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學者還是工匠塑造了近代科學？科學春秋

2017-06-28 王哲然 知識分子

工匠（來源：pixabay）

編者按：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學者-工匠問題是研究近代早期歐洲科學技術史和科學革命無法繞開的史學問題之一，相關研究旨在揭示這一時期學者和工匠如何相互借鑒、吸收、融合，並且解釋這一過程如何影響、乃至決定了新科學的產生。

在這篇文章中你將看到齊爾塞爾、潘諾夫斯基、霍爾和帕梅拉·隆四位學者的相關工作，試圖揭示出學者-工匠問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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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齊爾塞爾看來，近代科學中新興的科學家群體是學者和工匠融合的標誌，二者在此前長期處於分離狀態，對工匠的實驗、量化方法和因果思維的吸收是新科學得以產生的決定性因素。

潘諾夫斯基強調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最主要的特徵體現為科學與藝術的融合，人文主義者和工匠之間廣泛的交流合作引發了視覺表現技術方面的革命，成為了近代科學誕生不可或缺的一環。

霍爾認為科學革命本質上是對中世紀自然哲學問題的全新解答，始終沒有超出學術思想內部，學者自覺地吸收了部分工匠傳統中的問題和方法，但其價值非常有限，在科學革命時期學者和工匠之間沒有形成真正的互動關係。

帕梅拉·隆利用交易地帶的概念超越了學者-工匠簡單的二元劃分，所謂交易地帶旨在描述15-16世紀存在於歐洲的一種特殊社會現象，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群在某個現實或虛擬的空間中進行複雜的知識和技能交換，在這個過程中學者和工匠的身份變得模糊不清，經驗研究得到重視，交易地帶是近代科學得以產生的土壤。

撰文 | 王哲然（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責編 | 程 莉

《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The-Intellectual

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藝長期處於分離狀態。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中，有知識（epistemē）、實踐知識（praix）和技藝（technē）的區分，在中世紀有自由技藝（artes liberales）和機械技藝（artes mechanicae）的區分。在這些範疇劃分中，理論性知識都被看作高級的智力活動，而與生產和製作相關的實用技藝則被認為是低賤的。這種局面在15-17世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學者對工匠的偏見逐漸消除，反而將他們的工作方法納入對理論知識的研究之中；正是在學者和工匠的密切互動中，行動的生活取代了沉思的生活，在這一過程中誕生的新科學，本質上是一種操作性的知識，而不再是純粹的靜觀的知識。對學者和工匠互動關係的研究因此成為理解近代科學起源的重要線索。

然而一旦我們深入科學史研究的細節，就會發現該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甚至對於「學者」和「工匠」兩個看似樸素辭彙的運用都極具爭議，這些爭議折射出了科學史家對不同編史綱領的偏好及其對科學革命本質的不同理解。本文將齊爾塞爾（Edgar Zilsel）、潘諾夫斯基（Edwin Panofsky）、霍爾（Alfred Rupert Hall）和帕梅拉·隆（Pamela O. Long）四位學者的相關工作作為考察的主要線索，試圖揭示出學者-工匠問題的複雜性。

一 齊爾塞爾：學者-工匠問題的形成

歷史學家很早注意到工匠傳統和生產實踐在近代科學的誕生中所扮演的作用。奧爾什基（Leonardo Olschki）在192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現代語言的科學文獻史》（Geschichte der neusprach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中，將伽利略對其科學前輩的超越，歸根於新出現的一種將數學概念應用於實際技術問題的傳統。「透視、採礦、防禦工事、彈道學等問題為轉向經驗世界提供了動力，沒有這種轉向，科學在17世紀的徹底變革是不可想像的。」（[1]，p. 419）

在1931年倫敦的科學技術史會議上，蘇聯科學史家赫森（B. M. Hessen）把經濟-技術決定論推向極致，他旨在證明，17世紀的技術革新的需求決定了當時的物理學問題，而技術革新的動力來自於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崛起。[2]拋開意識形態及其對史學研究的傷害等問題不談，赫森依然給後世留下了嚴肅的史學問題：如何解釋科學革命時期技術進步與理論創新之間的關聯？奧地利學者齊爾塞爾嘗試通過梳理學者和工匠的關係來重新組織和回答這一問題。雖然同為馬克思主義信奉者，和赫森不同，他並沒有直接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教條，以證明其歷史觀察的正確性，而是始終試圖將紮實的歷史材料作為唯一可信的論證依據。只有在思想的最核心之處，他和赫森保持一致，即認為「對實踐活動的解釋不應該是觀念作為參考，恰恰相反，觀念的形成應該以物質實踐為參考加以解釋。」（[2]，p. 54）

1齊爾塞爾論題及其困難

齊爾塞爾關於學者與工匠關係的表述，常常被濃縮為所謂的齊爾塞爾論題：隨著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到了16世紀，大學學者、人文主義者和高級工匠三大智識階層之間的藩籬開始瓦解，逐漸融匯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活動，即近代科學[3]。

具體而言，齊爾塞爾的論證奠基於他的三階層論[4]。在1300-1600年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三種智識階層，分別是大學學者、人文主義者和工匠。三大階層相繼出現，歐洲大學傳統興起於12世紀，在13世紀以托馬斯主義的出現為標誌達到高峰；14世紀下半葉，以彼得拉克為代表的人文主義開始崛起，他們直接受地方貴族或教廷的資助，第一次在大學之外形成了知識精英群體，成為了批判經院傳統的主力；15世紀開始，一部分工匠逐漸脫離行會，構成了新興的高級工匠階層。齊爾塞爾進一步指出，雖然大學學者和人文主義者所受的訓練是純理性的，但他們的治學方法本質上不同於近代科學的方法。他們過份強調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的區分，輕視手工勞動、實驗和解剖。相比之下，以藝術家-工程師、外科醫生、航海儀器和樂器製造者、測量師、航海家和炮手為代表的高級工匠們，則是因果思維的先鋒，是他們在大量的實踐活動中率先採用了實驗、解剖和量化方法。航海家、測量師和炮手所用的測量工具成為了日後物理儀器的樣板。

