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形同引狼入室？滿清政府出的最大昏招！

「戊戌變法」前，康有為曾對光緒帝發出過「瓜分豆剖漸露機芽，揭竿斬木已可憂危」的驚呼。所謂「瓜分豆剖」指的自然是西方列強自甲午戰爭以來不斷以「強租」的方式蠶食滿清政府的領土和主權，而「揭竿斬木」指的則是在山東、直隸等地民眾基於「仇外」心理而自發組織掀起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本不是一個統一的民間組織，其名稱最早出現在滿清官員張汝梅的奏摺之中。在「巨野教案」導致德國強租膠州灣和李秉衡被革職之後，張汝梅便接手了山東巡撫這一燙手的山芋。張汝梅所面臨的局面可謂「三難」，一方面山東各地的教堂瘋狂擴張與當地民眾衝突日趨白熱化；另一方面「大刀會」等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的崛起，剿不勝剿；最為關鍵的是山東處於渤海灣的前線，西方列強已在膠州灣和威海衛紮根，隨時有向內陸擴張的可能。張汝梅深感守土有責，又有心藉助山東民間的「仇外」情緒。

▲崛起於民間的「義和團」成員

在寫給清政府的報告中，張汝梅創造性的借冠縣農民起義軍領袖趙三多所教授的「義和拳」之名，將圍攻梨園屯等地教堂的民間武裝稱為「義和團」。不要小看這一字之差，根據其繼承者毓賢的理論：「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義和團」便跨入了應該招撫的民間團練行列，而不再是理應被剿滅的「拳匪」。

張汝梅和毓賢對「義和團」組織的粉飾並不能改變其「仇外」的性質。在「興清滅洋」的大旗之下，山東境內連續發生多起「義和團」襲擊教堂的事件。毓賢雖然也派出甲午悍將馬金敘前往彈壓，活捉了「義和團」領袖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但是在西方列強的外交干涉之下，滿清政府最終仍不得不將毓賢革職，代之以借「戊戌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頂戴的袁世凱。

袁世凱赴任山東之際不僅帶去了時稱「武衛右軍」的新式陸軍8000餘人，更帶來了一套軍事、政治相結合的剿撫政策。通過刊印《義和拳教門源流考》等「禁拳告示」進行「曉諭勸導」和「獎懲並舉」的全民動員。「義和團」運動很快在山東境內陷入了低潮。但袁世凱也深知「義和團」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一味彈壓只能激起更大規模的民變，因此在這一時期袁世凱對「義和團」仍以「勸散」為主。因此山東境內的「義和團」成員除了「散在各鄉」之外，很多選擇了「渡河而去」，進入了直隸境內。

1900年5月22日，進入直隸的「義和團」在淶水縣石亭鎮擊斃了前來彈壓的練軍都統楊福同，隨即掀起了直隸「義和團」運動的高潮。5月27日，大批「義和團」成員湧入涿州，一時之間中外震驚。在西什庫教堂主教——法國人樊國梁為首的西方在華僑民的呼籲之下，英、法等國於5月28日正式向滿清政府提出了派兵駐守使館區的要求。

5月31日，滿清政府以「每館以二三十人為率」的限額允許各國派兵進京，於是一支由英、法、德、俄、日、美、意、奧匈八國海軍陸戰隊組成的聯軍又大沽口乘火車抵達北京。是為「八國聯軍」的雛形。值得一提的是，列強之中只有日本遵循滿清政府的要求，僅派出了24人，甚至少於在華幾乎沒有利益訴求的義大利和奧匈帝國。這倒不是日本政府對滿清政府的尊重，而是在西方列強的面前羽翼未豐的日本仍不敢過於高調。

應該說「義和團」無論從組織架構還是人員素質上均與「太平天國」有著巨大的差距。滿清政府雖然腐朽，但如能認真對待仍不難將其扼殺於襁褓之中。可自「戊戌變法」以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便懷有深切的「仇外」的心理。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冊封宗室子弟溥俊為「大阿哥」試圖廢黜光緒帝的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抵制，更令以溥俊之父——端親王載漪等人怒火中燒。此時恰逢被革職的山東巡撫毓賢進京跑官。為了掩飾自己在山東的失職，毓賢大肆鼓吹「拳民可用」。在目睹了所謂「刀槍不入」的神功之後，慈禧太后隨即開始謀劃藉助「義和團」力量。

