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人情味」的中國文化，其實是一個照顧弱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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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按：生活中時常會遇到這種情況，自己想去一個地方，但又不想單獨去，便費心地慫恿另一個人一起前往。可是到了後來，約好的人改了主意，自己也興緻索然地取消了行程。然而在美國，這種情況簡直匪夷所思，因為每個人各走各個才是常態。

我們常說，中國社會是一個有「人情味」的社會。可是否在某些時候，比起害怕孤獨，我們更加畏懼的其實是「落單」？只有與人結伴時，內心才會感到安全。

下面是歷史學家 孫隆基 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的一篇文章，他用自己在東西方生活的觀察和經驗，講述了中美兩國對於「結伴」的不同態度。同時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會情不自禁地想要「在一起」呢？

文章來源 / 見識城邦

我的經驗告訴我：當與美國人一起外出上街時，如果不是去同一個目的地，而是一個人要看一個地方，另外一個人要看另一個地方的話，那麼，十次有九次就必定會分道揚鑣。

事實上，在美國，這種大家一起行動的做法，是絕少出現的，因為美國人習慣了無牽無掛的個人行動。我在上面提到的情形，其實是在大陸發生的。中國方面將任何來自外國的學生或研究者都集中在一起，除了在一起生活外，還替他們組織了集體的行動。因此，就人為地製造了「在一起」的情形。有一位美國學生曾針對這種情形如此說：

「我們本來不一定要在一起的，是中國人將我們放在一起。這個國家如果有私人公寓出租的話，就不會出現這種不正常的情形！」

有一次，一群年輕的美國學生初到中國境內，地方不熟，要我陪同他們去電報局、銀行和書店。結果，一下了車，只要去銀行而不想去電報局的，就立即與要去電報局的那批分了手。我帶了後一批抵達目的地，在那裡耐心地等待他們逐個拍發電報回家。然後，陪他們上書店，為他們選擇了他們需要的書。當任務完成以後，我比較無目的地沿書架瀏覽，看是否有值得買的書籍。他們在一邊等了幾分鐘，就向我說：「我們先走，在前面的街上見吧！」

另外一次，中國方面組織了我們去遠地的一個城鎮參觀，全天的節目都有安排，只有下午有兩個小時是自由活動。因此，本來不一定要在一起的人，也只得三五成群地在街上閑逛。我恰好和兩個比較年長的美國研究生在一起。當路過一家百貨商店時，我想起來要買一點兒東西。其中一個就對我說：「在前面的街上再見吧！」兩個人就先走了。

人海茫茫，「在前面的街上見」，自然就是分道揚鑣的意思。然而，像這樣如出一轍的行為和措辭，我們不得不說是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作祟。對中國人來說，這樣的表現是很不夠「人情味」的。如果中國人三五成群地外出——事實上，這是常態——其中一二人必須在某處多逗留一點兒時光，其他人就會在一起聊聊天等待，而不會覺得這是浪費時光。

但是，一般的美國人對個人能夠支配的時間是很重視的，認為必須將它用在對個人有生產性的事情之上，至於過度地將自己浸溶在人際關係中，則往往被認為是沒有生產性的。

而且，一般美國人以不在感情上過分依賴別人為佳，因此不以「落單」「掉隊」或「脫離群眾」為個人的悲劇。將另外一個撇下，也並不認為是不夠朋友之舉，而只不過是讓自己有更大的行動自由，也讓對方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在中國人之間，我們卻常會發現如下的情形：一個人想去一個地方，但是卻不想自己單獨去，遂慫恿另外一個人陪同一起去，本來已經講好的，但是到後來另外一人改變了主意，結果原先那一個人也打消了去意。

在美國，我也看到這類情形：當其他外籍人士請一個中國人來家中做客時，這個中國人就將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拖去；或者，當外國人請一對中國夫婦至家中吃飯時，後者遂要求將與自己最要好的另一對中國夫婦也一同請來。中國人這種只有躲在自己人堆中才有安全感的做法，往往使主人失去選擇的餘地。

對西方人來說，這種情形往往是沒有「個性」的表現。有時，下意識地為了證明自己的個性，他們遂單獨一人去行動。當我在大陸時，我所在的那一所大學當局常為留學生舉辦一些團體旅行。但是，卻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一些西方人不願跟大家一起去，寧願單獨一人在同一個時間去同一個地點，也有人與大夥旅行了一半，途中分手，一個人去他（她）要去的地方。至於跟大隊去的西方學生，到了目的地後，往往也是各散東西，不願意被納入別人安排的程序表，也不願意跟其他人在一起。因此，中國方面的安排常為西方人的缺乏合群性而受到干擾。

