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元璋有關的三起大案

胡惟庸案

胡惟庸，定遠人，也算是朱元璋的大同鄉。在和州歸附朱元璋。起初只在元帥府里擔任些小差使，外放去當寧國等地的地方官，逐步升遷到湖廣行省僉事。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被召回中樞，當上太常寺少卿，不久又晉陞為太常寺正卿。從這張履歷表來看，這個胡惟庸應是一名幹員。至少，他對官場的遊戲規則應當瞭然於胸，才能一路升遷。洪武三年(1370年)，由於李善長的推薦，他當上了中書省參知政事，後一年又接替剛升任右丞相的汪廣洋的空缺，當上左丞，踏進中樞之地。

建國之初，朱元璋對於統率百官的丞相一職十分看重。起初給了他所信任的李善長和徐達。但是，徐達長年在外征戰，李善長年齡比較大，還生了病，難任重任。究竟把這份責任交給誰，楊憲、汪廣洋、胡惟庸都進入過朱元璋的視野。楊憲忌刻急躁，攻訐同僚，反而被朱元璋殺了，首先出局。汪廣洋圓滑，也不為朱元璋所喜歡，左遷廣東行省參政，中書省掌權者的職位虛懸了好久。胡惟庸則相當幹練，很稱朱元璋心意，於洪武六年(1373年)升任右丞相，並於洪武十年(1377年)升左丞相。就在這一年，汪廣洋被召還擔任右丞相，本來位於胡惟庸之上的他，反當了胡的副手。如此安排，說明朱元璋雖然欣賞胡惟庸，還是透露出一絲防範的意味。另一些防範措施是：就在這一年五月朱元璋任命李善長、李文忠共議軍國大事；六月，下令全國臣民有事可直接上書皇帝；七月，設立通政使司，作為溝通內廷外朝的通道。九月間才當上左丞相的胡惟庸雖然權重位高，但仍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

然而，胡惟庸似乎對此並不清楚。掌權之初，他還知自勵，處事謹慎小心，朱元璋比較滿意。隨著朱元璋信任有加，他的權勢欲開始膨脹，生殺予奪，並不奏明朱元璋，就擅自決定。內外衙門的奏章，他必定看，於己不利的就留下不發。一批躁進之徒，以及功臣武將沒有如願得到職位的，爭相奔走其門下，送給他的禮物不可勝數。

也有與胡惟庸不合流的，第一個是徐達。他看不慣胡的作為，曾經在朱元璋面前說了幾句。胡惟庸知道了，想通過引誘徐達的門官福壽來算計徐達，不料福壽反而告發了他。

劉基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詢問他胡惟庸可否為相，劉基說，好比坐馬車，就怕馬狂奔亂跑。胡惟庸對他恨之入骨，最後派人下毒藥害死了劉基。

胡惟庸如此肆無忌憚，除了朱元璋的信任，還依仗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的支持，或者說，他就是這個集團的重要代表人物。

學士吳伯宗，上奏章彈劾胡惟庸，非但沒有撼動他，差點危及自身。

此後，胡惟庸益發囂張起來。據說，他的定遠舊宅井中生出石筍，拍馬屁的都說這是祥端。又有好事者說，他家祖墳上夜裡火光燭天。這些東西，極有煽動力，在亂世足以啟動人野心，而在承平時也足以葬送人。

胡惟庸恰恰就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在自己周圍糾集了一個小集團。

他向朱元璋推薦陳寧作御史大夫，負責監察工作。陳寧一向以酷吏聞名，與胡惟庸結合後得其所哉。朱元璋批評他，不理。其子陳孟麟勸他，反被亂棍打死。朱元璋得知，氣憤異常：這個陳寧對兒子如此，難道不會這樣對待君王嗎?這話傳到陳寧耳中，更讓他向胡惟庸靠攏。兩人曾在中書省偷看軍隊的秘密檔案，這是犯了大忌的。

