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村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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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天了，再不抓緊就沒了」

撰文 路小雨 米爾頓

出品 網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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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殺率超過男性的國家，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一直居高不下。貧窮、疾病、勞作、性侵，躲到城市裡去，確實是條活路。無處可逃的人，絕望的時候，只需要一瓶農藥。

2009年，山東農婦張西煥患上了乙肝，沒錢治病的她心生絕望，喝下了一瓶標著「氧化樂果」的液體農藥。這是她和她丈夫7年前買的棉花除蟲劑，他們早已不種棉花，但農藥還沒有捨得扔掉。

每年約有5.8萬農村婦女和張西煥一樣，想用一瓶農藥結束自己的一生。為什麼中國農村婦女的自殺率如此之高？究竟是什麼造成了「中國特色的自殺」？

宗族陰影下的奴隸

中國人對婚姻有句俗話，叫「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在很多人的觀念里，婚姻是女性改變命運的第二次投胎。但現實是，婚姻也是很多農村女性的墳墓。

農村婦女的現實境遇，和宣傳畫中的「勞動工人」並不太一樣 / Historiana

上世紀50年代，是公認的「婦女解放」的起點。

但美國社會學家朱迪斯·斯坦塞在《中國的父權制和社會主義革命》一書中有不一樣的觀點。「革命者迫於農村現實的需要，放棄了『五四』激進的男女平等思想，轉而迎合農村的父權家庭結構，以便動員團結農村群眾，並未真正的解放婦女。」

以「童養媳，回娘家」這一解放婦女的政策為例。上世紀50年代，在東南諸省還有大量童養媳。據1951年福建寧德楊村封建婚姻情況調查表，全村1190名女性，已結婚童養媳129人，未結婚童養媳73人，佔比近五分之一。

飽受壓迫的童養媳終於迎來了解放，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娘家，這不是已經翻身做主人了嗎？

2012年1月16日，福建省莆田大型尋親活動 / 視覺中國

事實並非如此。福建寧德楊村的婚俗並沒有任何變化：女孩訂婚後，娘家舅舅要送大餅，結婚時，舅舅送被褥、衣料等；無論在男方還是女方的婚宴上，娘家舅舅都需要上座。靠著舅舅，娘家依然掌握著新娘父系的合法性。

列維施特勞斯曾把婚姻形容為男人之間女人的相互交換。父親和哥哥代表娘家嫁出了女兒，娘家的依附變成了丈夫的依附。在這種情況下，童養媳回到娘家，只是一種身份轉變，她們的地位並沒有任何實際的變化。

在閩東鄉村，有一首《童養媳嘆世》的兒歌這樣唱到：「我父賊心肝啊，我母鐵心肝，把我嫁娶王歷山……貧家女兒嘆苦命咯，何時能脫王歷山。」因為真正束縛她們的，並不是這種特殊的婚姻形式。在父系宗族的陰影下，任何離開父母，且沒有經濟收入的年輕女性，無論是進入別人的家庭還是社會，社會地位都是低下的。回到娘家，只是重複悲劇。

2015年5月24日，重慶巫山童養媳馬泮艷的女兒在家中做家務 / 視覺中國

或許以童養媳為例過於極端了，不妨回到普通人的婚姻。

建國之後，1950年《婚姻法》的實施，確實帶來了自由戀愛、結婚的風氣，甚至歷史上的第一波離婚高潮。說是離婚高潮也只是相對於此前的民風保守，離婚突然可以光明正大地解決了，發生一起都可以引起很大轟動。

事實上，中國的離婚率除了50年代和60年代特殊的階級鬥爭需求，一直沒有迎來真正的高潮。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從1980年至1995年，中國粗離婚率從0.7‰緩慢爬升到了1.8‰，截止到2015年也才到2.8‰。

