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不進城市，回不去農村：小鎮青年該如何自處？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的城鎮化呈現出一種高速發展的態勢，大量的小鎮青年開始湧向城市追尋夢想。然而農村與繁華都市之間的巨大差異似乎成為很多人無法逾越的鴻溝，他們的聲音也像是失語者一樣，慢慢地隱匿進了時代的洪流里。小鎮青年如何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自處？這不僅是每一個親歷者所面臨的現實，同樣也是許多文學作品不斷反思的一個問題。

7月8日下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主辦、主題為「小鎮青年與隱秘鄉村——我們書寫的這個時代」的讀書分享會在思南文學之家舉行。四位出身農村的青年作家張敦、鄭在歡、趙志明、魏思孝分別從他們的生活與寫作經歷出發，討論了如何看待小鎮青年的生活狀態，以及如何敘述鄉村、重塑小鎮青年形象等問題。

講座現場

充滿熱血卻未無知的小鎮青年

駐馬店，一個被賦予魔幻色彩的地方，無論是在虛擬的網路平台，還是在實際的地理版圖上，都成了一個持續被調侃和消費的奇特存在。「90後」作家鄭在歡就生長在駐馬店的一個農村裡，雖然他有一個不講事理的繼母，但他覺得自己有一個良好的「家學」傳統——他的父親是一位賣盜版書的農民。父親的職業使得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學作品，不幸的家庭經歷又使得他對生活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他認為：「那些殘忍、沉痛而又及其有趣的故事，完全吻合這個世界存在的現象和本質。」

鄭在歡筆下的小鎮青年往往懷著一腔熱血，卻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機會。比如他的農村朋友曾經多次豪言自己對於事業的規劃，然而從不付諸行動，他們總是對社會保持一種警惕和不屑狀態。鄭在歡認為，警惕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是怎樣發展的」，這種「無知」更多來自於教育的缺失，教育資源的匱乏又使得小鎮青年無法認識到人生的價值所在。比如，傳統鄉村社會認為保持鄉民之間的良好人際關係是自我實現的途徑之一，而現在的小鎮青年則因為生活空間的擴大，不屑於維護村民間的人際關係，在他們眼中，金錢似乎代表了一切。

鄭在歡

鄭在歡的作品《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通過敘述隱沒在龐雜鄉土世界裡的賭徒、瘋子、寡居者等怪人們，展現了一顆顆孤獨而又真實的靈魂。在他看來，鄉村中的每個個體之間都是隱秘的，具有隔閡的，「我奶奶不了解我爸爸，我爸不了解我奶奶，我爸爸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我爸爸」。鄭在歡認為這種隱秘都是真實存在的，但作家拿過來寫時，就變得不真實了，「寫作是沒有真實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看到的刻度都不一樣」。

溫柔善良的小鎮青年

詩人韓東曾經寫道：「我有過寂寞的鄉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溫柔的部分，每當厭倦的情緒來臨，就會有一陣風為我解脫。」趙志明很喜歡這句話，在他看來鄉村生活不僅能使人溫柔，更能「使人變得善良」。趙志明出生在江蘇常州的一個小鄉村，兒時游過泳的河流、雨後破土而出的小樹苗都在他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他的作品《萬物停止生長時》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曾經立於世間的那些鮮活的你我，也感受到了一種深情與善良。他認為，這種溫柔與善良需要不停地回望，才能產生漣漪效應，才能持久。

趙志明

在趙志明看來，如今的小鎮青年的確保持著對於社會的警惕，而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無知又往往使他們來不及警惕。比如有一個小鎮青年曾經跟人打賭，謊報了火警，當消防員來到現場的時候，他才知道這種行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即使是在農村，小鎮青年有時候也顯示出一種無知，因為他們久疏故鄉，村子裡的一些古老風俗等隱秘的東西在他們看來也是無法接受的。