在中樞與胡惟庸十分接近的還有御史中丞塗節。

參與胡惟庸小集團的為首分子，還有武將陸仲亨、費聚。

陸仲亨從陝西回應天時擅自動用了驛站的馬匹。朱元璋斥責他：中原兵燹之餘正在恢復，老百姓買匹馬不是容易事，都像你，老百姓賣盡子女也難以供給。罰他去代縣捕捉盜賊。

費聚奉命去蘇州慰問軍民，日夜沉湎酒色。朱元璋發覺後打發他到西北招降蒙古，又無功而返。兩件事並在一起，朱元璋將他一頓痛斥。

兩人本來只是憑著隨朱元璋起兵的老資格，並無多大能力，碰到這樣的事，不痛快了。胡惟庸乘機拉攏他們，在威脅利誘之下，兩人同意在外為胡惟庸效力。

參與胡惟庸集團的，還有都督毛驤等人。

最關鍵的人物是李善長、李存義兄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是胡的女婿，關係很密切。胡惟庸先讓李存義去勸說哥哥，李善長十分驚詫，對弟弟說：你在說什麼，想一想，這是滅九族的事。第二個受委託勸說李善長的是他的老朋友楊文裕，開出的條件是事成之後封淮西王，李善長也沒有答應，據說已經心動。胡惟庸這才親自出馬，李善長卻退縮了。過了好久，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說，李善長說自己老了，等他死後，讓他們自己干。

到了這個地步。胡惟庸膽子越來越大。一面派明州衛指揮林賢到海上招納倭寇，一面讓原來元朝大臣封績致書與沙漠中的北元勢力聯繫，請為外應。而且有人說，封績在捕魚兒海地方被藍玉擒獲，李善長也知道此事，只是不報告朱元璋。

上述這些情況，大概都是後來審訊中得知的。

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案始發於一件小事。

胡惟庸的兒子在街上策馬狂奔，墜馬死於車下。胡惟庸殺了車老闆。朱元璋藉機大做文章，連胡惟庸提出賠償解決都不答應。這一下，胡惟庸害怕了，與陳寧、塗節等人商議起事，還要通知各地黨羽一起動手。

事情至此，還沒有暴露。

洪武十二年(1379年)二月，占城(即今柬埔寨)來貢。中書省沒有向朱元璋報告，卻被太監碰見了。朱元璋容不得臣下隱瞞如此重要政務，斥責胡惟庸、汪廣洋。他們辯解這是禮部的職責。禮部也不肯擔當。朱元璋更加發怒，把大臣都關了起來。

此時宦海一片驚濤駭浪。先是塗節頂不住，這一年年底供認劉基是被毒死的，汪廣洋也知道這事。

很奇怪，朱元璋此時沒有深查胡惟庸，只去追究汪廣洋。大概，塗節此時只想拋出汪廣洋轉移視線，當然也不能排除朱元璋沒有下最後決心的可能。

汪廣洋當然不承認。朱元璋恨汪廣洋欺騙自己，先將他發配廣南，後來又想到汪在江西時還保護過朱文正，在中書省又不揭發楊憲，數罪併罰，派人追上發配途中的汪廣洋，處死了他。

汪廣洋一死，事情又起波瀾。因為他的小妾陳氏跟著自殺。陳氏是一位知縣的女兒，父親有罪而被沒入官。按慣例，這樣的婦女只分配給功臣家。汪廣洋是文臣，沒有資格得到。朱元璋下令徹查，於是牽連到胡惟庸及六部官員。

塗節這時候端出了胡惟庸。曾經當過御史中丞的商?此時受處分貶謫在中書省當個屬員，也將胡惟庸的密謀上告。朱元璋大怒，下令逮捕了胡惟庸。胡供出了陳寧、塗節。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六，胡、陳、塗，一大批涉嫌的黨羽都被誅。

接下來，朱元璋乾脆廢除了中書省，以六部分理全國政務，皇帝親自總攬大權。功臣武將更不預聞政事，只管打仗。

但是，胡惟庸被殺，不等於案件了結。它整整延續了十年，直到淮西集團的頭目李善長死才告終結。

李善長投奔朱元璋後深受信用，主持政務，籌餉理財，為朱元璋的崛起立下大功。明王朝建立，李善長位列第一功臣，受封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歲祿四千石。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將自己的大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了李善長兒子李祺。朱李兩家的政治婚姻，似乎更鞏固了李善長皇帝之下第一人的地位。