中世紀綿延下來的社會階級壁壘將兩種構成科學方法的要素隔離開來：上流社會的學者們精通邏輯和理性論辯，而實驗、對因果性的興趣和量化方法則屬於平民工匠。隨著技術的進步，大約在1600年前後，學者階層最終克服了對手工勞動的偏見，將實驗方法納入自己的工作範疇，於是近代科學就這樣誕生了。經過這一變革，經院主義的論辯方法、人文主義者對個人榮譽的理想，被控制自然的理念、依靠合作取得知識進步的觀念所取代。因此在齊爾塞爾看來，在學者和工匠兩個階層之間並未存在實際的合作，他們的融合體現在新出現的科學家群體身上，其代表人物為吉爾伯特和伽利略，他們既有邏輯思辨能力，又接受了新柏拉圖主義等新哲學的洗禮，同時注重吸納工匠傳統的研究方法。弗朗西斯·培根由於最先注意到了分工合作在科學中的重要意義，也被齊爾塞爾看作是新科學的代表和發言人。新科學的誕生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為背景，資本主義社會削弱了集體化思維、巫術思想和對權威的篤信，它更傾向於世俗的、因果性的、和量化的思維。

科恩在評論齊爾塞爾論題時認為，齊爾塞爾為「近代早期科學的技術背景」賦予了一種概念上的清晰性，但「不知怎地，一旦沿著這些思路做出的解釋超出了某個難以確定的邊界，似乎就會令人沮喪地失去剛剛從清晰的概念定義中獲得的可信性」。（[1]，p. 438）然而，科恩並沒有進一步澄清所謂「清晰性」、「解釋邊界」、「可信性」的具體含義，令整段評論顯得似是而非。我們注意到，職業群體是齊爾塞爾關注的主要對象，這使他能夠避免像赫森那樣始終空泛地談論技術與科學，而把焦點集中在學者和工匠這樣看似具有鮮明身份的群體之上。不同的職業分工由特殊的經濟生產方式所決定，而不同的職業分工又導致了不同的治學方法和思維方式。一旦把握了這一線索，便可以在經濟-技術-科學三者間建立合理的解釋通道。齊爾塞爾所達到的清晰性正在於此，他第一次將學者與工匠的大體形象勾勒出來，確定了學者與工匠問題的基本語境，從而明確了工匠和技術在近代科學誕生中積極意義。

然而，當齊爾塞爾過份強調社會壁壘導致了學者對手工勞動的輕視，並且認為這種社會壁壘的消解構成了近代科學的誕生條件時，問題便立刻暴露出來。

林恩·懷特是最早接觸並了解齊爾塞爾思想的人之一，正是他於1943年邀請齊爾塞爾來到加州奧克蘭的米爾斯女子學院（Mills College）執教。齊爾塞爾在那裡過得很不如意，於次年3月在辦公室服毒自盡。參見[5]。雖然懷特在文章中很少直接提到齊爾塞爾對他的影響，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大膽推測，1950年代之後，懷特一系列關於中世紀技術史的研究，部分程度上是在反駁齊爾塞爾對中世紀大學學者的偏見。

林恩·懷特（Lynn White Jr.）指出，知識精英對勞動的輕視幾乎存在於所有古代文明，這一點不足為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猶太和基督教文化中對勞動截然不同的態度。猶太人認為除了安息日之外的六天都應該工作，就連拉比也不例外，例如使徒保羅在皈依前是一名猶太拉比，同時也是一名縫製帳篷的工匠。這種精神隨後被基督教修道院傳統所繼承，「做工即崇拜」成為早期基督教抵禦異教精英的武器，清教主義的種子早已埋藏在6世紀本篤會「禱告與工作」的口號之中。如果說中世紀大學學者輕視手工勞動，無疑是受到了在翻譯運動中剛剛獲得的古典作品的影響。[6]歷次帶有原教旨色彩的改教運動，如13世紀聖方濟派的興起，16世紀路德和加爾文的改革，則一次又一次地向早期基督教傳統回歸，暗中包含了對工匠地位的重新提升。

一幅1410年的黃道帶人（Zodiac Man or homo signorum）插圖，這幅圖顯示出古時的十二星座與人體各部分之間維持聯結的關係。來源：wikimedia

懷特的研究揭示出了齊爾塞爾論題的致命缺陷，智識階層的身份劃分固然可以達到某種清晰性，但歷史上的任何一類人群都不是鐵板一塊，無論是大學學者還是人文主義者，其中總存在少數「異類」，而歷史往往就是由這些「異類」所推動的。例如，伴隨著翻譯運動，醫療占星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大學陸續開設占星學教席，而為了獲得更為精確的天文觀測結果，學者們必須親自動手研究機械問題，以改進計時工具（[6], pp. 331—336）。事實上，14世紀最精確的天文鐘就出自帕多瓦大學占星學教授冬迪（Giovanni de』Dondi）之手[7]。

以兩個圓規來測量是14世紀天文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來源：wikimedia

齊爾塞爾為了確定人文主義者的普遍特徵，不惜對15-16世紀的人文主義者和他們的工作一一考察，詳列清單，據此表明「在人文主義的著作中，絕大部分對當時的技術發明和地理髮現沉默不語，這一點著實讓人驚訝。文藝復興是技術革命和地理版圖前所未有的擴張時代。對於那些吸引工匠、手工業者和商人的重要歷史事件，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的著作中隻字未提。這與自由技藝和機械技藝的分離直接相關，換句話說，直接源於對手工勞動的輕蔑」。[8]然而這些並非是人文主義者的偏見，而是源於齊爾塞爾本人的偏見，因為他將一大批人文主義者中的「異類」排除在他的清單之外了。以至於克利斯特勒（P. O. Kristeller）不得不做出反擊：「我必須要修正你關於人文主義者和科學的判斷。你要怎麼評價阿爾貝蒂呢？」［註：「人文主義的方法」（The Methods of Humanism）一文在齊爾塞爾生前並未發表，大約動筆於1941年前後。齊爾塞爾在流亡紐約時和克利斯特勒有交往，後者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在第二節我們將會看到，潘諾夫斯基的研究揭示出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和工匠複雜的互動關係。

