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與「人類紀」的文化解讀——影像、詩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

內容提要

生態危機與「人類紀」的文化解讀

——影像、詩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

文/孟悅

對大多數人類成員而言，生態危機是個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的話題。人人都已經對之耳熟能詳，又似乎尚未與之劈面相逢。1990年代末，美國大洋賽艇家和海洋科學家查理斯·莫爾（Capitan Charles Moore）的一個發現卻開始打破這個似是而非的關係。那年他從夏威夷駕船返回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亞，途中驚愕地發現北太平洋已成了一片「令人作嘔的污水池」，各種廢塑料在大洋渦型海流的作用下，彙集為一片「垃圾濃湯」。聯合國政府間海洋科學委員會（IOC）隨後確認，這片塑料渦流的面積至少有兩個德克薩斯州那樣大。之所以被稱為「濃湯」，是因為各種廢塑料已經在陽光作用下分解成浮游生物般大小的碎片，隨浪漂浮。很快各地科學家們就發現，全球各大洋中普遍存在著同樣的污染，這樣的巨型「塑料渦流」不是1個而是5個，分布在北太平洋即加州西岸和亞洲東岸、南太平洋、南大西洋、北大西洋和印度洋（見圖1）。據統計，每年人類所生產和使用的塑料製品達2億8千萬噸，其中僅僅進入到海洋系統里的廢塑料就達800萬噸，包含約計5.25萬億片碎塑料。在這些污染的海域，一份海水中包含的碎塑料是浮游生物的6倍之多。海洋生態危機遠在文明邊界，而其緣起卻是「近在眼前」的塑料製品。

五大垃圾渦流一覽

現代以來，工業化、後工業化及資本主義的進程在全球生態體系中製造了一系列對生命具有殺傷性的物質，潛含於化肥、農藥、塑料、各種重金屬並進入到土壤、水源及空氣。化肥和農藥對生態與生命的傷害已久為人知，接著相繼提上日程的有廢銅鐵、其他重金屬、塑料、石灰等建築垃圾以及從甲烷等溫室氣體到充滿PM2.5的霧霾。這些物質在不斷生產和消費中遍布了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不僅改變了我們所處的物質世界，甚至影響了地球生態系統乃至加重了那些超國界、超地域的生態危機。地球地理學家們認為，工業和後工業時代的物質已經成為全新紀（Holocene）以後的一種新的地質力量，即一種加諸地球已有物質構成之上的、像地質層那樣不可逆的存在物，他們稱之為「人類紀」（Anthropocene）。諾貝爾獎得主、大氣化學家保爾·克魯岑（Paul Crutzen）把發明蒸汽機的那一年看作「人類紀」的濫觴。斯特帆（Will Steffen）和格林沃德（Jacques Grinevald）在克魯岑和詹姆斯·麥克尼爾（James McNeill）研究的基礎上，證明了「人類紀」在20世紀中葉以來的加劇化（Great Acceleration），並稱之為「人類紀」的第二階段。2007年，斯特帆、克魯岑和麥克尼爾的共同研究指出，1950年以來，地球的二氧化碳量的增長是以往時代總和的四分之三，而過去30年達到了過去總和的一半，標誌人類紀進入了激化階段。澳大利亞環境史家利比·羅賓（Libby Robin）概括說，「我們最近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時期：人類紀。已經有大量證據證明，人類改變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系統，不僅是二氧化碳，而且包括氮的循環，大氣層和整個地球的氣候體系」。莫爾船長在一次TED講演中說，「人類創造了自然無法消化的物」。在大洋中形成了巨大渦旋的塑料可以說就是「人類紀」所特有的、不可生物降解的諸多物體之一。

近兩年來，「人類紀」的概念在人文批評家和歷史學界引發了熱烈討論。不少歷史學家認為，人類紀的說法由於強調了人類物種的一體性，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一個從笛卡爾開始就主導著歐洲現代性的二項對立，即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對立。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傑森·摩爾（Jason Moore）在新作《生命網路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指出，「人類紀」的論述是以生物圈內出現一系列變化為基礎來界定既往時代的，這種事後的推斷把歷史發展的動力簡約為工業化、城市化和人口增長等籠統概念中的「黑箱」，從而帶來了幾種誤導。比如，把作為物種的人類當成同一個罪魁禍首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普遍主義看法，它抹煞了人類之內的等級和衝突以及更為具體的行為者如資本與帝國等。同時，這還可能引來另一種歷史簡約主義，即把技術或人口的增長解釋為歷史變化的動力。他論述說，一如煤只有在經由資本變作燃料之後才成為歷史事實那樣，如果沒有資本的運作，僅據生物圈的數據本身無法解釋歷史。他在書中強調，資本並不是外在於生態系統的經濟推動力，而是一種組構自然的方式（way of organizing nature）乃至一套生態體制（ecological regime）。四百年來，資本的邏輯已經將全球的財富、資源和自然（包括人的自然）重新組織成為一種「世界生態系統」（world ecology）。資本主義之外的自然或生態並不存在，相反，自然和資本已經是互賴性的產品（coproduct）。在這個意義上，「資本紀」（Age of capital）應該比「人類紀」（Age of men）更確切地鎖定全球暖化的根源所在。著名後殖民主義史學家查克拉巴第（Dipesh Chakrabarty）也對人類紀概念可能引發的普遍主義現象表示擔憂。他指出，人類紀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它明確了人類行為在改變全球生態現狀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時，這個概念在突出人與自然的區別的同時，卻壓抑了其他或許同樣重要的區別。比如印度和其他地區的許多本地文化在工業資本主義之前已經建立了與自然更為和諧的生產方式和價值觀，但是這種文化和生活方式被殖民主義暴力地取代了。他認為，人類紀的概念本身的邏輯無法涉及這些非正義的歷史，因為它只有在無視存在於人類這個物種之內的非正義邏輯上才能成立。