但是，李善長外似寬和，內心忮刻。最明顯的，就是與劉基的關係。以劉基之功只得到個誠意伯的封爵，享祿僅二百四十石，還不得不告老還鄉，大概都有李善長的作用在內。兼之一個淮西籍功臣勛舊集團的日益膨脹，李善長也是一個為首人物。

對此，朱元璋不可能一無所知，不可能一無防範。但是朱元璋過人之處在於他會選擇動手時機，而且不動則已，動則必置人於死地。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長生病致仕，朱元璋賜給他臨濠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家。過了一年，病好了，朱元璋讓他在臨濠當監工，負責中都的興建事宜。這或許還是出於照顧他身體的緣故。

中都興建過程中，淮西集團中人大過衣錦回鄉的癮，大造私邸，讓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長不能辭其咎，朱元璋對他卻並無舉措。相反，卻在洪武七年(1374年)將他弟弟李存義提拔為太僕丞，李存義之子伸、佑，都當上地方官。這段時間，李善長志得意滿，應該十分舒暢。

朱李聯姻，讓這一切達到頂點，而這也意味著轉折的開始。

臨安公主新婚才一個月，一向以無所建白著稱的汪廣洋卻和陳寧聯名上奏指控李善長，如果沒有人指使，他們大概不會這麼干。罪名主要有兩樁，一是朱元璋生病不來探望，一是李祺婚後六天不上朝，作父親的也不自責，犯有大不敬。朱元璋削減了他歲祿一千八百石作為處罰。這只是薄懲。朱元璋此時還不想動手。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伏誅，李善長卻安然無事。

洪武十八年(1385年)，禍事開始降臨李家。有人告發李存義父子是胡惟庸一黨。朱元璋只是把他們安置在崇明。但是李善長沒有去感謝朱元璋的恩德，這事又深深地刺激了朱元璋。

事情的總爆發要在五年之後。

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長已經七十七歲，難以約束家人。為了營建私邸，他想向湯和借三百名衛卒。湯和卻報告了朱元璋。李善長又請求不要把他在應天犯了法的親戚丁斌流放。這下，朱元璋發怒了，審問了丁斌。此人原在李善長家干過事，把聽到的李善長兄弟密謀的事供了出來。再把李存義抓來審問，李善長就再也躲不過了。

樹倒猢猻散。李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也出來告發他與胡惟庸互相贈送錢物、說悄悄話的情況。

大獄由此告成。

李善長的罪名是，以元勛國戚身份知道逆謀而不報告，狐疑觀望想兩面投機，為大逆不道。正巧此時星象表示大臣會發生變化。朱元璋終於殺了李善長一家七十餘口。只留下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及其夫李祺，兒子李芳、李茂，但也被遷徙江浦。

這是胡惟庸案的高潮。十年前殺的主要是文官，這時候不但有像李善長這樣的明朝第一文官，還有大批大批的武將功臣都被處死。至此，延綿十年，株連被殺三萬餘人的大案總算告一段落。有的功臣已經死去，還被追坐，被剝奪封爵。被殺被追坐的有陸仲亨、唐勝宗、費聚、鄭遇春、吳禎、陳德、郭興、華雲龍、顧時等9人，都屬朱元璋最初起兵時的24人之列。

朱元璋親自寫詔書，公布李善長的罪狀。還下令將有關人的供詞，編成《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此書後來失傳，據看過它的錢謙益說，裡面矛盾百出。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恐怕都會知道口供之類的是怎麼回事。