面對聚集於涿州、天津一線的「義和團」和北京城內大肆修築工事的「八國聯軍」，滿清政府可謂行走在危險的十字路口。6月5日開始慈禧太后連續派出順天府尹趙舒翹和大學士剛毅前往涿州，試圖勸散「義和團」。趙舒翹本是一個廉潔奉公的幹才，力主「拳匪不可恃」。但是在滿族官員剛毅的威壓之下，最終勸散「義和團」的行動非但沒有效果，向有「搜刮大王」之名的剛毅還向慈禧帶回了「其術可用」的報告。喜出望外的慈禧等人連趙舒翹違心提出的「撫而用之，統以得帥，編入行伍」的動作都不來不及作，便直接默許「義和團」開進北京。

「義和團」出身於窮苦民眾，進入北京之初紀律還不算太壞。但是「盲目排外」的思想卻令其對西方在華僑民和天主教徒展開了屠戮，甚至「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面對「義和團」幾近瘋狂的行動，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向駐守天津的英國海軍遠東艦隊司令西摩爾出兵增援。6月10日，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與外界的通訊被切斷。西方各國經過緊急磋商，最終決定抽調駐守天津八國海軍陸戰隊2066人組成聯軍向北京進發。其中日本海軍由於在大沽僅有炮艇「愛宕」號，因此僅派出了54名水兵，就兵力而言僅居倒數第三位。

▲「愛宕」號炮艦

儘管援兵有限的，但是望眼欲穿的日本駐華公使館還是於6月11日派出書記杉山彬出城迎接。乘坐著外交使館專用的「紅帷拖車」，杉山彬一路上沒有遭到「義和團」的阻擊。但是在永定門外卻與董福祥所部「甘軍」狹路相逢。董福祥早年跟隨左宗棠轉戰西北，麾下也多是好勇鬥狠之輩。一言不合，「甘軍」營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有幸」成為了「庚子之亂」中第一個倒下的在華外交官員。

在董福祥所謂「如斬甘軍一人，定然生變」的竭力維護之下，滿清政府只能將杉山彬之死推脫給了北京「匪徒蜂起」的惡劣治安。而日本政府在局勢進一步明朗化之前也不願先行與滿清政府交惡。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卻最終令滿清政府作出了向全世界開戰的不智之舉。6月11日夜，西摩爾指揮的八國聯軍在天津北郊的武清遭遇「義和團」阻擊。在憑藉著優勢火力擊退手持大刀長矛的武裝民眾之後，6月13日「八國聯軍」進駐廊坊火車站，隨即陷入了數以千計的「義和團」武裝的包圍之下。

西摩爾的援軍一時無法抵達，北京城內的「義和團」卻於6月12日夜襲擊了東華門外教堂。人人自危的西方僑民隨即在德國公使克林德的指揮下開始所謂的「獵取拳民行動」。克林德此舉雖是出於自衛，但是他的主動尋釁卻令本已緊張的外交關係滑向了戰爭的邊緣。6月15日為了支援被困廊坊的西摩爾所部，雲集於大沽口外的八國聯合艦隊在俄國海軍中將基利傑勃蘭特的主持下向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奪取大沽口炮台，佔據天津的相關決議。當天晚間沙俄海軍陸戰隊便在老龍頭火車站與義和團發生交火。6月16日，在向大沽口炮台守將、天津鎮總兵羅榮光下達交出炮台的最後通牒之後，包括日本海軍「愛宕」號水兵在內的英、法、俄各國海軍陸戰隊開始在塘沽車站等地登陸。

大沽口作為滿清政府的海防樞紐，在「洋務運動」中曾興建南、北共五座炮台，布置有各種口徑火炮上百門，「八國聯軍」此時雲集於海上的軍艦多為千噸級以下的炮艦。其單艦戰力無一能與甲午戰爭後重新組建的北洋水師主力艦「海容」比肩。可惜的是坐鎮德制穹甲巡洋艦「海容」號上的北洋水師提督葉祖珪早已在海戰中用盡了自己的勇氣。當6月17日凌晨，「八國聯軍」向大沽口炮台展開炮擊之時，「海容」號竟主動向聯軍靠攏。正在大沽船塢中維修的「海龍」、「海青」、「海華」、「海犀」四艘驅逐艦及「飛霆」、「飛鷹」兩艘魚雷艇更是係數資敵。

在排除了滿清海軍的干擾後，「八國聯軍」全力向大沽口炮台傾瀉火力。在這場殘酷的海、陸交火中，「八國聯軍」參戰的10艘戰艦之中6艘遭遇重創，傷亡200餘人。率領佐世保海軍陸戰隊猛撲大沽炮台的日本海軍少佐服部雄吉更喪身於中國守軍的大刀之下。但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6月17日上午，京、津海上門戶—大沽口最終伴隨著鎮守其24年的老將羅榮光的戰死而宣告陷落。

本文經指文烽火工作室授權發布。主編原廓，作者趙愷。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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