上述對人類紀之歷史模式的批評無疑有很多地方是切中要害的。但筆者認為，「人類紀」作為一種反觀人類和地球生存狀況的方式，卻仍然揭示了像「資本紀」或「帝國」等概念未能觸及的問題，並包含從新角度表述人類社會內在不公正的可能性。人類紀比資本、殖民主義等概念更清晰、更精確地預設了現有全球經濟和生活方式必將導致的毀滅，它的意味不僅是人類文明和生態圈的終結（doomsday），而且包含對生命必死性或生命極限（finitude）概念的哲學反思。關於這一點，哲學研究和人文批評者加利·沃爾夫（Cary Wolf）和克萊爾·寇布魯克（Claire Colebrook）在2013—2014年德國國際文化中心主辦的「人類紀項目」（Anthropocene Project）所作的講演中有出色闡述。根據他們對人與自然關係已有的理解來看，人類紀概念並不必然像摩爾認為的那樣，是對啟蒙主義以來西方認識論中人與自然和其他生物間的二項對立的重複，相反它指明了人類不同群體必須和其他生物一起面對的同一個生命極限。「人類紀」的概念正是在所有生命的這個共同極限、共同的必死性上建立的，這一共有的生命極限對啟蒙以來出現在人與非人（自然）以及人與他人（如disability）之間想像的等級構成了徹底的顛覆力量。「人類紀」的概念建立在地球生態圈達到了這個共同生命極限後的時刻，它激活的是一個末日之後的、既非人類又非自然的、地質考古式的觀察點，並因此預設了今人無法預見的分析和描述。人類紀又常被喻為類似於彌留之際那樣的毫無隱藏地、洞徹地反觀一生的機會。在這個彌留之際的微光下，現代以來人類向末日的反諷性進程可以被當作一個銘文般的斷面（strata of inscription）來閱讀和披露。在寇布魯克看來，只有通過這種彌留之際般的閱讀和披露，救贖和自我救贖才成為可能。沃爾夫和寇布魯克這種後人文主義的觀點與摩爾和查克拉巴第等歷史學家們形成了有意思的區別。如果歷史學家將這個彌留之際作為反觀歷史的出發點，那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對所發生的歷史作出更確切地解釋和分析。而相比之下，當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把這個終結和極限當作反思的出發點時，他們是為了理解極限本身，包括生命極限和資本的極限，而不是為了更精確地解釋歷史。史學家可能為了更好地解釋和分析已經發生的歷史因果而選用「資本紀」作為分析工具，但哲學和文學批評家大約更傾心於發現歷史因果之外的可能性，洞察曾經錯失的相反選擇，看到那些對資本的歷史可能有過的拒絕及其對於今天和未來的影響。

人類紀的想像所預設的自然考古學的方法也為歷史學家與文學批評和哲學家之間的爭論打開了新的可能性。人類紀不僅是一種哲學反思和歷史分析框架，更是一種自然地質考古學的目光，有其獨有的觀察對象。未來地質考古的目光下的人類紀斷面首先將會由人類現代生存的化石、遺留物和殘骸的形式展現，因此包含著「人類紀化石」或「人類紀的物」這樣一種概念。除了科學家已經描述到的大氣中的碳、氮、溫室氣體，「人類紀」的地質斷面中必然還有工業資本主義帶給地球生態體系的各種無法生物降解的有害物，如塑料、化肥、在動植物及人類殘骸內高度集中的重金屬、核輻射物等。這些「人類紀的物」曾經建構了人類文明的驕傲，是人類生存的倚賴，但同時，它們的蔓延帶來了地球生態圈和人類自身毀滅的必然性。它們的蔓延過程無疑像摩爾和查克拉巴第指出的那樣，是資本、戰爭、殖民掠奪和國家操控的結果並充滿暴力、不公和陰謀。但同時，這個過程對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圈的施暴過程卻依然是殖民體系和資本所避諱的事實，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也依然是被殖民者和普通勞動者共同的無意識。「人類紀」概念第一次公布了人類各群體並不願承認的事實，即如果不改變現有生存模式，生物圈的毀滅將邏輯地成為地球的前景。這個圖景所突出的與其說是一個歷時性的反諷，不如說是一個共時性的分裂：一方面，人類和其他物種不同，是可以利用地球資源來製造塑料、化肥和其他不可生物降解的殺傷物的唯一物種；而另一方面，所有人類成員又和其他物種一樣，不可避免地是這些有害物的受害者和承受者。在人類紀自然考古的目光下，「人類紀的物」最突出地體現了人類各個物質自我之間的矛盾衝突。各個人類群體與這些不可生物降解的殺傷物之關係也就是有意無意間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的關係。而「人類紀」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人類各群體如何通過和殺傷物之間的多種關係認識自己在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之間的多重分裂角色？人類各群體能否在淪為生態破壞者的時刻，記起或承認自己作為生態暴力承受者的事實，記起更脆弱的承受者群體；或反之，人類群體成員能否從自己作為環境災難可能的犧牲者意識中聯想到自己作為環境破壞者的所作所為？