50年代的高潮，其實是響應《中央政府關於劃分階級成分的決定》的號召，和解放前結婚的壞丈夫劃清界限。特殊時期的離婚，是一種階級鬥爭。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模範」、「英雄」是女性擇偶的首選 / wordpress

1951年的這項《決定》最主要的劃分已婚男女的階級成分：解放前，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女子只要嫁給工農和貧農，一年成分就可以變好；反之嫁給成分不好的男人，至少需要三年變壞。解放後，成分壞的女人跟解放前的規則一樣，成分好的女人嫁了壞男人，依然能保留好成分。

《決定》對解放後結婚的家庭寬容得多，女人結婚成分變好容易變壞難。但同時也暗含了階級出身非常重要，女人的階級成分是從父親那裡繼承而來，娘家帶來的身份可以不被壞丈夫變壞；此外壞女人和好男人結婚，也可以被拯救。

階級父系代替了宗族父系，新社會舊規則，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婚姻平等，父權的陰影一直沒有從中國農村消失。

農村婦女日常生活多隻圍繞家庭和耕種的土地 / Sipaphoto

距離武漢124公里的鄂北崖村，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郭俊霞2012年曾在這裡做過一次田野調查。郭俊霞的研究發現，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20年里，這個1000多人的小村落里竟然沒有一起離婚案件。相反，8起記錄在案的婦女自殺事件，原因都集中在丈夫家暴、疑似婚外情以及不顧家。

家庭矛盾出現，結局卻只有女方自殺。自殺前，女方都曾鬧過離婚，調解家庭矛盾也是當地村幹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們的說辭幾十年如一日，比如丈夫雖然有缺點，但也有很多優點，忍忍就過去了，離婚後的婦女誰還會要你？最關鍵一點要為子女考慮，離婚對子女的成長不利。

丈夫屢錯不改，村官勸阻離婚，「頂半邊天」的農村婦女在進退兩難的婚姻問題面前沒有選擇，選擇了自殺。2002年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曾發布過一篇報告，1995年-1999年間，中國農村婦女30.47%死於自殺，剩餘69.53%都是因為疾病和意外。每10萬人中，除了55歲以上農村男性的自殺率略高於女性，中國婦女的總體自殺率超過男性達25%，20-25歲的農村婦女自殺死亡率更是達到了同齡農村男性的兩倍。

對比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各國自殺率列表，截至2012年，全球自殺死亡人數男性比女性多出1.8倍，而在歐美國家甚至達到了3-4倍，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殺率超過男性的國家。

城市的救贖

農村婦女自殺率高，除了疾病和意外，真的是因為在農村的宗族關係中，地位低下導致的嗎？

一份關於中國自殺率下降的報告給出了答案：沒錯，只要躲到城市裡去，她們就有活路。

2014年，《經濟學人》引用了一份香港大學自殺與預防中心的調查報告，在過去十年間，中國自殺率已經從1999年的每十萬人23.2人自殺下降至2009年的9.8人，降低了58%。其中貢獻最大的就是35歲以下的農村女性自殺率減少了90%。另外一份針對山東省1991年－2010年的自殺率調查報告中顯示，35歲以下婦女自殺率下降了95%，整體農村婦女自殺率下降68%。

「如果你是農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 網易數讀

包括香港大學研究員葉兆輝在內的學者都很驚訝，甚至一度懷疑官方數據是否造假：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自殺死亡率可以下降得如此之快，尤其是在醫療條件沒有顯著改善，也沒有官方心理機構介入降低自殺率的情況下。

2008年，山東省濟寧戴庄醫院醫生蘇中華和他的同事們做了一份研究報告，解釋了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他們對山東省汶上、兗州和嘉祥縣送來自殺搶救案例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自殺率確實逐年在下降，越來越多的婦女成了農民工，自己掙錢，改善了原先經濟不獨立的狀況，是自殺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同樣是這一結論的支持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景軍的解釋是，城市化中遷移到城市的農村人口增加，降低了農村自殺率。從數據上看，農村居民的自殺率在此之前一直居高不下，遠超過城市自殺率，轉折就出現在城鎮化開始的21世紀初。