2吉爾伯特：一個案例研究

宏觀論題僅僅是齊爾塞爾本人的研究大綱，他並不熱衷理論構建，而是希望通過對具體歷史案例的考察，引申出自己關於學者和工匠的一般結論。齊爾塞爾在這方面的工作集中體現在他對吉爾伯特（William Gilbert）磁學的研究中[10]。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齊爾塞爾的論證細節，以便進一步理解他眼中的學者、工匠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齊爾塞爾對吉爾伯特思想中的前科學特徵絲毫不加隱晦，他承認，試圖勾勒出吉爾伯特的思想全貌極為困難，其科學方法本質上是科學的、同時又混有形而上學、經院主義和泛靈論的成份。雖然批駁了大量古代和中世紀關於磁的謬誤和迷信，他保持了對占星術的信仰，將地球對鍛造中的鐵片的磁化作用類比於嬰兒出生時星體的影響。儘管猛烈抨擊亞里士多德的部分學說（如四元素說），他依然沿用了形式、質料、潛能等概念解釋電效應與磁效應的來源。他的自然哲學充滿了活力論色彩，將磁石解釋為「有靈的石頭」，是「有靈的地球母親的一部分和摯愛的子嗣」，《論磁》（De Magnete）全書中僅有兩處採用了機械論（力學）解釋。他所做的實驗大多是定性的，只對少數的幾個實驗進行了量化分析。從這些角度看，吉爾伯特的磁學理論似乎與近代科學的基本格調格格不入。然而，齊爾塞爾卻認為，吉爾伯特的這些泛靈論的形而上學主張不過反映了其思想的時代背景，對他的經驗研究並沒有產生根本性的損害。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吉爾伯特一方面秉持陳舊的思想體系，一方面又堅持將結論建立在牢靠的、可重複的實驗基礎之上，這一事實表明實驗的觀念決不可能從自然哲學內部獲得，它必然具有思想之外的社會根源。正是在這一點上，齊爾塞爾採取了和內史分析截然不同的研究進路。

齊爾塞爾指出《論磁》並不是一本典型的理論著作，它的絕大多數問題來自實際的生產實踐活動，它更接近一部我們今天的技術著作而非科學著作。全書僅有40%的篇幅解釋物理實驗，餘下10%涉及採礦、冶煉和鐵器鑄造，25%用來討論航海儀器和航海問題。這些內容恰恰是齊爾塞爾最為關心的，也是他對吉爾伯特科學方法來源的分析重點。

吉爾伯特對當時的冶金業非常熟悉，在《論磁》中，他多次提到了阿格里科拉（George Agricola）的《論礦冶》（De ReMetallica），並修改了其中的很多錯誤說法。吉爾伯特在書中如實記錄下了不少當時英格蘭礦產業的情況。他精通金屬鍛造技術，在一處實驗中詳述了如何打造實驗所用的工具，有些實驗甚至直接照抄了當時鑄鐵業的操作過程。這些證據都表明，吉爾伯特常常混跡於生產場所，深知其中的細節和工藝，並將工匠們所熟悉的利用實驗、反覆試錯的方法引入科學研究。

航海實踐是吉爾伯特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思想來源。他對當時歐洲各國航海家帶回的航海報告格外關注，尤其注意在不同地區測量到的磁偏角數據。他還嘗試利用磁針偏角的大小解決經度問題。在某些方面，吉爾伯特對航海業的興趣有時甚至超越了對磁本身的興趣，在《論磁》中討論了不少於主題無關的航海細節，還給出一份明亮的恆星名單，附上了每顆星赤經和高度的具體數值，以供海員們使用。齊爾塞爾認為這些內容都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表明了吉爾伯特對學問秉持了一種全新的態度。新科學是本質上一門世俗學問，它對一切有價值的信息來源保持開放態度，並且把服務於實踐視為自己的責任。

齊爾塞爾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揭示出吉爾伯特在《論磁》中大量借鑒、甚至剽竊了羅伯特·諾曼（Robert Norman）的工作。諾曼早年是一名海員，退休後開始製作羅盤，1581年出版了《新吸引》（The Newe Attractive）一書。諾曼在這本書中記錄了不少自己獨特的研究成果，包括磁偏角的發現、傾角計的製作以及磁力重量大小的測量等，這些成果和方法均被吉爾伯特不加修改地照單全收。齊爾塞爾指出，儘管從智識階層角度上說，兩人依然分別屬於學者和工匠兩個階層，但從科學角度看，兩人之間差距已經非常微弱，或許正是由於少了那些文藝復興思想餘孽，諾曼反倒比吉爾伯特更接近近代自然科學所提倡的那種冷靜的客觀性。

在編史學意義上，正如托馬斯·庫恩所評價的那樣，齊爾塞爾對吉爾伯特科學方法起源的研究是「先驅性的」（[11], p. 115）。儘管在文中他將技術實踐誇大為了產生科學的唯一要素，但他迫使人們注意到工匠傳統在培根科學形成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作用（[11], p. 214）（註：庫恩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批評柯瓦雷，認為他對培根科學和工匠傳統的忽視是其編史方法的局限性所在，繼續這種編史進路將對化學、電學、磁學的研究產生災難性的影響，見[12]）。不過，這裡的問題在於，通過對吉爾伯特的研究，齊爾塞爾過高的估計了培根科學及其實驗方法在17世紀科學中的重要性。