作為人文學者，我感興趣的是如何把「人類紀」所開拓的視野和自然地質考古的方法引入對當代文化的解讀，特別是對影像、詩歌、文學的解讀，並從這個角度反觀此前後社會主義和後工業經濟如何生產了「人」與「人類紀的物」之間的文化關係。從科學家們對人類紀的論述可以看到，20世紀新型工業即所謂的輕工業、石化工業和汽車工業的走紅正好契合「人類紀」的「加劇期」，即1950年以後的大眾消費時代；而中國近30年的發展則正好進入了「人類紀」的最近一個階段，即近30餘年的激化期。「人類紀」展現的那種深刻的內在分裂在中國最近30年的發展中往往表現為個人和群體在「社會經濟的生存」與「生命的生存」之間的分裂與糾結：一方面生命的延續似乎必需依靠經濟上的進取，而同時經濟生活的好轉卻帶來對生命的新威脅；一方面出於本能而恐懼污染、躲避污染源，但同時又因社會經濟網路提供的差價、機會和無選擇性等種種原因而同這些「殺傷物」之間維繫著倚賴式或無奈式的糾纏；一方面有意無意地以現有的行為方式繼續擴大著污染、延續著威脅，同時卻以自己的身體和親人及其他生命一起承受著這些殺傷物的傷害。我們與塑料、化肥、農藥等這些「致命」物質間似是而非的親密關係當然需要對國家經濟政策和社會分工體系進行深入分析和尋求解決方案，但同時，它也是深具人文意味的問題。它不僅呼喚著道德層面的評判，而且展示著在心理和意識層面上發生的某種深刻的失落，生存與生命的脫節或行為與承受的脫節，以及因此造成的缺失，甚至是退化的意識狀態。

我認為，在當代人文文化中，特別是影像、詩歌中，已經對發展主義和「人類紀的物」的承受者之間的深刻矛盾做了出色表達。本文試圖延伸這些影像、詩歌、文本對「人類紀的物」及其承受者的展現，從而去探索「人類紀」提出的問題。在下面的文章中，我首先會討論塑料污染背後不可見的慢暴力，並通過攝影師喬丹（Chris Jordan）對中途島上鳥類殘骸的拍攝，展現塑料作為「人類紀的物」的內涵所在，特彆強調以承受者和承受過程的解讀作為分析這種慢暴力的入手點。第二部分繼續分析攝影者喬頓的作品，結合中國當代涉及「人類紀的物」的詩歌寫作以及關於王久良《塑料王國》的討論，進一步討論資本和後工業物質生產之慢暴力的承受者和承受過程。第三部分描述並分析當代部分攝影和詩歌中呈現的「自然地質考古式」的特點，展現攝影和詩歌形式中「人類紀」特色的形成及其未來想像。

不可見的傷害

莫爾船長的發現與我們在媒體上常見的環境和生態危機報道有兩個最大的不同，被發現的不是生態災難多麼觸目驚心，而是生態災難的不可見性，不是治理地球生態的急迫需要，而且是「治理」二字的輕如鴻毛。「不可見性」當然首先是指物理層面的看不見。這「兩個德克薩斯州」大的塑料渦流不像人們最初想像的那樣，是某種漂浮在海面的塑料島嶼。這些碎塑料是深藏在海流之內的，表面望去，太平洋可以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碧藍。然而有關科學家發現，在這一片碧藍之中，碎成了微粒的廢塑料攜帶著不少已知的毒物，如多氯聯苯、DDT以及各種有致癌作用的多環芳烴等，從而污染著海水。科學家們還發現，北太平洋上的中途島由於處在海流中心，那裡生活的信天翁體內含有大量的氯代二苯並二英（PCDDs）、多氯二苯並呋喃（PCDFs）和聚多氯聯苯等毒素。這些沾滿毒素的塑料微粒可以小到分子層面，進入浮游生物的體內，然後進入其他生物和整個生物鏈。而更大一點的塑料碎片因為酷似浮游生物而塞滿了海鳥和魚類的消化系統，既無法消化又無法排出，導致它們緩慢而痛苦的死亡。到目前為止，至少有700種海洋生物體內含有誤食的塑料漂浮物。這些看不見的大範圍塑料污染使「治理」二字輕浮得如同虛構。且不說「治理」否認了生態修復的最好方式即停止生產、停止傷害，即使在就事論事的意義上，人類已知的所有「治理」方式都無法逆轉已經造成的海洋生態危機和生物種類的隕滅。每撈一網碎塑料，就意味著同時打撈一批僥倖尚存的浮游生物和其他魚類，進一步破壞已經瀕臨崩潰的海洋生態系統。

生態危機的不可見性不僅意味著物理意義上的看不見，同時更是文化政治意義上的視而不見和有意遮掩。羅布·尼克森（Rob Nixon）在《慢暴力：窮人的環境主義》（Slow Violence：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一書中指出，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統御下，生態危機往往被表現為驚心動魄的「災難片景象」和奇觀式的突發事件，而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生態暴力是一種慢暴力。慢暴力，因為它在傷害的同時轉移和延宕對傷害結果的展現。它是那種把傷害的結果在空間上移置到他處的暴力，比如移置到更無助更貧窮的地區；它也是那種可以在時間上推遲結果的到來的暴力，它引起的死亡是緩慢的，它的傷害是積累漸進持續的，它引起毀滅性的質變直到一段時間以後才會出現。尼克森分析了1984年導致印度博帕爾市數萬人死亡傷殘的美國聯合碳化物下屬公司的氰化物泄漏事件，尼格爾和中東地區的石油開採，肯亞的森林破壞，印度和美國構築的大型水壩，以及美國對阿富汗連續不斷的轟炸。這些例證既體現了慢暴力的行使地點的空間移置，即選擇在想像共同體之外的「偏遠」地點行使暴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義的遺產，又展示了暴力的結果在時間上的滯後性及其對毀滅性生態後果的延宕（postpone）。為了滯後暴力的後果和移置暴力發生的地點，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策略還將來自邊緣的反抗聲音「非重點化」，鎖閉壓制在公共注意力之外，或將更貧窮、更無助的人類和生態成員「非想像共同體化」（unimagined community），即從影像、語言和媒體中排除，從而擯棄在「想像的共同體」之外。這些文化策略切斷了慢暴力可能引發的公眾政治思考和情感反應，從而遏制了行動的可能性。尼克森指出，「窮人的環境主義」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應對和拆解使慢暴力變得「看不見」的政治策略。只有在「看到」（或覺察到）暴力的存在時，人類的倫理感、情感和政治意識才會醒覺。從而不可見的暴力成為我們能否重新思考文化政治、生態危機、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關係的一個關鍵。