199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34.78%，當年農村外出勞動力人口僅占農村人口的6.39%；到2014年時，城鎮化率已經上升到54.77%，外出的農村勞動力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例也升至27.19%。城鎮化20年來，官方公布的全國自殺率下降了63%。

2010年，瀋陽工地上的女農民工 / 視覺中國

儘管只是城市的「二等公民」，但城市生活確實是很多農村婦女的救命之路：短暫逃離了父母的壓力，刻薄的婆婆，不幸的婚姻生活，繁重的農活和貧窮的農村生活。最關鍵的是，她們遠離了致命的農藥。60%的農村婦女自殺都是因為吞食農藥。

但農村婦女靠城市化帶來的紅利非常有限，真正的痛苦來自比較之中。

華裔作家薛欣然在《衛報》專欄里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美華（音譯）逃離了飽受折磨的農村生活，在城市裡打工兩年後依然選擇了自殺。在醫院裡薛欣然問美華，城市的生活不好嗎？

美華回答她：「城市的生活好，跟農村很不一樣。但為什麼我的命運如此糟糕？」美華沒有機會學習讀書、選擇愛人，甚至必須放棄自己生下的女嬰。在城市光鮮亮麗的襯托下，她不斷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兒，心生絕望。

最終，美華在搶救她的醫院裡找了一份清潔工的工作。底層生活背後，是水泥一樣堅硬的絕望。

2010年貴陽市，女農民工在南明河一中壩河床上背淤泥 / 視覺中國

山東戴庄醫院蘇中華的案例中，有一位叫做陳立平（化名）的40歲母親，為了維持生計，離開了黃土地到鎮上打工，從羊毛紡織廠工人到餐廳服務員，之後又接手一個賣小吃的攤位。在瘋狂的打工和鄰居的白眼中，陳立平患上了躁狂抑鬱症，企圖自殺，被家人送進了蘇中華醫生所在的戴庄醫院精神科。

但諷刺意義的是，工作和生活的雙重重壓下，被送進精神科的婦女，平均住院時間卻低於男性。2008年，蘇中華所在的戴庄醫院共接收了5224名住院女病人，平均住院天數略超過28天，而4992名男性住院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數超過38天。這意味著，許多女病人一旦病情有所好轉，就必須立刻出院。

農村婦女往往要承受更重的工作、勞動、家務的多重壓力 / Sipaphoto

因為除了工作，家庭更需要她們。做飯、洗衣服、照顧孩子，缺了她們一個家庭就無法正常生活，她們的家人往往需要或要求她們儘早出院。

一瓶農藥解救人生

或許很多人已經忘了去年的楊改蘭事件。2016年8月26日，無力再支撐貧困家庭的楊改蘭殺死4個孩子後，喝下農藥自殺。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後事，也喝下農藥自盡。

每一個有過農村生活經歷的人，模糊的記憶中都會有個「楊改蘭」，突然有一天，她喝農藥自殺了。鄰里鄉親都紛紛揣測，她為什麼尋死，但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她的死因。

四川農婦因養孩子太累喂三個孩子農藥後自殺，圖為從死亡線上拉回的二女兒 / 視覺中國

世衛組織公布的數據，1996至2000年間，每年約17.6萬人喝農藥自殺，佔比62%。2000年至今，自殺率下降了，但婦女喝農藥自殺的比例依然在上升。

2011年，山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研究所出具了一份報告，收集了嘉祥縣、汶上縣等6個縣2009年至2011年386例自殺未遂的病例。其中，女性自殺者277例，佔比67.7%；85.3%的自殺者是已婚同居狀態，並不是遭受性侵或勞累過度的留守婦女。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數據是，84.1%的人自殺是口服農藥，其次喝農藥自殺的病例集中在5-8月份農忙季節，勞作期間家庭矛盾容易集中爆發。好不容易熬過了最累的農忙，多餘的農藥捨不得丟棄，最後卻變成了農村婦女的反抗工具。