這在當時也不是秘密。大才子解縉草就一份奏章，讓工部郎中馮國用上奏朱元璋。內中說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得到的已經達到人臣的極致。假使他自己圖謀不軌，還有理由，說他要輔佐胡惟庸，實在大錯。人們愛自己的孩子必定勝過兄弟的，喜歡安享萬無一失的榮華富貴，必定不想圖僥倖萬一。李善長與胡惟庸，不過是侄子的岳家，與陛下則是兒女親家。即使胡惟庸成功，李善長也不過同現在地位一樣。而他豈不知道天下不可能僥倖取得。凡是作大逆不道的事情的，必定是有深仇大恨或者激烈的變故，萬不得已，只能死裡求生，以求擺脫災禍。李善長沒有這樣的事，何苦突然要干這樣的事。而要說到天象有變，要殺大臣以應之，則尤其不可取。很擔心天下人知道像李善長這樣的人都如此下場，導致人心渙散。現在李善長死了，但願陛下作為以後的借鑒。

朱元璋看了，居然沒有處罰這兩人，實際上承認李善長是冤枉的。

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和郭桓案，是朱元璋一手弄出來的又兩起大案。

所謂「空印」，就是先蓋印，後填寫文書。朱元璋要求各地布政使司，也就是各省，乃至府、州、縣，都要派出管理錢糧的官員，當時稱作計吏的，到戶部呈報本地的財政收支賬目。這些錢糧、軍需等款項，要由縣一級報到府，府再報到省，由省匯總報部。戶部審核分毫無差，才准許報核結案。如果有一絲一毫不合，馬上要被駁回，全部賬冊需要重新編造。麻煩在於當時交通不便，真要是回原衙門重新查核，重新編造，路途近的猶可，遠的可能費時數月。於是，為了減少來回奔波，有的計吏去應天前會帶上蓋好官印的空白賬冊，遇有被駁回的，隨即改正填寫。

這辦法實在聰明，大家便跟著學，成為常規，也就是公開的秘密。

它給一些衙門帶來方便的同時，也為官員不負責任打開了方便之門。

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了，卻認定這裡有貓膩，非嚴辦不可。主印者則被處死，佐官則被杖一百，還要充軍戍邊。實際上，被殺的不止是掌印者，稍有牽連就被處死。

奇怪的是，這個大案究竟發生在哪一年，現在也弄不清了。有說是洪武八年(1375年)的，也有說九年(1376年)，乃至十五年(1382年)的。據《明史·刑法志》說，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體當以此為是。此案發生時正值胡惟庸案風聲正緊，殺了些地方官，不足以引起多大轟動。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在頂風作案，以致幾個年份都有犯案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由於空印而被殺被流放的官員，數以萬計。

其實，那些人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是普通的公文紙，不能用作別的用途。不光帶著這些空印文冊的懂得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都知道，而且是默認的。否則，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回原衙門重新編好的賬冊，短短几天就弄好了，他們也會懷疑，也會阻止。

只是胡惟庸案正弄得官場上下緊張萬分，少有人敢惹火上身。

也有人不怕死。

鄭士元是河南的一個地方官，因為空印被逮入獄。他弟弟鄭士利冒死上書，說明空印不過是權宜之計，難以作姦犯科。而且，國家的責任在於立法要明示天下，而後才能給犯罪的定罪。大明朝沒有空印之律，受誅者豈能無話可說，只是不敢說而已。現在被殺的都是一些地方官，人才難得，殺人不可能像割草一樣。

朱元璋見了大怒，將鄭士元、士利兄弟兩人都罰作終身苦役。

對於空印案，朱元璋父子間也有不同看法。朱標受父親之命經常會複審一些案件，以訓練行政能力。朱標藉機減了不少人的刑。朱元璋問御史袁凱：我與太子誰對。袁凱有點急智，說是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

朱元璋聽了，起初很滿意，但也認定袁凱在兩面討好，厭惡其人。逼得這位御史當場裝瘋。朱元璋不信，叫人用木錐刺他，袁凱居然放聲大笑。放回家後袁凱繼續裝，朱元璋派人來看，完全是一付瘋子模樣，朱元璋這才相信，袁凱總算揀了一條性命。這也算是空印案惹出的一點餘波。