當代理論對看不見的暴力和權力的分析提供了許多角度和可能性，但筆者著重的是從承受的角度出發，把被傷害者和承受傷害的過程提到影視和文學批評中心。我是在兩個意義上使用承受和承受者的概念的。首先是權力和資本承受者。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是政治經濟結構上看不見的暴力。福柯的生物政治理論分析的是那些看似中性良善的現代文明機構所掩蓋的權力運作，比如醫院、監獄乃至養老金制度對於人的身體的掌控。尼克森的慢暴力的概念突出的是暴力的延伸和變化，從而觸及被靜態的結構系統體制分析所疏漏的對象。這些分析無疑都已經包含了權力或資本的承受者，比如馬克思筆下的勞動者，福柯筆下的被訓練、被規範、被監視的身體，尼克森所說的後殖民主義意義上和全球政治體制下的「窮人」和被媒體忘記的更無助者。我無疑也是在這些更廣義的權力和資本承受者的定義上討論承受問題的。但受尼克森啟發，我認為「慢暴力」的承受者還有一層更特殊的意味，即身心傷痛和疾患的承受者。他／她／它們必然是痛苦、傷害、磨難的承受者，或者說通過忍受磨難、痛苦、傷痛的方式來承受權力。緩慢漸進的暴力過程帶來的不僅是犧牲者而且是受傷者，因此意味著緩慢到來的死亡，也意味著漫長的傷痛和忍受傷痛的過程。在這個更特殊的意義上，承受是慢暴力給生命體和生態系統所帶來的痛苦或傷害，是這個痛苦的反覆和積累，是生命被一點一滴的毒化和蠶食，是力量和希望的緩慢喪失，是未來的逐漸失去。因此，感受承受過程中的痛苦和失去，實際上是想像慢暴力的前提。這樣的承受過程可以深埋內心，承受者和破壞者可以共存於同一個人。能夠觸及這種承受的不是社會和經濟結構性的分析和對策，而是政治倫理、情感和對痛苦和傷害的認知。這裡我所說的承受包含了所有承受傷害的生命——打工者、河流和山川，甚至包括中產階級。

攝影家克里斯·喬丹為我們想像慢暴力的承受者提供了最好的範例。一直以來，喬丹有意識地用視覺化的方式展示大眾消費的無意識，從而把全球性的主題帶入個人的日常生活。為了用鏡頭表現看不見的海洋生態危機，他曾嘗試了很多方法。比如用5萬隻不同顏色的打火機——相當於莫爾船長從1英裏海水中撈取的塑料碎片——擺成梵高的名畫《塔希提島的夜》，再攝成影像。梵高的天空那富有特色的渦流於是變成了對大洋中塑料渦流的提示。但真正使他作品具有震撼力的卻不是這些精心設計的攝影，而是中途島上最常見的景觀，即一隻又一隻剛出生幾個月便已經死去的信天翁。在它們的屍體上，在最表層的皮毛風化消失後，裸露出來的是充滿整個內髒的各種塑料垃圾，從塑料瓶蓋、塑料片到打火機和牙刷柄（見圖2）。喬丹的攝影原原本本地從承受者的角度展現了原本看不見的「人類紀」景觀：在這個離人類文明最遠島嶼，塑料海流的到來以比癌症到來更為暴力的方式，宣告了整個島嶼的信天翁遲早會面臨的命運。攝影者以死去的信天翁的殘骸展示了什麼是後工業時代的慢傷害，以及什麼是對傷害的承受。

中途島的信天翁

喬丹攝下的信天翁殘骸透露了廢塑料驚人的殺傷力，而這種慢性殺傷正是公共輿論在有關塑料污染議題上的政治無意識。目前僅有的幾篇涉及太平洋塑料污染的中文報導之一——《塑料世：地質層中百萬年的記憶》就是一個例子。這篇文章啟用了類似「人類紀」的「塑料世」（Plasticene）概念，從末日後的視點把人類留在地球上的大量塑料描述為一個地質層，並引用了一系列科學團隊的數據以及名人對污染現象的評論。不過這篇文章似乎更多突出的是「塑料世」的神奇，特別是末尾提到的細節富於生動的想像力，即黑色塑料唱片的溝槽可能在地質層里永久保留，乃至未來的發掘者可能從中聽到人的聲音。這裡，「塑料世」所略去的是「人類紀」概念的基礎，即塑料作為有毒和不可生物降解之物所導致的生物滅絕——包括海洋的毒化和生物的慢死以及這些與人類的關係。由於承受者的缺席，塑料垃圾的生態殺傷力從一篇以「塑料世」為題、報道海洋污染為主旨的文章里輕鬆消失了。當承受者們的痛苦和死亡被虛掉略去以後，「塑料污染」或「白色污染」就成了個僅僅關乎衛生的辭彙，僅僅代表「量」的過剩而不代表「質」的傷害，不再表達真實，甚至掩蓋了近在眼前的塑料生產對生態系統和那些更無助的生命的無形、緩慢但持續的施暴過程。因此，「看到承受者」，是描述和理解這個後工業時代的生態慢暴力的關鍵。