因忍受不了後媽虐待，福建寧德大安鄉深山裡的小婷服下了百草枯 / 視覺中國

為什麼喝農藥？

「因為她們一時衝動就喝了。」這是紐約羅切斯特大學醫學中心肯尼斯·康納的研究結論。

在歐美，80%以上的自殺行為都發生在長期的精神病患身上。但在中國，康納的研究發現，40％的自殺倖存者並沒有長期的精神病確診記錄，她們在自殺前僅僅考慮了五分鐘，更令人吃驚的是，60％的人認為自己考慮不到兩小時。

不同於精神病患長期抑鬱後的自殺行為，這樣的衝動型自殺很可能最初只是農婦的應激反應，或是威脅性的自殺，有兩個原因：首先農藥隨手可見。相反，歐美為了保證果蔬健康，劇毒農藥例如有機磷成分的殺蟲劑早就已經禁止使用，普通人根本接觸不到。其次，農婦在情急之下喝農藥自殺，往往控制不了攝入量，農藥的劇毒性也使得救治難度更高。因此，康納認為控制農藥，可以有效降低農村婦女的死亡率。

喝農藥的人可能沒有精神病，但致命的農藥，卻可能帶來了精神病的風險。在農婦吞食的農藥中，佔比最高的混合農藥中主要成分是有機磷。儘管它屬於中、低類毒藥，但接觸有機磷確有增加精神疾患發病的可能。

面朝黃土背朝天，喝農藥是農婦們最常見的自殺方式 / 視覺中國

2009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簡報》曾公布了一份「有機磷農藥與自殺意念關係研究」的報告，報告的重要結論就是「有機磷使用率越高的地區自殺率越高」。同時長期接觸有機磷，也可能是帕金森和阿爾茨海默病的一個致病因素，慢性有機磷中毒甚至可能會導致抑鬱症和焦慮症，進而增加死亡率。

高毒性農藥也一度引起官方的重視。2008年，發改委曾發布公告，為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決定停止甲胺磷、對硫磷、甲基對硫磷、久效磷、磷胺等五種高毒農藥的生產、流通、使用。但另外一種低毒、致命的農藥「百草枯」卻仍在流行。

「百草枯」無色無味，低價高效，成分上又屬於低毒性，對環境的殺傷力小，這樣的除草劑自然使用廣泛。但這種高性價比農藥在歐美很多國家早已遭禁止或限制使用，例如美國、德國等；另外挪威、瑞士已經撤銷該產品合法登記。因為百草枯對人、畜毒性極高，國內每年因百草枯中毒死亡的人約有5000多人。

2012年，貨車上千瓶百草枯農藥滾落在甬溫高速上 / 視覺中國

常理來說，百草枯早該淘汰了。但2016年1月，仍有人在國內某問答網站上求助，「喝了100ml百草枯還救得回來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百草枯原葯和製劑的生產地，農戶和農藥廠商早已積重難返，很難在短期內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品。馬來西亞也曾一度禁用過百草枯，後來無奈恢復使用。

為了控制百草枯對自殺者的殺傷力，只能迫使農藥廠家改進包裝。2012年，百草枯農藥製造商開始從水劑型轉向了更難消化的固態或粉狀。有些商家甚至研究出了塑料小瓶口包裝，延長百草枯液體流出時間，給自殺者更多一點思考的時間。

但控制農藥自殺率，基層農村有一個更有效的新辦法。

讓我們回到最開始那個故事。山東農婦張西煥喝農藥自殺，但她最後沒有死，被村民緊急送醫，搶救回來了。看著住院和急診的13900元收據，她不會再自殺了。因為村官告訴她，如果企圖自殺，農村合作保險一分不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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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邱小奕

浪潮工作室出品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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