，文革之前，中華上編已與吳傑先生有過標點出版《肇域志》的協議。1982年3 月，得知《肇域志》已被國家古籍規劃辦批准立項，上海古籍出版社立即響應，表示願意承擔出版任務。1982年4月在上海召開《肇域志》第一次整理工作會議時，主持工作的社領導包敬第不失時機地派出第二編輯室主任郭群一參加會議，參與了初步的整理方案的討論，表現出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對大型經典項目整理出版的高度敏感性和強烈的追求志趣。雖然後來《肇域志》的整理方案有所更改（即改以滇本為底本），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推動《肇域志》立項及實施方面確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包敬第等前輩又有「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韌勁，多年來不斷向規劃辦李一氓先生陳述《肇域志》整理工作的淵源及本社承擔這一任務的願望與具備的有利條件。考慮到《肇域志》整理的難度，上海古籍出版社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所同處一城，溝通便捷，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有成熟的編輯隊伍與整理大項古籍項目的經驗，1986 年10 月，李一氓先生代表規劃辦批准，《肇域志》移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0年，李一氓先生謝世；1992年，譚其驤先生謝世。兩位對《肇域志》整理出版工作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相繼離世當然會影響、延緩整理工作的進展。可是更為嚴峻的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起，書荒已經解除，在那個經濟至上、全民經商的年代，傳統文化的學術書籍出版陷入了低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度受大氣候影響而舉步維艱。《肇域志》雖已交稿到社，但出版的步伐卻無奈地停頓了下來。一部三百多萬字的古籍整理稿，沒有任何經濟補貼支撐，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內一個編輯室獨立承擔成本核算以及營銷盈虧是難度不小的事情。

2000 年，張曉敏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分管二編室（歷史）、四編室（敦煌文獻）的領導工作。他是學歷史出身的編輯，感覺敏銳，協調能力很強。次年，他在社長王興康、總編趙昌平的支持下，果斷地把《肇域志》四十冊原稿從二編室轉至四編室，承諾實行政策傾斜，由社裡負責盈虧，並安排蔣維崧、郭子建、李震宇擔任責任編輯，將已停頓四年的審稿工作重新開展起來，爭取三年內完成出書大業。

蔣維崧、郭子建、李震宇三人作了初步分工。蔣維崧從第一冊南直隸部分起步，郭子建從第八冊到第十一冊山東、遼東部分開始，李震宇從第三十二、三十三冊浙江部分入手。原設想郭、李二位完成後再做其他部分審讀。始料未及的是郭、李二位後來忙於他事，均無暇顧及，只能由蔣維崧一人包攬到底，實在是騎虎難下，勉為其難的事。由於《肇域志》本身就是顧炎武自稱的「未為定稿，僅有長編」，其中缺陷比比皆是，所以編輯不僅工作量大，難度也高。

從2001年編輯開始審讀，到2003 年中發稿，責任編輯整整花了兩年半時間審稿。2003年排出校樣後又耗時一年余讀樣，至2004 年4月《肇域志》出版，其間甘苦一言難盡。現略綴數語，縷述於下：

《肇域志》原稿問題叢脞，不必多說。即就復旦與雲南兩家的整理成果而言，雖說從1982 年項目起動到1996 年交稿齊全已歷十五個春秋，可謂曠日持久，但兩家水平不一，所下工夫大小有異，故整理稿質量參差不齊。編輯審稿過程中遭遇整理者出他校時同樣的困難。因明顯的舛誤，標點句讀不知下在何處，便是很費周章的事。有的疏漏當出他校而未校者，編輯則勉力為之補校，全書編輯所補他校亦有五百餘條之多。當然，尚有許多編輯受學力所限未能解決的疑難，則統一出籤條，留待「總其成」的王文楚先生來社時面商祛疑。據成書後統計，全書共出校勘記一萬三千五百餘條，引用史書、子書、類書、字書、文集、筆記及明清民國總志、方誌數百種，這是對《肇域志》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如同箋證一般。本文不能對此縷述舉證，好在裝訂成冊的《肇域志》原稿與校樣尚保存在社內，異日或有可能當翻檢概括，輯集成文，作為編輯工作甘苦的一夕談，以備後來者參考。

除了組成有甘於奉獻的精悍編輯力量審稿外，社領導張曉敏還調動其他部門力量全力支持。如委託當時已年過七十仍在效力的經驗十分豐富的有副高級職稱的前任校對科長林虞生先生任責任校對。林老先生私塾讀經出身，學問雜博，從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成立伊始就加盟本社，一生閱稿無數，糾正各書編輯失察者無數，全社上下有口皆碑，享有崇高的威望。林老先生擔起責任校對重任，相當於增加了一道保證質量的鐵閘。他對原稿的多處質疑均受到王文楚先生的重視與推敲。林老先生對全書標點、校勘、目錄、索引乃至版式、封面、插圖、裝幀、字體、字型大小等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促成了《肇域志》整理本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氣度恢宏的出版。

責任編輯蔣維崧曾對王、林二先生戲言：三百多萬字的《肇域志》整理本出版，化身千百能為學界利用是一大幸事。由於是資料長編，今後不知有幾人能從頭至尾一字不遺地通讀。而我們三人（王、蔣、林）各自都全帙讀了二三遍，此亦是可以引為自豪之事也。