在第三節我們將會看到霍爾對於17世紀工匠傳統對學者影響力的總體評價。

二 潘諾夫斯基：文藝復興時期科學與藝術的融合

1文藝復興科學的特徵

在1952年大都會博物館舉行的文藝復興研討會上，潘諾夫斯基發表了題為「藝術家、科學家和天才：對文藝復興-黎明的注釋」（Artist，Scientist, Genius: Notes on the 「Renaissance-D?mmerung」）的主題演講，闡述了其對學者-工匠問題的基本觀點。演講內容經修改後，收入潘氏更為知名的著作《西方藝術中的文藝復興及歷次復興》（Renaissance and Renaissances in Western Art）中。

1952年文藝復興研討會的會議文集於次年出版，並於1962年再版。值得一提的是，文集第二版的唯一變化是潘諾夫斯基為其文章增加了一篇簡短的說明。增加這篇說明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進一步闡釋文章本身的思想，而僅僅是為了回應布朗大學教授、時任科學史協會主席的哈考特·布朗（Harcourt Brown）在「文藝復興與科學史家」（Renaissance and Historian of Science）一文的講法。該文援引並引申了喬治·薩頓的觀點，認為在科學中「所謂的（文藝）復興不過是兩個極具創造力時代之間的過渡期」（這兩個時代分別指14世紀和17世紀）。[13, 14]潘諾夫斯基提醒布朗注意，他引用的是1929年早已過時了的薩頓觀點，事實上，就在1952年的大都會研討會上，薩頓已經修正了自己的觀念，重新為文藝復興科學正名：「在科學領域的創新是極其巨大和富有革命性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家們不僅僅引入了『新的看法』，更引入了新的對象。這些創新意義如此之大，以至於很難再稱其為一次復興或再生，它是一次真正的新生，一個全新的開始。」 [15]

維拉德的獅子

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的獅子

引用薩頓並不代表潘諾夫斯基接受其觀點與方法，這不過是他辯護手段。作為「文藝復興」的捍衛者，潘氏不遺餘力地回擊任何妄圖貶損甚至取消這一史學概念的企圖。對比公元2世紀古羅馬的萬神殿、13世紀特里爾的聖母堂和16世紀帕拉迪奧（Palladio）的圓廳別墅（Villa Rotonda），我們便無法忽視帕拉迪奧那種跨越了中世紀而直接從古代尋找靈感與素材的創造性復古風格。再對比13世紀維拉德（Villard de Honnecourt）的象徵性獅子形象和16世紀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寫實風格的獅子速寫，我們便無法否認二者在藝術理論和自然觀念上的巨大差異。

潘諾夫斯基從一位藝術史家的角度出發認為，視覺藝術作品以最直觀和鮮明的方式的體現出了時代精神的變遷，如果一個時代在藝術上登峰造極，而在科學上乏善可陳，那麼我們就必須預先假設這個時代中的藝術和科學彼此隔絕，互無影響。而文藝復興時期，或更為具體的限定在15-16世紀，情況恰恰相反，這是一個科學與藝術、學者與工匠密切合作、相互融合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思辨科學中逐漸誕生了實驗的萌芽，從而開始尋求更多經驗性研究的支持；而藝術實踐的地位慢慢被提升到自由技藝的高度，從而開始渴求更多系統性理論的幫助。在這一時期，看似低產和平淡的科學在背後默默滋養著藝術，而當新的藝術開花結果後，它又反過來造福科學，為即將到來的科學革命鋪平道路。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潘諾夫斯基和薩頓的根本性差異。在潘氏看來，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史研究，問題不在於發現了多少新的史料，歸納出多少貌似進步的成就，進而轉而褒揚這一時期科學的價值。文藝復興科學的創新性並不局限在其理論內部，而是更多地體現在它與藝術的互動，二者所共同創造出的新觀念和新事物上，諸如在藝術理論、手工勞動、儀器製造、視覺表現手法等方面的創新。

2去隔離化

潘諾夫斯基肯定了齊爾塞爾的基本理念（[13], p. 136 n.13），但他同樣意識到「學者」和「工匠」一類的身份概念可能帶來的概念陷阱。為此，他使用了一個冗長拗口的術語來刻畫學者和工匠的融合——去隔離化（decompartmentalization）。在他看來，文藝復興打破了中世紀建立起來的種種藩籬：學問被幽閉在大學之中，技藝被行會所壟斷，正是這種隔離狀態限制了思想和實踐的自由交流。而在文藝復興時期，有學識的人文主義者受教廷和地方貴族的資助，擺脫了大學在精神和體制的束縛；高級工匠的個人地位也在日益提升，越來越不受行會的控制。正是這兩類人群的聯合創造出了新的文化。

潘諾夫斯基給出的例證是透視法的發明。在14世紀，大學中教授和研究的透視學（perspectiva）僅僅指光學，從未涉及有關繪畫透視方面的內容，而當時的藝術大師也只是憑藉非科學的經驗法則作畫。到了15世紀初，布魯內萊斯基首先從建築製圖方法中總結出了透視建構方法，隨後由他的好友、人文主義學者阿爾貝蒂將其理論化。透視法印證了潘氏對科學和藝術關係的基本看法。一方面，透視法的發明使得西方繪畫風格煥然一新，另一方面它也使科學受益：「就解剖學及其它觀察性和描述性科學而言，如果不能在三維空間中完整而精確地將所觀察到事物用圖形方式記錄下來，那麼它就根本不可能成為一門科學。缺乏這種記錄手段，再好的觀察也無濟於事，因為他人無法再次核驗它，無法甄辨其普遍的有效性……毫不誇張地說，在近代科學的歷史上，透視法的出現標誌了其第一階段，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標誌了其第二階段，照相術的發現標誌了其第三階段。」（[13], p. 147）

