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

先秦宗族史研究的動向

宗族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根據發展階段、組織形態、社會功能的不同，我國歷史上的宗族大略可劃分為五類：上古分封社會中的宗族、中古士族制下的宗族、宋元科舉制下的宗族、明清祠堂族長制宗族、近現代社會的宗族。其中，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宗族的起源和初步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宗族在表現特徵和組織形態上都有別於後世。近些年，專門從事先秦宗族史研究的學者日趨增多，研究的視角、內容和深度都較先前有了明顯進步。

從事先秦宗族史研究的學者，一般將關注點放在幾項主要的宗族制度上：宗法等級制、繼承製度、婚姻制度、姓氏制度、宗廟祭祀制度、族墓地制度等。這些制度層面的研究，注重尋找宗族的發展演變規律，總結不同時段宗族形態的特點，進而試圖揭示商周時期宗族的社會功能和動態進化過程。僅以先秦姓氏制度為例，近些年的研究專著就有趙艷霞《中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年）、張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四部，而相關的研究論文更是不勝枚舉。這些論著對我們了解、認識先秦時期的姓氏制度無疑有著重要參考價值。但也應該看到，前輩學者對先秦宗族及其制度的研究，過多追求對某項制度「通史」式的考察，偏重製度卻忽視個案，強調整體而忽視區域和微觀，這種缺陷在東周宗族的研究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春秋戰國是交織著變動和革新的時期。周天子權力的式微和諸侯大國之對峙，使不同地區和國別的宗族組織出現相對獨立發展的局面，導致他們的宗族形態、宗族結構、宗族政策各具特色。近人孫曜撰寫《春秋時代之世族》，目的之一即揭示「各國世族之特質」，然其結構足夠宏大，論述卻宥於粗淺。朱鳳瀚先生《商周家族形態研究》是目前研究先秦宗族的最重要著作。商代和西周的宗族考述佔據該書大量篇幅，而東周宗族的研究未按國家、地區或族別加以分類，使其歸納的特點和得出的結論相對寬泛，研討深度不及商、西周。有鑒於此，一些學者開始按區域和族別來研究東周時期的宗族。例如，逄振鎬先生《山東古國與姓氏》，考辨先秦時期存在於今山東地區的宗族，就其族姓、封邑、流徙、興亡等進行系統考察，加深了對該區域早期歷史與文化的認識；白國紅先生《春秋晉國趙氏研究》，通過細緻分析趙氏的發展源流及其與晉公族及諸卿大夫家族關係的變化，剖析了「晉國社會乃至春秋政治格局的發展脈絡與變化實質」；陳韻《春秋齊之國高二氏譜系研究》，系統考察春秋時期齊國之國、高兩大族的源起、世系，辨析前代譜系著作中的訛誤、異文，多有創見。至於東周時期楚國宗族，雖然已經有一些個案探討，如下文將要介紹到的張君、李零、蒲百瑞等學者的研究，但缺乏對楚國宗族的族源、采邑、世系、流徙、興亡等做全面考察，更不用談對楚國的宗族結構、宗族政策等進行深入剖析了。迄今，楚文化考古的豐富成果和楚文字研究的持續進展，為系統探討楚國宗族及其制度提供了充足的條件。

考古發現對楚國宗族研究的推動

由於傳世典籍的缺略和關注視野之局限，先秦宗族史的研究在較長時間段陷入止步不前的窘境。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曾感嘆說：「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為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余蓋紛然雜出……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20世紀初以降，隨著我國現代考古事業的勃興，過去關於姓氏「茫不可考」「安所質究」的狀況得到極大改觀。

楚國宗族研究的展開和繁榮，受益於眾多重要的楚文化考古發現。從宗族史研究的角度，大概可將這些考古資料分成兩類。

一類是承載各種宗族信息的文字材料，包括金文資料、簡牘文獻等。東周時期的銅器銘文儘管趨於簡單化，但一般都還刻有作器者的氏名，個別器銘還標註其家族出身或作器背景。目前發現的楚國有銘銅器主要有淅川下寺、和尚嶺、徐家嶺楚墓銅器群，襄陽山灣M33、M23銅器群，南陽西關彭氏家族墓銅器群，崇源銅器，壽縣楚幽王墓銅器群等。此外還有楚燕客銅量、楚屈叔佗戈、楚屈子赤目簠、楚屈喜戈、鄂君啟節、「楚子某」器等一批重要的有銘銅器。這些銅銘資料不僅記載有薳氏、屈氏、沈尹氏等楚羋姓公族，還涉及彭氏、鄧氏、潘氏、申氏等外來宗族。

楚地出土簡牘資料的年代集中在戰國時期，包括曾侯乙墓竹簡、包山二號墓楚簡、天星觀一號墓楚簡、望山一號墓楚簡、葛陵楚墓竹簡等。據統計，包山簡記錄了「約140個姓氏及數量近千的人名，這些姓氏及人名是研究當時姓氏制度及稱謂的重要資料」。包山簡、葛陵簡中的祭祖簡揭示了昭氏家族的始封、早期世系和族支分化，對研究楚國昭氏宗族極有幫助。望山簡、天星觀簡分別記錄了悼氏、潘氏的族氏譜系信息，同樣具有彌補文獻缺漏的重要價值。曾侯乙簡則記載了一定數量的楚國各級官吏及其名號。此外，上博簡《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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