平心而論，以朱元璋的性格，痛恨的就是官員的腐化，讓他抓到一點苗子，豈有不大做文章的。而且，從在位者的角度來看，事關國計民生，不可不慎之又慎。明末談遷就認為：空印事，諸主吏雖無他，然弊不可長，朝廷深懲之未為過。鄭(士利)好義慨然訟其失，輸作終身，亦未為非幸也。在他看來，鄭氏兄弟就是被殺了也不為過。當然，這是被殺頭還要喊「謝主隆恩」年代的人的想法，現代人看見的，主要就是朱元璋的殘忍了。

儘管朱元璋痛恨貪污，嚴懲官員的命令屢屢頒布，而「碩鼠」還是不斷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一隻碩鼠，就是郭桓。他被逮住，又引出了一連串的碩鼠，引發了又一起明初大案。

郭桓官居戶部右侍郎。戶部是主管全國的戶口、土地、錢糧的衙門，郭桓要貪污，條件是現成的。他奉派去收浙西秋糧，應該收四百五十萬石，結果只收了六十萬石，另收鈔八十萬錠，按當時糧價折算，大約可抵二百萬石，即少收了一百九十萬石。郭桓等人共接受浙西等府贓款鈔五十萬貫，參與作弊的有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還有吏員邊源等。郭桓受賄，國庫倒霉。最嚴重的是應天等五府，那裡夏糧秋稅數十萬石無一粒入庫。朱元璋所編《大誥》里說，郭桓貪污的糧食，可以供給軍隊吃三年。最初只公布他們共貪污七百萬石，是說多了怕百姓不相信，實際他們貪污的，折算成糧食為二千四百萬餘石。

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終於被告發，同案的還有北平布政、按察兩司官員李?、趙全德等人，罪名是勾結貪污。朱元璋下令審訊。一下子就牽出了一批官員，包括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志德等，郭的下屬胡益、王道亨等也參與分贓。

朱元璋震怒了。談遷說，朱元璋甚至下令將整個衙門的官員都處以死刑，大概過甚其詞。《明史》說，自六部侍郎下皆死。大概還比較可信，至少，有幾個尚書沒有殺掉。此案又是死者累萬，連同空印案，有人估計總共殺了七八萬人。

空印案殺的，主要是地方官。郭桓案則牽連了從中央六部到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員。這些官員供出貪污所得不少借寄民間。於是，為了追贓，又牽連到平民百姓之家，許多中等人家傾家蕩產。江浙一帶的故家巨室，由此遭受重創。

由官員的貪污而弄到老百姓也受牽連，而這些百姓主要在江浙一帶，又恰恰是以前張士誠的根據地。朱元璋不無有意將案情擴大化之嫌。郭桓案，實際上可以看作封建社會中一種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

隨著案情的發展，牽連越來越廣，人心浮動。而且，朝野普遍將此事歸咎於御史余敏、丁廷舉等人。

如此指名道姓地指責一些鷹犬，大概朱元璋也感到有些麻煩。然而皇帝總是不會認錯的。朱元璋一面親手下詔羅列郭桓等人的罪狀，肯定辦這樁案件是有道理的。一面又將審判此案的右審刑吳庸拋了出來當替罪羊，還辯解說：我要求除去奸惡，怎麼料得到反而生出奸惡來擾民。今後再有這樣的官員，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寬宥。這樣算是把這樁大案打發了過去。

就在郭桓案曝光之前不久，朱元璋承認：他自己從即位以來，按照自古以來的規矩任命官員，遍布中華大地及周邊地區。但是沒有料到這些人上任時宣誓效忠，當官久了，大都是奸臣貪官。我不得不明定律法，規定的刑罰十分嚴厲。所以內外官員要想做到稱職十分艱難。能夠善始善終的很少，而遭到殺戮的卻很多。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又說：自開國以來，浙江、江西、兩廣、福建等地所設地方官員，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一任，往往等不到期滿考核，就不免貪贓事發。

貪官有罪該罰，自是不錯，但是殺了二十多年，貪官還是那麼多，就得考慮單靠殺是否有效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