達·芬奇的《胚胎研究》（約1510年，來源：wikimedia

阿爾貝蒂和布魯內萊斯基的合作模式在此後的學者與工匠中間被不斷複製。站在萊昂納多·達芬奇背後是的帕多瓦大學解剖學教授馬坎通尼奧（Marcantonio della Torre），如果不是他的英年早逝，他們原本計劃合著的解剖學書籍也許會順利出版，而不是留下達芬奇上百份凌亂的手稿。

達·芬奇手稿中的坦克，來源：wikimedia

維薩留斯要幸運得多，得益於提香（Titian）的高徒、木刻大師斯蒂芬（Stephanof Calcar）的幫助，《論人體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和《解剖六圖》（Tabulae anatomicae sex）中的思想在細緻插圖的輔助下得以充分詮釋。類似的例子還有萊昂哈特·福斯（Leonhart Fuchs）和他的插畫家朋友斯派克林（Veit Rudolf Specklin）、邁爾（Albrecht Meyer）福美爾（Heinrich Füllmauer），其著作《植物史》（De Historia Stirpium）不僅靠內容，更因其中精美的插畫而在當時大獲成功，福斯甚至請畫家們將他們自己的肖像畫在書中。伽利略和畫家奇高利（Ludovico Cigoli）交往甚密，我們無法確定《星際訊息》（Siderus Nuncius）中的月面蝕刻畫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奇高利的指導（伽利略本人就精通繪畫），但可以肯定奇高利受到了伽利略的影響——在其1612年的「聖母升天圖」中，月亮表面第一次被畫上了環形山，而不再像典型的中世紀繪畫那樣，被呈現為一個光潔無暇的圓盤。在潘諾夫斯基看來，整個文藝復興時期類似的合作案例不勝枚舉。

潘諾夫斯基這裡談到的案例具有很大共性，齊爾塞爾認為工匠對近代科學的最大幫助是提供了實驗方法，而潘諾夫斯基則認為工匠的意義在於為近代科學提供新的表現工具，透視法和科學插圖成為了科學知識論證、傳播和宣傳的新手段。因此可以說，學者和工匠的密切交往首先引發了一場「視覺革命」。

這場革命表現在：第一，透視法首先在繪畫中實現了均勻連續的數學空間，這種新的空間觀念很快被從虛擬世界帶入現實世界；第二，透視法促進了精確的機械、建築製圖的出現，從而使得遠距離技術交流和傳播成為可能；第三，自然學家不再僅僅通過文字敘述，而且日漸依賴精細的圖像記錄觀察對象，這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具體的自然物，重視個人的經驗研究。

潘諾夫斯基強調，「去隔離化」不僅僅表現在學者和工匠的交流合作中，更體現在對個人學養和情操的塑造上，這是文藝復興獨特的時代精神。布克哈特很早就注意到文藝復興時期對全才品格的追求，像阿爾貝蒂和萊昂納多·達·芬奇這樣的人是無法定義的，他們在太多領域建功立業，以至於當我們在他們的名字前加上許多個「某某家」、「某某學之父」的頭銜之後，總還覺得不夠。皮科在《論人的尊嚴》中清晰地表達了這種觀念：人天生就是某種未加定型的存在，必須通過日後不斷的自我鍛造和打磨而成為完人。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從不滿足於在已有的社會結構中實現個人價值，他們總是嘗試跨越學科和階級的界限，享受在未知的知識領域從愛好者到行家的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學者和工匠的身份變得模糊了。

三 霍爾：對學者-工匠問題的重新限定

在英國，赫森關於技術與科學的粗糙觀點獲得了貝爾納、李約瑟、格羅斯曼和默頓等人的同情，「左翼」科學史家同樣擁護齊爾塞爾的學說。李約瑟坦言在《中國科學和文明》各卷的編寫工作中，齊爾塞爾的思想對他幫助甚大：「他的作品是真正能夠照亮黑暗的火把，我們必須要去尋找那些『社會學的根源』，而不僅僅是純粹的思想。」[16]到了1959年，部分是出於冷戰時期捍衛意識形態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出於對外史綱領解釋能力的嚴重懷疑（註：對齊爾塞爾外史路線的批判可以追溯到柯瓦雷1943年的論文「伽利略與柏拉圖」，在其中的一個腳註中，柯瓦雷首先肯定了齊爾塞爾強調文藝復興高級工匠在塑造近代科學心靈方面中的重要意義。「他在這一點完全正確。的確，文藝復興的藝術家、工程師和建築師，在對抗亞里士多德傳統中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的一些人，如萊昂納多·達·芬奇和貝內代蒂，試圖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動力學」。但他話鋒一轉，很快指出新的動力學改革源於巴黎唯名論者布里丹和奧雷姆的衝力理論。而作為伽利略最重要的先驅，貝內代蒂對衝力理論的超越「並不是因為他的工程師工作經歷，而是因為他對阿基米德的研究，以及將數學哲學納入了對自然的研究。」 見[17]）。

霍爾在「科學革命時期的學者與工匠」（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中，將問題歸結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確定科學思想一以貫之的獨立自主性，二是劃定科學革命時期工匠對科學的有限影響力。