後工業時代慢暴力的「承受者」不僅是自然界的非人類成員，而首先包括人類成員，特別是更無助的人類成員。伴隨著奇觀社會的文化政治，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批量造就了「人類紀的物」的承受者，然後旁置了承受者們的真實狀態。後工業時代的所謂「發展」意味著大量廢料，包括廢塑料、電子五金廢料和石化原料在全球範圍內的重新積聚和分布。當回收業和電子加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時，生態和生命的代價也更為高昂。而發展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把「發展」看成是不可或缺、立即就要的，而把生態以及社會成員生命的健康看成是可以無限推遲乃至可有可無的。支撐這種後工業意義上的「發展優先說」從表面看是一種並無根據的假定，即綠色科技和回收產業有朝一日可以治理或緩解生態危機，而從內里看，其權力機制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和權力運作機制大同小異，那就是將停止生態傷害的時刻無限延遲，將根除造成那些更無助生命的生死、苦痛、疾患之原因的時刻一再旁置。福柯在論述現代國家和社會的形成時提出，如果說帝王時代的政治是通過殺戮來顯現權力和權威，那麼現代國家的權力運作則是通過以專門機構和專業知識來管理人口的生死，包括延續人的身體來進行的。這種生物政治的內在機制就是對人口真實的生命狀況的一系列拒認、管理、延宕和旁置。以發展的名義來延宕和旁置生命和生態的真實狀態的權力機制與此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發展主義的政績體制本身遵循的就是這種延宕機制：生態體系中的自然資源被一再重新搭建為城市、橋樑道路等政績展示，非工業、非城市的農業空間繼續淪為巨大的垃圾回收場和填埋場，停止生態傷害的時刻被一再推遲和旁置，生態傷害和生態暴力的承受者被一再推到幕後。實際上，後工業時代的殺傷物對生態（生命）的暴力絲毫沒有被推遲。這種暴力按照社會不公法則分配到各個群體和個體，被一點一滴地、日復一日地承受著，不論承受者本人是否意識到承受的痛苦。這種重複不斷地承受，作為生命和生態的真實狀態，是發展主義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機制共同的政治無意識。

發展主義的延宕機制與公共空間的奇觀文化聯手，使得呈現承受和承受者成為當代文化政治的盲點。承受和承受者在發展主義和生態慢暴力中的位置近乎後殖民主義批評家筆下的「賤民」（subaltern）在殖民和後殖民文化制度中的位置：他／她／它們是無聲和無語的，甚至難以窺見、難以觸及。以鳳凰衛視主辦的媒體和學者對王久良2015年的紀錄片《塑料王國》的討論為例。《塑料王國》追蹤的是美國分類過的塑料垃圾漂洋過海，成為中國非法回收業「創造財富」之原料的過程。這個故事相當有代表性：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塑料工業以年增長22%—23%的速度發展，中國成了全球最大的廢塑料進口國，儘管中國塑料回收率至今仍僅達20%，近80%的廢塑料是在極其惡劣的工作條件下被填埋在地下或河流的。這其中，後工業資本的全球邏輯相當明顯，即勞動力相對廉價的地域是全球垃圾回收業的盈利的來源。學者田松說的清楚，「沒有垃圾處理只有垃圾轉移，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從我們看得見的地方轉移到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從有話語權的人生活的地方轉移到沒有話語權的人生活的地方」。「沒有話語權的人」指的就是在我們想像的共同體中缺失了的那些更無助的社會成員。然而，對全球資本和權利結構的分析只展示了故事的一半。塑料故事更隱蔽、更暴力的一半隱含在承受者的生命和生態經歷里，在回收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生態——土壤、河流、動物、植物——所遭到的傷害中。《塑料王國》向我們展示的不僅是全球經濟結構傳送帶上的「洋垃圾」，同時還有留在回收工人們身體上的傷痕、病患、疼痛和不適、充斥在他們生活空間里的骯髒和毒物、河流和土壤的死亡、他們在垃圾堆上長大的孩子、他們的恐懼以及對未來的憂慮。這些傷痛和憂慮正是慢傷害在承受者身心深處的印記，是承受的結果和還在承受的標記。而令包括鳳凰衛視主持人和許多網上評論者所不解的正是這個承受。「由於全球資本」「為了錢」——這些廣為公眾接受的解釋是否真能觸及這一切承受的內涵呢？

這裡，我們遭逢的實際上是「承受的無語」。它包含兩層意味：其一，像在「塑料世」的文章里看到的，對於承受者，公共空間里很少有表述，沒有文本，想像缺失。後工業時代之物——不論是塑料，還是廢金屬、廢氣所具有的毒性——往往因為不會立刻致死就成為生態和生命必須承受的理由，或者反過來，承受在得到認識和重視之前就被交換給錢、數據、結構性分析和解決措施。其二，這些承受本身沒有一定的範疇和結構、沒有語言，甚至沒有事實。承受所包含的痛苦、不適、傷害本身是因人而異、因年齡、性別以及各種先天和後天因素而異的。承受不僅是對象和現象，而首先是感受和經歷，因而拒絕量化，難以言說。社會生活和思維方式的數據化、技術化愈發壓抑了人們識別和表述這種漸進的傷害的能力。即使是對慢暴力進行的分析和批評，僅僅以結構和數據為方法，往往也無法深入觸及承受的內容。在這兩個意義上，斯皮瓦克曾經提出的著名問題「賤民能說話嗎」？同樣可以用來思考「承受（者）有語言、能表述嗎」？這個問題被尼克森以不同的方式再度提出：如何「看到」慢暴力？如何在「看到」的同時不落入「奇觀」社會的文化政治陷阱？「如何對存在於我們感知之外的人和生態圈懷有道德關懷」？斯皮瓦克沒有在賤民「能說話與否」的語言層面給出肯定回答（並因此招致批評），而是把問題聚焦在如何閱讀和展示賤民們用行為和身體所表達的內容上。在「承受有沒有語言」的問題上，情況十分類似。承受的痛苦是「發展主義」和環境「治理」的話語所一直壓制和無視的，而被壓抑的不僅是它們的語言，還包括它們的閱讀方式及看到它們的方式。因此，正如對「賤民」的行為和身體的閱讀是後殖民主義解析暴力的方法，對「人類紀」的承受和承受者的閱讀也是後社會主義、後工業的時代之人文批評的責任。

