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與經濟外交之間的關係（二）

戰略與經濟外交之間的關係（二）

劉洋（大連海事大學）

續上篇

戰略與經濟發展路線相反，無經濟條件而強推戰略實施，或無戰略條件而強推經濟發展，國家必亡，如二戰後的蘇聯及中國的北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格局迅速地進入「美蘇爭霸」的模式。初期，美國憑藉強大的綜合國力和二戰巨大的政治與經濟獲利，迅速佔據了上風。

但美國歷經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後，尤其是越南戰爭，極大地消耗了美國的國家實力，到美國總統尼克松時期，美國內外交困，走入下坡路，在美蘇爭霸中轉入低谷。

這時的蘇聯，表面上風光無限，實際上，在常年的美蘇爭霸中也已經消耗巨大，已成「強弩之末」的態勢。

但蘇聯不顧其經濟極其孱弱，而美國經濟機制仍然健全，只是暫時出於守勢，假以時日，美國會再次重回世界巔峰的事實，趁著美國沉寂，而強推蘇聯全球爭霸的戰略，加緊爭奪美國衰退留下的空間。

蘇聯大力擴軍擴張，在亞洲與中國勢同水火，戰爭一觸即發，在歐洲也是與盟國勢同水火。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是其國家戰略脫離實際的「頂峰」，至此，蘇聯的國家戰略與經濟發展徹底背道而馳，持續10年的阿富汗戰爭，榨乾了蘇聯的最後一絲「氣血」，蘇聯離壽終正寢為時不遠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終於在國內經濟徹底崩潰和世界大國的推手之中，轟然倒塌。

二戰後的蘇聯，不顧其國民經濟薄弱的事實，大力投資于軍工和石油產業，產業鏈單一，而政府高層又雄心勃勃，積極推進蘇聯的全球戰略，彰顯武力，投身於美蘇爭霸之中。

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戰略回收的前提下，蘇聯沒有做好休養生息，而是積極拓展，不合時宜的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終於，一代帝國轟然以解體而告終。

蘇聯就是戰略與經濟發展路線相反，無經濟條件而強推戰略實施的典範，招致國家滅亡。

而中國古代時期的北宋，則是戰略與經濟發展路線相反，無戰略條件而強推經濟發展的典範，招致國家滅亡。

北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

但北宋空有強大的經濟能力，而戰略進取心則非常不足。北宋時期，宋廷一直採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導致在軍事體制上的孱弱。

北宋建國初年，在戰略上有一個巨大的短板就是：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在契丹人的遼國手裡，沒有「燕雲十六州」在地理上的屏護，從遼國的南京（幽州，今北京城）出發到北宋的汴京（今開封），無險可守，一馬平川，特別適合遼國強大的騎兵兵團作戰，宋朝的都城即是前線，戰略形勢十分兇險。

宋太宗趙光義為爭奪「燕雲十六州」，趁著剛滅北漢之餘威，北進幽州，意圖以閃擊戰奪取「燕雲十六州」這個戰略要地，但在幽州城南的高粱河之戰中，宋軍慘敗。高梁河之役是遼宋戰略形勢的重要轉折點，直接造成了日後的宋軍連戰連敗，到宋遼澶淵之盟時，宋對遼已完全處於守勢。

在這樣的戰略形勢下，宋朝不思革新進取，重奪「燕雲十六州」，而是實行了「綏靖政策」，先是對遼國送歲幣等貢品，後是對西夏和金國送歲幣等貢品。

宋朝意欲通過對當時軍力強大的少數民族政權賞賜錢和物，來彰顯宋朝皇帝的恩德，感化「蠻夷」，使其自願前來臣服，以達到邊疆安寧的目的。

當時宋朝朝廷的戰略理念是這樣的，「以信義為重，蠻夷之心不敢輕侮，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強；所以能坐制邊徼而不自敝。[1]」

以這樣的態度來保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無異於「痴人說夢」。北宋一朝空有強大的經濟力，而戰略上卻極端保守，為了防備武將篡權而設置的政治軍事體制，嚴重製約了宋朝軍隊的正常發展和作戰，更加不利的是地理上的戰略劣勢，實際上使都城拱於敵前。

北宋時期的戰略理念，不採取「進取式戰略」根本不可能自保，必須把強大的經濟力轉化為戰鬥力，北宋才能長治久安。

但可惜的是，北宋時期的朝廷恰恰就是奉行「保守」戰略不放，到了不惜以犧牲經濟利益而取悅戰略對手的地步，怎能不亡國呢？

至於後來的「靖康之難」，王室貴族受辱，百姓遭難，國土淪喪，實在是其經濟與戰略關係相悖造成的惡果。

對於外交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外交是為政治、經濟和戰略服務的，外交不能凌駕於經濟與戰略之上。

政治決定外交，外交為政治服務，這條應該沒有人有異議。

而外交是為經濟與戰略服務的，理解這條原則也很簡單。

因為，經濟是基礎，戰略是政治的延續，經濟是政治目標的根本保障，而戰略是政治目標賦予的具體方略與方向，外交是一種手段，是實現政治目標與戰略方針的方法，外交理所當然應該在政治、經濟和戰略的主導下發生作用。

因此，外交是為政治、經濟和戰略服務的。

對於戰略與外交的關係，筆者認為，戰略決定外交，外交不能凌駕於戰略之上。

這條原則很容易被弄反，在現實中，經常能看到，過於突出外交的重要作用，而貶低戰略的指導作用。

經常有人認為，戰略應該為外交服務，外交的辭令為國家的最終戰略方向，任何從政治目標脫胎而來的戰略方針，都不允許超過外交的範疇，這是大錯特錯的。

北宋的殷鑒還歷歷在目，戰國時期縱橫家的縱橫捭闔對國家政策的主導惡果我們仍能夠耳熟能詳，因此，在現實運用中，必須限制外交的「越界行為」。

當然，有效的外交也對戰略有良好的促進作用，有利於推動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這才是外交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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