1科學思想的自主性

霍爾首先反對將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的工匠與學者做一刀切式的二元劃分。這種劃分主張，科學知識被一種明確的社會階層所阻隔，雙方必須跨越這種邊界向對方學習，互通有無；這一時期的科學成就主要來自實踐和操作，而非來自思考和概念分析；工匠主要追求實踐上的成功，而學者主要追求思想上的理解；工匠的科學知識從實際生產生活中獲得，而學者則從大學或類似的教育機構中學到科學知識。這一批判很大程度上指向齊爾塞爾。霍爾提醒我們注意當時從事科學活動複雜的人員構成：既有專業人士（數學、天文學、醫學的研究者集中在傳統大學，而應用數學的專家則在大學之外）、也有專業實踐者（醫生、測量員、海員、工程師等）、還包括更為底層的技術工匠（儀器製造者、鏡片打磨師、外科手術師和其他手工藝人等等），他們無疑都在科學分工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那時科學的專業化進程尚處於萌芽，沒有判斷科學家的公認標準，學術壁壘還未形成，學術刊物的發表權和學會的會員權利對所有人開放。因此還存在一大批業餘的科學愛好者，最典型的例子是荷蘭的列文虎克，他從未接受過系統的科學訓練，當過染料鋪的學徒、男裝店的小老闆、測量師和公務員，但由於顯微鏡的發明，他開始和皇家學會保持密切的通信，通報了一系列觀察發現。顯然，我們無法把一個人的社會身份與個人經歷和他是否從事科研活動聯繫起來，這其中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科學的社會學根源無法解釋個人純粹的科學愛好的來源。

霍爾反對「一刀切」，反對用靜態的眼光去審視歷史，反對用靜止的概念去刻畫處於變化中的歷史對象。例如，在1300-1700年間，學者的含義和大學的地位都在發生變化。如果我們提到一位中世紀的「學者」，那麼他幾乎只能在大學從事教學研究活動。但如果提到一位近代早期的「學者」，則他很有可能接受過大學教育，畢業後能在大學之外找到與科學相關的工作，或許還會成為大學體制的激烈批評者。霍爾統計了皇家學會早期會員的教育背景，115人中有65人肯定接受過大學教育，依然佔到大半。不可否認在16、17世紀，大學和科學活動的關聯變得微弱了，觀察和實驗方法依舊不受重視，天文學、物理學和解剖學的巨大突破都是在大學之外取得的，相比之下，大學教材和課程顯得日漸陳腐。然而，哥白尼、伽利略和維薩留斯所攻擊的對手，依然是那些大學中保守份子，是那些托勒密主義者、亞里士多德主義和蓋倫主義者。大學的沒落不代表學院思想的沒落，近代早期的思想革命依然屬於大學學術思想中的內部鬥爭。

霍爾進一步將科學思想的獨立自主性建立在其發展演進的連續性之上。他說自己不惜冒著過份簡化的風險也必須聲明：「中世紀哲學家發展出來的對自然現象研究的理論，從根本上促成了科學革命的成功……或許可以這樣說，科學革命是一場哲學革命的直接結果。」[18]這一論斷面臨的兩個風險。一是如何解釋文藝復興時期（15世紀及其後），重新發現的一批新的古典文本——包括盧克萊修的《物性論》和阿基米德著作——對中世紀經院思想的衝擊。對此，霍爾強調這些例證的片面性，單單考察力學思想的演進，就會發現中世紀科學中並不存在明顯的「古典傳統」的復興。將藝術史中的文藝復興概念照搬到科學史是有害的，藝術家通過模仿古人而回歸古典，但科學家從不單純的模仿，而總是把新的思想納入到原有的思想框架之中。第二個風險是如何解釋近代早期學者對經院思想的批判態度，這種批判及其後果都指向了一種思想上的斷裂。然而，霍爾卻認為，這種批判始終存在於經院傳統內部，並且成為了中世紀科學的一部分。他援引克隆比的研究，強調以格羅斯泰德（Grosseteste）為代表的13世紀哲學家已經發展出一種至少是定性的實驗方法。該實驗方法的產生來源於對經院方法的不滿，它不是消極的批判，而是具有創造性的建設。此外，對亞里士多德運動力學的修正和改造一直持續著，柯瓦雷的研究表明，伽利略個人的思想掙扎正是這一長期的理論改造運動的延續和巔峰。

2工匠的有限影響力

霍爾認為齊爾塞爾等學者過份誇大了工匠在塑造近代科學中的重要性，在他們的論證中至少存在兩處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首先，工匠傳統或者說技術傳統有其發展的自身邏輯，即通過反覆試錯、在偶然的發現中不斷探索前進，這種樸素的實驗方法古已有之，並不是近代早期的新鮮產物。17世紀槍炮工程師和古代弓弩設計師面臨相同的彈道學和其它技術難題，因此難很說前者比後者具備更多的因果思維。其次，工匠對技藝的改進是以應用價值為取向的，但17世紀理論科學對技術的幫助依然非常微弱，因此工匠缺乏關注理論研究的動力和理由。17世紀的槍炮工程師確實根據拋物線理論，計算出了火炮傾角與目標範圍關係的圖表，但當時的彈道學對空氣阻力的處理尚不成熟，火炮自身的穩定性很差，這些弱點都使圖表喪失了實用價值。丹麥天文學家羅默（Ole R?mer）和法國科學院的學者對完美齒輪的形狀做了大量研究，不過工程技師對這些研究毫無興趣，因為以當時的材料和工藝水平根本無法加工出理論中設想的齒輪，制約技術前進的障礙是「質料」而非「形式」[19]。因此把技術背景當作科學產生的唯一原因，和把理論支持看作技術革新的唯一動力，不過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完全忽略了科學思想的自主性和技術發展的複雜性。

霍爾並不否認科學革命前巨大的技術進步及其對學者思想和方法上衝擊，但這裡起關鍵作用的是學者的自覺而非工匠的自覺，是學者在工匠的實踐中發現了理論研究關心的問題和素材，而非工匠在學者的理論研究中發現了有價值的東西。學者之自覺更多的體現為一種拿來主義的態度，近代早期的科學家（既想又做）並不像齊爾塞爾所理解的那樣，是傳統學者（只想不做）和工匠（只做不想）的簡單雜合體，「哥白尼、維薩留斯和笛卡爾並不比托勒密、蓋倫和亞里士多德更像一個工匠」（[18], p. 17）。工匠對近代科學的有限幫助僅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提供了需要理性和系統分析才能解決的迫切問題；