承受（者）能否說話

「人類紀」所特有的生存的分裂和「承受的失語」是有密切關係的。在全球化、後社會主義時代以來，「活著」在公眾領域失去了經濟表達以外的人文的聲音，作為活著一部分的「承受」更是如此。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文化政治特點——也是慢暴力的特點——正是把個人和公眾領域的思考、想像、感情等人文內容完全非政治化、非價值化、非社會化，而這是造成生態危機無法根治的重要原因。關注底層的公共話語也往往囿於經濟學家的框架，認為從「解決問題」入手，關注「切實」的社會現實，像如何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損失、如何適應惡化的生態、安置環境難民、補償失地農民等，就足以擺平危機。這些從物質、數據入手的考量當然重要，然而卻不是「活著」的全部。人類與生態及生命層面的自我和他者能否建立深刻的情感關注、能否從人與生態息息相關的角度去閱讀和想像我們是誰、什麼是「活著」和「活著」的意義，能否找到語言影像和內在力量去超越出現在社會經濟生存與生命之間的分裂——這些看上去屬於虛無飄渺的人文文化內容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不可或缺。原因很簡單，不去關注和表達對生態和生命的情感關聯、不去定義我們內心、不去尋求內心的情感和道德能量去改變自己，實際上意味著把人對生態造成的危害、個人所應負也能夠負起的責任以及感受和思考生態危機的權利，全然留給政治決策人、社會機構以及包括各大公司在內的經濟部門去處理。連自己的感情、感動、思考、想像和自我定義都不得不放棄的個人（不僅包括城市中產階級，而首先是農民以及同「自然」直接打交道的勞動者）只能更快地淪為慢暴力的被動承受者，更順從地成為全球經濟體制的齒輪和螺絲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生態危機同時是甚至首先是人的危機，人類意識的危機。

《塑料王國》中的畫面

《塑料王國》那些回收工人近乎自殺式的選擇實際上呼喚著從承受者角度的重新閱讀。從表面上看，農民冒死來做回收是「為了錢」，是全球資本的結構性的必然，但這是個既可批判又可「正常化」的解釋。當攝影者問一對整日曝露在毒氣中的兄弟為什麼要做這一行時，他們的回答卻包含了「錢」之外的近乎某種「生存還是死滅」那種自我設問式的選擇：「為了孩子，為了父母」，「沒有別的辦法了，就是死了也得幹了」。和那位說塑料回收「創造了財富」的農民不同，兩兄弟是以「承受者」的身份和言語解釋他們的選擇的。這其中提到的「死」具有兩重意義。一種是直接呈現在鏡頭中的，是毫無保護措施的非法回收業給兩兄弟健康和生命帶來的可見的威脅。這裡，錢所交換的不僅是勞動，而且是勞動者生而為人最寶貴的健康和生命。另一種則無法呈現在鏡頭中，那就是作為農民在象徵意義上或職業意義上的「死」。對於這兩個農民的兒子，不做回收也許不會立刻餓死，但意味著作為農民的「沒有辦法」——不僅是沒有錢，也意味著沒有未來、沒有出路。從這「沒有未來」意義上的農民之「死」中，不難讀到他們長期以來所遭受的深刻的社會和精神上的慢傷害。這種「沒有辦法」狀態的起點至少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農民在剛剛歸還的土地上建立的夢想迅速被中國進入WTO後的新經濟取向宣判死刑的時刻。「後工業」技術（化肥、殺蟲劑、基因改造、大農場）所生產的進口農產品比農民自己的產品價格低廉，進入WTO的條件成了對農民生路和夢想的放棄和背叛。接下來進行的一系列的非農化過程，包括農業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自然資源的政績化和資本化，勞動力技術化，無一不是對「農」的未來的否定。農民當然不一定非得繼續當農民或願意當農民，但那和當農民「沒有未來」完全不同。這是大批農業人口一直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更無形、更持久、更絕對的承受。兄弟倆沒有別的辦法，到了「死了也得干」的地步，表達的首先是對不少農業成員而言，為了活著，他們在有生之年先得變成沒有未來的軀殼和承受毒素的殘骸，而且別無選擇。

