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成見

來源=豆瓣博集天卷的日記

本文摘自傳記文學書系《民國三大校長》 王雲五 羅家倫 等著 （嶽麓書社出版）

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一九一八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之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命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見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絕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委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科研究所，只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困難一點。自一九二〇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一九二〇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法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實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訂了一個計劃，分徵集纂輯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纂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幅無多，視同廢紙。只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身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一九二一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書畫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諸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一九二〇年冬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時校長的任務由總務長蔣君代理。回國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一九二二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彭君此舉，在公議上，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一九二三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一九二六年，始回國，那時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一九二七年，國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惶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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