二、積累了可供科學研究的技術信息；

三、曾經以生產為目的的工藝和設備，現在被用作科學研究；

四、為科學提供所需的儀器和設備。

此外，霍爾提醒我們注意學院科學和非學院科學的差別，前者包括天文學、解剖學、力學和醫學，這些學科在中世紀大學中已得到充分發展，具有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較少受到工匠的直接影響。而實驗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和冶金學等非學院科學，在古典和中世紀的分科體系中沒有位置，尚處於收集事實和理論發展的萌芽階段，則更多地依賴工匠的經驗研究成果。事實上，對學科採取分別處理的態度，也模模糊糊地出現在齊爾塞爾的表述中，不過他更傾向於將學科劃分為「可以通過社會學解釋的」（如吉爾伯特的磁學研究）和「不容易通過社會學解釋的」（如哥白尼的天文學）。這種做法的危險在於，正如前文提到的，齊爾塞爾將18、19世紀才充分理論化的培根科學（或霍爾意義上的非學院科學）視為科學革命時期的主流，反而將天文學的突破視為旁支。可以說，他用一種偏狹的編史學綱領扭曲了對歷史事實的正常理解，而這正是霍爾所試圖糾正的。

四 帕梅拉·隆：15—16世紀的交易地帶

在霍爾之後，科學史家對學者-工匠問題的宏觀敘述不再感興趣。根據霍爾的建議，必須把工匠的實際影響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加以考察，對不同學科、不同科學成果要分別處理，任何普遍化的結論都可能出現偏差。因此我們一方面看到就學者和工匠的關係湧現了一批豐富的案例研究，但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遺憾，清晰的歷史圖景一去不返，為了保持歷史研究的嚴謹性，我們必須將自己置身於細節的汪洋大海之中。

2011年出版的帕梅拉·隆（Pamela Long）的《工匠/實踐者和新科學的興起，1400—1600》（Artisan/Practitioners and the Rise of theNew Sciences, 1400-1600）[23]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在本書的開篇和結尾部分，隆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處於巨大的編史學傳統的陰影之下，齊爾塞爾對工匠階層的正面評價仍然具有價值，但進一步的討論必須清除其論題中曖昧不明、甚至錯誤的地方，同時必須考慮到霍爾所限定的邊界。

隆的工作在以下三個方面達到了新的清晰性。

首先是斷代問題。霍爾的文章在一開始就把自己嚴格限定在17世紀，這使他可以突出新科學的成果和工匠經驗之間的巨大鴻溝，巧妙地避開了情況更為複雜的15、16世紀。潘諾夫斯基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他將「去隔離化」的終結限定在17世紀的開端，新科學理論的出現再次阻斷了學者和工匠的平等交流。潘諾夫斯基暗示了在15—16世紀存在一種文藝復興科學，這一觀念被隆強化了。她在標題處著重突出了1400—1600年這個時間範圍，在文中強調這一時期可以被納入中世紀晚期或「前現代」的範疇，是通向現代社會一段重要的過渡期。

第二，具有不同知識/技術背景的群體之間廣泛的交流合作，可以看作是這段過渡時期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與此同時，「學者」和「工匠」粗糙的二元劃分必須被廢除。和傳統的中世紀工匠不同，從15世紀開始，一部分高級工匠們開始書寫技術著作，甚至整理、編輯古代科學文獻，而人文主義學者也開始學習、掌握手工技能，在著作中強調技藝的重要性。隆特別關注了文藝復興時期維特魯威（Vitruvius）《論建築》（De Architectura）的翻譯、註疏和出版情況，她表明當時人們在編輯和評論《論建築》的過程，也在討論技藝、幾何學和機械學等實際問題，參與到這項工作中的人數眾多，但沒有哪個人可以被簡單地歸為工匠或學者。因此在全書中，隆處理這類詞語體現出了異常的小心謹慎，她更傾向於使用「作坊出身的」（workshop-trained）、「掌握技能的」（skilled）來指稱工匠，用「有學識的」（learned）指稱學者，並不厭其煩地提醒讀者這些身份標籤的局限性。

第三，取代學者和工匠的更適宜的說法是「交易者」，15—16世紀出現了大量的「交易地帶」（Trading Zones），不同背景和出身的「交易者」在其中交換知識和技能。「交易地帶」是貫穿隆全書最重要的概念。這個術語最初來自人類學，後來被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用到了對粒子物理學的史學研究，說明不同專業背景出身的理論科學家和工程師，如何在大科學的分工體系下進行交流合作。隆將類似的「交易地帶」的概念引入在15—16世紀，雖然那時科學的專業化尚未形成。她將資助和禮物交換排除在「交易」的範圍之外，在交易地帶中交換的是實際的知識和技能，而不是金錢和物質。交易地帶可以是現實中的某個地方，如建築工地、印刷作坊、儀器製造廠等等，也可以是虛擬的，如上面提到的維特魯威編譯傳統，人文主義者、建築師、工程師、數學家通過對一個文本的共同關注而被聯繫在一起，不同版本的《論建築》及其評註實際上構成了一個虛擬的知識交易場。

初看上去，隆所突出強調的「交易地帶」似乎並不是什麼激動人心的史學概念，人類的知識和經驗交流無處不在的發生著，為什麼要刻意強調一段時期內交流的特殊性呢？但當我們綜合考慮上述的編史學傳統，就會發現這一概念的引入實在大有益處。林恩·懷特的研究表明中世紀學者也從事了不少機械技藝方面的研究，但這些案例總是以某個人物、某種單一的技術改進為中心，在其中看不到不同層次的人群的參與和互動，已有的發明無法傳播和繼承，也就無法催生新的知識和理論創新。