新教文化提倡的是個人得救，亦即是認為每一個不同的個人都必須自尋最適合自己的得救之路，不能被世俗關係所連累。當初，這個清晰明朗的「自我」仍需面對上帝與社群的。當上帝的觀念逐漸模糊，社群也趨於瓦解以後，這種文化設計就導致了各人的分途發展，而每一個個人都認為：只有單獨行動，才能將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傾向，在美國人身上比其他西方人更為嚴重。因此，「誰單獨旅行就會行走得最快」（He who travels alone travels the fastest.）這一個信念，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動中很形象地表現了出來，對具有加爾文教背景的美國人來說，是不足為奇的。

因此，美國是一個十分冷酷的社會，也是一個只適合強者生存的社會。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性格軟弱的，感情上過分依賴別人的，都有趨於精神病態的傾向。

我在美國時發現，有一些年輕的美國人是專門找香港留學生交朋友的。其中有的是為了學習廣東話，但有的卻是因為在本國人中找不到朋友。例如，有一個美國人，因為從小家庭對他過分照顧，養成了他在感情上過分依賴別人的習慣，因此就常常去找人或打電話給人，而且總是愁眉苦臉、要人同情的樣子。結果，他的同胞對他都是「敬鬼神而遠之」。他轉向香港人中找朋友，卻沒有遭到拒絕。

然而，對一般正常的美國人來說，這種「交友」的動機根本不足構成友情的基礎。他們對想接近自己的人，都保持一個警覺性，並傾向於對這類事情進行細緻的分析，認為：有的人來找你，並不算是「交朋友」，他們只是一些必須面對他人才能對自己「下定義」的人；或者，有的人向你提供小恩小惠，是為了在感情上「剝削」你，等等。

因此，他們交朋友，都是不傾向於在感情上過分依賴對方，而且盡量避免交換小恩小惠。事實上，美國人對任何親密關係都呈現或多或少的「被害妄想症」（paranoia）。

對中國人來說，對「朋友」做出如此纖毫畢現的分析，實屬匪夷所思。在中國人之間，彼此「在一起」的需要是如此地強烈，以致種種不同的交友意圖都被掩蓋起來。的確，中國人認為與人保持距離是「拒人於千里之外」；在英文中，則只是「拒人於一臂之遙」（keep one at an arm』s distance）而已。

因此，可以這麼說：富有「人情味」的中國文化是一個照顧弱者的文化。自然，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個體」的弱化。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的「合群」，是基於一種內在的需要，而不是一種道德上的選擇，因此也就很難說是比西方人更為「無私」，只能說是一種不同的需求。

事實上，中國人到了美國，總是設法盡量與自己人在一起。如果一個人去遠途的陌生地方，在車上遇見同胞，就如獲大赦，緊緊地跟著他要求指點。如果剛剛搬到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住，在公眾場所——例如洗衣店之類——碰到自己的同胞，就立即去拉交情，希望能交朋友，以免自己處境孤單。

剛脫離家庭到美國去念書的香港學生，多半也是幾個人住在一起。寧願沒有私生活，也不願意一個人去面對這個陌生的社會。這種沒有私生活的童年狀態，正是一般西方與第三世界的青少年儘早離開家庭而加以逃脫的。

的確，從世界上其他地方到美國去留學的年輕人，他們的絕大部分，在離開了本國社會與家庭的限制後，也會去做一些原先較少方便去做的事情——例如搞男女關係，或者借這個機會去盡量了解美國社會，接觸從其他文化來的人，以便豐富自己生命中的經歷。

但是，自己人之間抱成一團的中國人留學生，卻往往將好奇心窒息——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兒，從來就沒有讓它萌芽過——唯恐自己的生活太多姿多彩，越出了大家的「常軌」，就會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回不了「自己人」那裡。的確，中國這個「超穩定」的文化在個人身上造就的就是一種沒有不斷超越自我的「終極人」狀態。

然而，中國人這種情不自禁的「在一起」感，在海外留學生搞的政治運動中，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搞愛國運動時，活動分子就運用了這種文化傾向，吸收了不少「群眾」。因為，對這些中國人的留學生，可以無須涉及意識形態，或過分地與他們爭辯思想性的問題，只需常常跟他們「在一起」，使他們在海外的生活受到照顧，就可以贏取他們的支持。自然，筆者並不是在暗示這些活動分子利用別人，因為連他們本人也有與別人「在一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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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孫隆基 著，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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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攝影師Saul Leiter，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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