人類學家格林戴維·斯通（Green Davis Stone）在農民這種「沒有辦法」、沒有未來的狀況背後，看到的是他們被全球農業技術巨頭「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真實。工業化的全球農業資本集團用專利等手段剝奪農民們經驗性智慧的技術和知識價值（包括他們對保持地力和植物性能的種種經驗），從而把他們邊緣化乃至逼上絕路。印度有機農業領袖西瓦（Vandana Shiva）也指出，以化肥農藥基因改造和大機械運作為基礎的工業型農業之所以可以摧毀各個地方的本土農業，是因為它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了大資本支撐的技術寡頭壟斷。它帶來的不僅是資本的至高無上，同時也是對非工業農業的文化和政治價值的封殺。西瓦把工業化農業稱作「殺傷性經濟」（killing economy），這種經濟用單一作物、單一的種子和單一的壟斷技術殺害地球生態的豐富多樣性，也殺害更符合地球生態多樣性的、非工業而同時又是現代的小農技術（比如有機農業技術、社區性小農場等）。這種殺傷過程包含著對非工業本土農民的志向和能力的剝奪。引用150年前一位英國有機農業的號召者諾爾斯邦（Lord Northbourne）的話，化肥的使用摧毀的是「農人的志向」（vocation）。這個志向包含農民的社會和文化價值，他們長養作物、豐饒土地的心、智慧、毅力及其社會認可和經濟回報。（後）工業化、技術化的農業必然造就大量剩餘農民和水土破壞，加之城市擴張對土地的吞沒，大量農村人口在被「去技術化」「去土地化」「去志向化」後被排除出公共空間，引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底層，在公共話語淪為「素質低下」者的代表。實際上，農業人口不僅經歷了貧窮，更承受了一系列的失去：失去市場，失去土地，失去對他們技能和知識的認可，失去定義自我的機會，失去平等的社會地位和對未來的想像。這全球性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對農民的損害在過去幾十年達到了頂峰。20萬印度農民被逼上自殺的死路，而以兩兄弟為代表的中國農民同樣經歷了自己生命價值的貶低——直接表現為他們對健康和生命價值的放棄。從社會經濟層面看，《塑料王國》所講的塑料回收故事是回收工人「為錢瘋狂」，而在承受的層面上，「瘋狂」不過是創傷的癥候。這兄弟倆自殺式的選擇表明的是在後社會主義、後工業文明的「人類紀」，作為農民承受者們的生命失語以及公共意識和未來感的消失。

實際上，生命的失語、公共意識和未來感的消失不僅發生在這兩兄弟身上，也不僅是農民或回收工人的特有，而是後工業時代普遍存在的。偶然翻到侯馬《飛越黃昏的塑料袋》這首詩，雖然我對於詩歌素無研究，但卻感到詩中某些段落從另一個角度點出了這個中國塑料故事背後更廣義的內心的貶值：

如此輕易地

塑料袋實現了人類最初的夢想

它在天上飛

遠處掠過南歸的雁

塑料袋與白雲齊飛

秋水共風沙天一色

看哪，在那無遮攔的天空中

掛滿了塑料袋乾癟的倒影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掛在荊棘叢上的塑料袋

倒在光榮的荊棘路上的英雄

它被風塵玷污得面目不清

但即使到下個世紀也不會腐爛

詩人的本意我不敢代言，僅僅從語言的引申義讀來，這首詩寫出的是當代中國人作為歷史承受者的內心風景。開篇的幾句短暫而清晰地觸及到塑料袋如何嘲弄著被人忘卻的內心起點，即「人類最初的夢想」，那種久遠的超越自身物理限定的夢想。很快，我們面對著由兩重戲仿所展開的記憶景觀和歷史場景：「塑料袋與白雲齊飛，秋水共風沙天一色」戲仿的是王勃的《滕王閣序》，「前現代」為人熟知的詩文經典，而「在那無遮攔的天空中，掛滿了塑料袋乾癟的倒影，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等四行戲仿的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先鋒詩作、北島《我不相信》中的名句。塑料袋詭異地從這些詩歌場景中飛過，它「乾癟」、空洞虛假卻不可生物降解的物性，默不作聲地挑戰著「江山」「江湖」和「山水」背後那一切生於土、歸於土的萬物觀、道法自然的宇宙觀和天命思想，離間著北島一代先鋒詩人的歷史反思以及對人的信念。

這個詭異的內心風景以和回收兩兄弟不同的方式，暗示了人的社會經濟生存和生命體驗本身之間出現的同一個對立。作為後工業時代的物，塑料袋關聯著人們的社會經濟行為——消費和回收。這種行為以機械的周而復始，取代了對生命的成長、豐富、深化以及衰老的詩意體認。塑料袋的周而復始是無生命、去生命的，因而是反詩歌的。而它在詩歌中的在場，拒絕和推延著人們從道德和情感深處與以往熟知的詩句所表達的感動、世界觀、夢想和信念再度鏈接的機會。這正是《飛越黃昏的塑料袋》表達的時代意義：塑料袋這種後工業時代的不可生物降解之物切斷了人和自己的歷史、經驗、情感、信念之間可能的深刻聯繫，這裡的「人」既包括城市白領又包括失地農民。一再失去這些「深度鏈接」機會的人們逐漸失去重新定義自我的條件，失去了悟自己豐富的內心經驗的機遇，進一步成為消費和回收的機器。在後工業時代超越時間、長於生命的物面前，可能失去的還有什麼——「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以「閃閃的星斗」及黃昏與歸雁為基礎架構的自我意識？

詩人鄭小瓊以另一種方式，從承受者的角度，展示了慢傷害所即將引發的危機。在她筆下，打工者對「貧窮」和「失去」的承受與城市對致命之物的承受是互為映照的。鄭小瓊對後工業時代城市文明的最有力的寫照之一就是逃無可逃的各種化學物質和重金屬在生活和身體中的集聚。在《人行天橋》的這段文字中，十幾種重金屬和化學毒素，從鉛、鎘、硫、鍶—90、鈈、錫、砷、汞、硒到塑料泡沫的毒物和鋼筋水泥的輻射，通過植物、食品、藥物、空氣和水進入城市生活者的身體。