而在15世紀形成的交易地帶中，情況則大為不同。隆也將阿爾貝蒂和布魯內萊斯基的在透視法上的合作看作交易地帶出現的標誌。我們注意到，透視法著作構成了一個典型的交易地帶。工匠出身的吉貝爾蒂（Ghiberti）在其《回憶錄》（Commentari）第三卷中整理了大量阿拉伯光學和中世紀透視學的內容，旨在彌補阿爾貝蒂《論繪畫》（De Pictura）中理論方面的缺憾。畫坊出身且精通數學的佛蘭切斯卡·德拉·皮埃羅（Piero della Francesca）在其《論繪畫透視》（De Prospectiva Pingendi）中，一方面對阿爾貝蒂的透視方法進行了簡化，同時提供了畫家進行透視建構更具操作性的法則。斐拉萊特（Filarete）、佛蘭切斯科·迪·喬爾喬·馬爾蒂尼（Francescodi Giorgo Martini）和塞巴斯蒂阿諾·賽爾里奧（Sebastiano Serlio）等建築師分別在他們的建築學著作中討論了透視法。外交官讓·佩勒昂（Jean Pèlerin）最先將透視法帶出義大利，他的《論人工透視》（De Artificiali Perspectiva）出版後非常暢銷，屢遭盜版，丟勒就擁有其中一本。這位繪畫大師先後兩次到義大利學藝，回到紐倫堡後出版了《測量指導》（Underweysung der Messung），其中也探討了透視法問題。到了16世紀，越來越多的專業數學家開始關注透視法，包括但提（Ignazio Danti），康曼迪諾（Federico Commandino）、貝內代蒂（Giambattista Benedetti）等等。正是因為不同職業的人群同時參與到透視法的研究之中，才使透視法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繪畫技術。在繁多的透視學著作中，一方面自然是討論各種不同的透視建構方案，另一方面，光學、幾何學、比例論、人體測量學、大地測量學、建築和機械製圖技術也一同被納入進來，從而促進了更大範圍內的知識交換，這就是交易地帶的含義。進入17世紀，以圭德巴爾多（Guidobaldo del Monte）和笛沙格（Girard Desargues）的著作為代表，透視法研究逐漸發展為一門嚴肅的幾何學分支，數學外行越來越難以參與其中，透視法著作作為交易地帶的意義因此而消失了。

交易地帶構成了複雜的知識交流網路，運用這一概念，可以使我們避免將現行的學科劃分生搬硬套到文藝復興時期，而是能夠在具體而鮮活的歷史情境中理解當時科學與技術的關係。除了維特魯威傳統之外，隆在書中給出了交易地帶的另外三個實例，分別兵工廠、採礦挖掘以及城市營建。15、16世紀的兵工廠往往設有碼頭和船塢，因此成為了交流築炮技術、彈道學、造堡術、造船術和航海知識的交易地帶。採礦業中則囊括了挖掘、冶煉、合金加工、礦石鑒定、火藥製備、泵與水車的機械技術等知識的交換。16世紀新的城市概念開始興起，不僅促進了水利工程、城防工程和大型工程機械等方面的發展，也使人文主義者有機會實現他們關於建築和城市規劃的新理念。

對不同的歷史概念的運用往往決定了歷史敘事的方式與角度，這可以看作史學研究中的「範式」和「範式轉換」。不妨回到齊爾塞爾對吉爾伯特的案例分析。一旦理解了兵工廠和採礦業作為交易地帶的意義，就不難理解《論磁》中的那些技術內容的來源，對吉爾伯特離開磁學的主題而討論實用的航海技術也不必感到奇怪，他的寫作對象是交易地帶中其他潛在的、不同身份的「交易者」，為了獲得「市場」認可，他必須「有貨」，必須提供有價值的知識和技術。齊爾塞爾執著於學者和工匠的區分，從而刻意突出了吉爾伯特和諾曼兩人的形象。事實上，《論磁》中不僅借鑒了諾曼，還批判了卡爾達諾（Girolamo Cardano）、魔法師德拉·波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地理學者薩努托（Livio Sanuto）和貝內代蒂等人的學說，肯定了斯台文（Simon Stevin）的研究，參考了海員伯勒（William Borough）的儀器製造方法，這表明當時圍繞著磁學研究儼然形成了一個交易地帶，《論磁》不過是其中眾多的「交易品」之一。沿著這一思路重新敘述16世紀的磁學研究，或許能夠更好地還原當時的歷史情境。

五 結語

帕梅拉·隆的交易地帶概念可以看作是對學者-工匠問題的繼承和超越：它首先肯定了齊爾塞爾對工匠的正面評價，工匠是交易地帶中提供技術信息和專業技能的主要力量，但在他們和學者日益頻繁的交往過程中，二者能力和身份的區分不再明顯。交易地帶是潘諾夫斯基「去隔離化」概念的反話正說，二者同時描述了15-16世紀歐洲不同背景人群之間形成的、在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種知識交流方式。多種多樣的交易地帶的存在反映了近代科學得以產生的複雜的社會背景，它不是近代科學產生的直接原因，因此並未觸碰霍爾所設置的底線。此外，霍爾定義的非學院科學只有放置在某個交易地帶的語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

通過上述討論可以看到，隨著科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諸如「學者」和「工匠」這樣簡單的辭彙都經歷了粗糙使用、意義修正直至廢除的命運。不可否認，對概念的深化和解構是一個學科走向成熟的標誌，但同時也會使研究者感到如履薄冰、顧慮重重。這導致了科學史家越來越傾向於研究孤立的人物、事件或著作，在其中小心翼翼地界定每一個術語的含義，逐漸喪失了對長時段歷史進行敘述和概括的勇氣。如此看來，帕梅拉·隆「交易地帶」這樣的概念創新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一個看似平常的術語，實則凝結了對歷史的深刻觀察和對編史學傳統的細緻把握，同時也為斷代史和通史寫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原文首載於《科學文化評論》13卷（2016）1期，《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略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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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版編輯：下雪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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