趙志明認為創作小說並不難，生活、人物、事件、情感都可以作為小說的接入點。即使在創作的過程中有所偏移，也是一種實驗性的偏移，「因為你這樣做了之後，可能會證明這篇小說用這種方式寫是失敗的，那麼你多實驗幾次總是可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方法。」但他始終堅持的一點是脫離了現實的小說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像一個工匠知道了木頭的紋理之後，可以打造成我們嘆為觀止的木製品。但是如果這個木製品跟生活完全脫離，我們怎樣與作品溝通？」

憤怒、沮喪、無能為力的小鎮青年

「我們在墳地里迷失了方向。認準一個方向，一直走下去，不信走不出去。這塊墳地並非無邊無際，來時的路不是很清晰嗎？一定能走出去。我堅定地對小麗說。剛說完，又看到點點火星。」正如小說《獸性大發的兔子》中所寫的一樣，作者張敦所理解的小鎮青年往往處於一種迷失的狀態之中，他們從農村走出來，進入了城市，又不被城市接納，靠自我奮鬥似乎看不到出路。於是他們憤世嫉俗，垂頭喪氣，卻又無能為力。

張敦

張敦坦言這種漂泊的生活就是其自身的真實寫照，在農村與城市的輾轉徘徊中，他發現自己不僅沒有被城市接納，反而連農村都回不去了。這些經歷讓他疼痛，他的作品同樣也是疼痛甚至是荒誕的。張敦把自己的小說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大多是真實發生的故事，第二部分加入了一些虛構，結尾又進入了一種荒誕的氛圍。

《帶我去戈壁》講述了「我」和「我的女友」合夥將有潔癖的房東老太太謀殺的故事。張敦說：「小說的第一部分是真實的，我在北漂租房的時候確實遇到了一個有潔癖的房東太太，她十分刻薄。」到了第二部分，張敦則虛構了與女友合夥謀殺房東的故事，並將她的屍體藏在了別人的墳墓中。第三部分，房東太太的靈魂找到了「我們」，並要求「我們」帶她去空曠的戈壁，因為房東太太在別人的墳墓中體會到了一個「外來者」的難堪。張敦認為小說雖然荒誕，然而租房卻是萬千小鎮青年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他不屑於美化自己的生活，反而渴望用更狠的方式呈現出它本來的殘忍的面部。

貧窮、充滿慾望的小鎮青年

與以上三位作者長期定居城市不同，魏思孝到現在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山東農民，他是家裡唯一的勞動力，每年的春耕秋收都是他親力親為。魏思孝說：「家裡有五畝地，每年集中去地里的時間並不多，加起來不過一兩個月，其他時間都能用來創作。」長居農村，讓魏思孝能夠免於繁華都市的種種誘惑，更能靜下心來觀察生活。魏思孝坦言在之前的創作中，並沒有寫到自己在田間勞作的經歷，因為他覺得有點土，但是在近期的創作中，他會把在農村經歷的人和事更多地融進小說里。

在《小鎮憂鬱青年的十八種死法》中，魏思孝用18個故事展現了生活在小城市的年輕人的生存狀態，他認為同樣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小鎮青年的故事未必發生在一線城市，它可以存在於全國任何一個正在發展的未具名的城鎮里。魏思孝用「貧窮」、「充滿慾望」來概括他的小說的人物特徵。這些小鎮青年會算計著口袋裡的錢過日子，由於飢一頓飽一頓導致營養不良，面色蒼白，整天無所事事地在小城鎮里四處遊盪。但是他們的內心又充滿了種種慾望，甚至幻想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比如跟蹤一個漂亮女孩，然而，在一次次實施過程中不斷遇到挫折，最後總是不了了之。

魏思孝

魏思孝認為這樣的生活狀態並不完全是一種頹喪，小鎮青年的心裡其實還是保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他說：「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小說中的人物太過頹廢和絕望，甚至會引導讀者犯罪，其實我僅僅是寫了現實小鎮青年的真實狀態，我負責提出問題，而不是解答問題。」在小說虛構與非虛構的問題上，魏思孝認為不存在什麼超越自我的寫作，相反寫作是無限接近自我，認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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