噢你開始傾聽植物的交談，它們綠色的語言重金屬的垃圾，一棵棕櫚醫生對病態對花草說著鉛與鎘的毒素，變異的黃說著硫與鍶-90的傑作。玻璃的光源致使交通意外136次死亡138人，用鈈代替鈣生產的口服液，柔軟的銀白色的錫在空中浮蕩，它們衝進你的肺葉與血管，砷在吞食著你們的性慾，汞殺死了河中的水藻與魚類，硒使河道發出腥臭，浮在水面的塑料泡沫連同鋼筋水泥110分貝生活環境扼殺了你所有的想像力。剩下是一位香港明星在半空中販賣著化妝品與速凍食品，據統計每年新出生的嬰兒中有100000個左右是缺陷兒。

這裡，鄭小瓊有關後工業都市文明的寫作近乎於學者斯黛西·阿萊莫（Stacy Alaimo）在歐美當代文學中看到的「物質回憶錄」（material memoir）式的寫作，這種文體的出現是因為，在不再具備健康安全感的社會中，普通公民不得不自己去摸索幾近專業的科學知識並經歷認識論上的轉變，以謀求在毒物叢生的物質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方式。阿萊莫在閱讀中提出了「物質自我」的概念，指出沒有任何一種自我意識能夠在分子的層面隔絕於後工業時代的物而構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鄭小瓊表現出當代自我——「你」——如何和含毒的植物、水藻與魚類、肺葉和血管、被吞食的性慾和缺陷的嬰兒一樣，由於承受了我們這個文明特殊的物而成為這個時代的生態標記，成為資本和工業的產品。《人行天橋》似乎以語詞和文本的方式回應著《塑料王國》用影像記錄下的內容，它們清晰地展示出，作為承受者，回收工人、打工者、「你」與生態危機劈面相逢的地點並不是在遠在天邊的中途島，也不是以奇觀的方式，而是在她／他們這延續不過百年的軀體之中、在他／你們每天都會感到的「針刺一樣的」疼痛里、在每天都會吸入乃至「已經聞不到」的臭氣和毒氣中、在不再有活物的河流和不再能飲用的地下水、在每天都在視野中縮小的「子孫後代的地方」。回收工人、他／她的身體以及周圍的生命網路就是地球共同的生態危機發生的場所。而他們的手上和臉上的傷痕、腫脹的關節、變色的皮膚、無名的病痛和被扼殺的想像力是後工業時代的被延宕、被移置的慢傷害的結果，他們承受著病痛的身體正是被傷害的更大生態體系的縮影——而這一切有害物質和生命體本身間的衝突，構成了他們的「自我」的結構和改變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塑料王國》和《人行天橋》已經不僅是對承受的展示，而且也是對承受的閱讀，甚至是對承受之極限的閱讀。他們展示了對傷害的承受，更展示了承受之不可言說的極限——顯而易見，人們所承受的一直是生命不可承受的傷害，於是對於承受的表達實際上成為對不可承受的表達。因此，對生命不可承受的物的認識正是拒絕慢傷害的起點。像《塑料王國》從始至終展示的，回收工人非常清楚他們面對的惡劣條件及其對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脅，而他們最終達成的是對這些慢傷害的否定。有一段兩個女工的對話很有啟發性地揭示了她們對「承受」本身的反思，或者說承受的邊界。

女工甲：叫我說，咱這裡停了不幹塑料，干別的。

女工乙：塑料都不能幹，還能幹什麼，還不是光靠了塑料。

女工甲：哎呀，早前沒有塑料也沒餓死。

女工乙：沒餓死，不是也沒錢？開廠子的掙大錢，（咱）這些打工的掙個小錢。

女工甲：讓我說這裡的人都看見這個掙了錢了，好不好，是掙錢。但反過來說，子孫後代沒有塊好地方了。空氣，空氣不好，水，水不好。沒有一點好。你想這有什麼好？說句開玩笑的話，就是錢好。

女工乙：有錢就行唄，有錢買什麼不行。

女工甲：我跟你說，有錢買不來生命！

也許是出於女性身體對疼痛的敏感，也許出於身為母親保護子孫後代的本能，女工甲雖也和兩兄弟一樣做過生死的抉擇，但她最終從承受者的角度確認了生命，並以生態—分子的名義拒絕傷害、拒絕承受。「錢買不來生命」！——這裡的「生命」不僅是對女工甲個人的生命，而是對一切生命，是生命本身和一切承受著傷害的生命體的命名。通過這個命名，女工甲強調了生命個體與生態系統的獨一無二性和互相關聯性。生命和生態體系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是生態的一部分，是空氣、水、沒有污染的地方的一部分。這裡，對生命—生態的護衛和命名是她對「錢」進行反神秘化解析的第一步。對生命—生態的肯定使女工甲呼喚一個不再被「錢」全部壟斷的未來，那不再是無出路、沒辦法的對「死」的認可，而是拒絕接受更多毒物的身體，是一個讓非工業的農人和她們子孫的「好地方」都能夠活下去的社會經濟可能性。這種建立在生命和生態的價值上的未來經濟可能性與西瓦所說的「生命經濟」或「活的經濟」（living economy）不謀而合。在西瓦所倡導和實踐的「生命經濟」中，生態的存活、作物的多樣性以及農人的存活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未來想像也否認著前文所說的社會經濟生存和生命之間、施動和承受之間的分裂。而不能不說，這位女工與西瓦十分相近的未來想像也正是城市白領們乃至人類社會的健康和未來所在。

～求關注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長按掃碼即可關注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