三

最後，本文擬從出版者的角度出發，綜述《肇域志》從策划到編輯成書的心得，或許對後人能有所啟迪。

（一）鍥而不捨，不懈追求意義重大的大型選題。

如前所述，文革前，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已有整理《肇域志》的規劃，並已開始了部分工作。1982 年3 月規劃辦立項後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整理工作會議時，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委派資深編輯郭群一參加了會議討論，不失時機地掌握了最新的動態信息。當規劃辦屬意由中華書局出版時，尤其是中華書局編輯已深度參與了工作時，上海古籍出版社仍不放棄努力，多次向規劃辦李老申述，並強調本社承擔任務的有利條件。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終獲得規劃辦李老的批准，於1986 年同意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們作為《肇域志》的責任編輯，在出版完成後取得兩個效益又獲得諸多大獎榮譽時，不能不對上海古籍出版社領導的敏銳決策與不懈追求表示由衷的敬意。事實證明，這一完全合乎程序的出版機構轉移的決策是正確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不負李老和規劃辦的厚望與信任，很好地完成了出版任務。

大項目出影響，出品牌，出隊伍，出人才，出效益。《肇域志》出版後，屢獲地方上各種獎項，尤其難得的是，2007 年，經專家嚴格評審，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由此延伸，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策劃編輯出版了《顧炎武全集》，《肇域志》的整理出版為成功編纂《顧炎武全集》掃除了最大的攔路虎。2014 年，《顧炎武全集》又獲得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經幾年銷售，《肇域志》已完全追回了投資並有盈餘，達到了兩個效益並舉的效果。我們的編輯隊伍也在大型項目的實踐中得到了鍛煉，積累了經驗，增長了底氣。

（二）實施大型項目的難度預判與應對預案。

大型項目從立項、實施到最後完成、產出，當然有相當的時間跨度，各種不可預見的因子會影響、干預項目的進展。這就必須有預判，作者與編輯兩支隊伍都必須有梯隊意識。以《肇域志》為例，1982 年項目起動時，原設想是以滬本為底本的，實踐了約半年，發現不妥，方改以滇本為底本。這就是實踐出真知，也是一種不可逆料的意外曲折。從整理人員講，工作開始的1982 年，領銜的譚先生已年過七十，儘管仍很健旺，也並未想到以後會有那麼多年的波折，但是他仍極富遠見地對當時剛年過五十的王文楚先生委以重任，決定由王先生負責復旦二十七冊的覆校定稿（直到最後，連雲南的十三冊也是王先生審定的）。這個委任極其得當，真可謂慧眼識英才。譚先生去世後的多年裡，是王文楚先生仍在不斷審核覆校並與出版社聯絡。自2001 年起的三年寒暑假中，王先生前後四次，每次一個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真可謂居功第一，無出其右。從出版社立場講，緊緊抓住水平高又肯實幹的作者，全力與其配合，這是大項目成功的必要條件。另外，項目啟動時，譚先生即命當年還是博士生的葛劍雄擔任《肇域志》整理工作的學術秘書（葛先生並承擔了第四冊蘇州府、第九冊萊州府的點校工作），始終掌握上海、雲南兩地的工作進展動態，參與中樞協調，這也體現了譚先生的深謀遠慮。當二十年後的2002 年，《肇域志》為山九仞，有待最後衝刺發稿時，葛劍雄已是復旦史地所所長，就是他以譚先生遺留項目的名義，特批王文楚先生去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假期，有力地推動了《肇域志》的高質量發稿。

（三）完成大項目的必要犧牲準備。

大項目拍板後，作為接盤方的出版社應信守承諾，不為市場形勢變化左右，組織隊伍，克服困難，在約定的期限內將項目進行到底。出版界不成功的或失敗的大項目不乏其例，悄無聲息者、不受市場待見者有之，中途下馬、壯士斷腕者亦有之。當然其中各有原因，不可一概而論，尤其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事後諸葛亮易當，而當事者所處的境況難以體味。但我們今天總結經驗教訓不能不直面問題。以《肇域志》為例，也是有教訓可吸取的。要是沒有當年張曉敏的果斷決策與組織，難道就讓《肇域志》整理稿再沉睡幾年么？真正有價值的大型項目，尤其是資料原典，必然為學界矚目而必備，雖不是暢銷書，但一定是長銷書。從長遠看，做到質量上乘是不會虧本的。趙昌平先生有句名言，成功的大型項目是個蓄水池，引入水源自然需要不菲的成本，一時的效益也不可能十分明顯。但從長遠看，將會源源不斷獲益。管理者應當努力分解經濟困難，合理攤薄成本，信守承諾，按期出版，即使虧損，也得實施。這關係到出版社的信譽，並非小事。長期堅持，就會收穫品牌效應。另外，上文也提到，大項目鍛煉了編輯隊伍，這也是投資的智力回報。在計算項目效益時，不可忽視這方面的回收。

王文楚先生曾對責編講，他一生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隨從譚其驤先生編纂了《中國歷史地圖集》，另一件事就是主持了《肇域志》的整理工作。這當然是極而言之的話。王先生在中華書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過個人的歷史地理論文集，有很好的學術口碑。另外他還整理出版了《元豐九域志》與《太平寰宇記》，尤其是後者，是含校勘記亦有三百萬字的北宋地理總志。責編曾問他，整理《太平寰宇記》與《肇域志》何者更難，工作更繁重、艱巨？他說無疑是《肇域志》。顧炎武編撰《肇域志》費「二十餘年之苦心」，整理出版此書亦歷經二十餘年的艱辛曲折，冥冥之中，豈是天意乎！

也是譚其驤先生的高足並參與了《肇域志》整理工作的周振鶴先生說：《肇域志》不能算顧炎武一生學術的代表作，但是《肇域志》的整理本卻是古籍整理的典範。這是十分精闢允當的評價，即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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