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解決社會問題，靠道德不如靠技術

文 |維舟

隨處可見的共享單車似乎在一夜之間就迅速成了中國城市裡最常見的街景之一，對許多人而言，它的確便捷，在交通擁堵的短途出行中尤為好用，甚至還能順便起到環保、健身的功用。不過，當不久前摩拜單車入圍「中國社會企業獎」時，卻激起了無數爭論，其焦點在於：共享單車是否能算作是「社會企業」？換言之，它是否「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

毫無疑問，那麼多資本熱錢湧入共享單車的市場，與其說是出於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倒不如說是因為企業逐利的本能。就像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新事物的混合性質往往讓人爭論不休，這討論上幾年都可以，但不必否認，它確實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解決了某些社會問題和實際需求，要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何人們那麼樂於採用它。

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儘管多年來一直有人呼籲推廣自行車來補足城市公交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像福州等城市也早就建起了自己的城市公共自行車，然而卻收效甚微；兩年前摩拜單車開始進入這個市場時，恐怕沒什麼人能想到共享單車能迅速取得這麼大的成功。這不得不說是因為新技術帶來的新思路：原先那種公共自行車不僅網點少、租還都要到固定地點，而且門檻就很高——租賃前先得拿著自己身份證去辦卡，交上幾百元押金。相比起來，以無線網路技術助力的摩拜單車省去了所有這些環節的麻煩，甚至讓人覺得沒必要自己買自行車了，因為它還解決了一個長期以來困擾人的頭痛問題：自行車總是容易失竊。

在面臨社會問題時，中國人的傳統解決思路是「講道德」。自行車偷盜案件多，那是因為社會人心壞了，需要改良民風，提振正氣；不文明現象多，那也要多談談「不講衛生可恥」；貪污腐敗的現象多，也被歸結為當事人道德上腐化墮落，因而需要從風紀入手，以廉潔的榜樣來激勵人。近二十年來，漸漸有人意識到，在一個日趨複雜的社會裡，僅僅如此不足以重鑄社會秩序，由此開始設法從制度上杜絕讓人出問題的機會，再配合以法律上的震懾。不過，這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總是普遍適用的.例如，法律可以判決兒子必須每月探望父母一次，但卻無法修補親情；條令和標語也都說禁止闖紅燈，但不可能每個路口都有警力去糾正路人的違規行為。

在這方面，有時技術確實能從一種不同的角度來提供巧妙的解決辦法。在日本，極少人會闖紅燈，這不僅是因為所謂的「素質高」，也因為日本的很多城市道路本身在規劃時就在技術上考慮到了人車分離，而在人車混用的路段，也嚴格貫徹行人優先的原則。很多人闖紅燈是因為在小路口不耐煩久等，覺得反正也沒車，不如自己過吧。針對這種心理，日本城市那些行人不多的小路口，大多設置有行人自助的紅綠燈，你可以自己摁一下，過一陣就會轉成綠燈，即可安全過馬路，而不必乾等著。這雖是小細節，但卻意味著讓行人掌握著過馬路的主動權；對車輛而言也有好處：既減少了車禍發生概率，而無人摁的時候也可通行無阻，不必在明明無人過馬路的時候卻只能停下來等紅燈過去。

日本東京新宿的斑馬線

這種以技術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在國內雖是新事物，但在國外卻早已不鮮見。1879年，美國利迪兄弟發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收銀機，除了實時準確地記錄營業收益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為了解決當時令許多店主頭痛的老問題：店員可能會因偷竊或誤算而造成損失。收銀機比任何道德訓誡或獎懲制度都更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只要輸入商品信息和客戶付款額度，機器就會計算出找零的數額，同時杜絕了店員中飽私囊的可能。

在這類邏輯關係較為簡單直接的問題上，技術往往可以釜底抽薪地解決問題。正如機械打卡機還可以作弊，但到生物識別技術出現後，這就變得基本不可能了——儘管現在也有硅膠製作的指紋套可以欺騙打卡機，但大概沒有人能瞞過更嚴密的虹膜識別。這種解決思路的好處是簡潔高效、幾乎杜絕了任何可操縱的模糊空間和人為失誤。在某種程度上，共享單車也是如此：由於每輛車都含有支持GPS的定位晶元，精度可達到10米的範圍內，加上它必須依靠手機掃碼開鎖，在這種情況下它幾乎是不可能失竊的，更不可能銷贓，因而在技術上就使偷竊它的行為失去了意義。

不過，如果認為技術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那也是過分樂觀了。事實上，近代以來的主要歷史教訓之一是：技術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往往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當汽車替代馬車之後，或許倒是解決了都市中馬車造成的馬糞這一衛生問題，但汽車尾氣帶來的問題更麻煩——這就像電腦軟體程序出現bug後，安裝了新的補丁修復，但補丁本身又會帶來新的bug。

這在那些牽涉到複雜面向的發明創造時尤其如此。因為這類新技術往往在廣闊的多個領域造成深淺不等、好壞不一的影響。如今許多人都習慣了手機無線支付。這確實會相當便捷，免去了找零之苦，也可省去錢幣在製造、使用過程中產生的環境、衛生或破損問題，甚至還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錢財形式的貪腐——因為無現金社會意味著你的每一筆收入都將是有記錄可查的。最近流行的一個段子是，有小偷在杭州偷竊了幾家店也沒弄到幾個錢，哀嘆「你們杭州怎麼都不用現金的」，似乎還順便解決了現金盜竊的問題。不過，仔細想下也會明白，無現金社會將意味著個人財務隱私更有可能被侵犯，資金安全更為脆弱，更不必說諸如儲蓄罐、壓歲錢之類的社會習俗將受到深遠衝擊。

確切地說，一項技術發明的目的，很少是為了專門解決某一社會問題本身，因為它一旦問世，會找到許多原先連發明者本人也不曾料想到的功用，因而它產生的影響，有很多恐怕都是某種「非意圖後果」。這種「非意圖後果」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技術既能用來做好事，也能用來做壞事，它本身通常都是中立的。正如當年印刷術的發明，一般普遍認為是為了便於大量複製宗教書籍來積累功德，然而它迅速被運用到許多領域，結果反倒大大推動了世俗文化的繁榮、社會識字率的提升，以及對許多古籍珍本的保存；到後來，還可用於從印刷紙幣到大眾報刊的一系列事物，其影響之深遠，是一開始根本不可能料見的，也使得當初那個「積累功德」的目的變得根本不重要了。

技術當然不是萬能的，不同的問題也需要不同的對策，不過無疑，對時下問題與機遇並存的中國社會而言，技術可以提供一種顛覆性的思路，那將使我們看到問題解決的其它可能性。儘管它也許會帶來意料不到的問題，不過技術性的解決方案至少有一個不可替代的好處，那就是我們可以技術層面的分析、改進來不斷解決新出現的問題。

本文原標題：《技術能解決社會問題嗎？》

【作者簡介】

維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