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譽交織羅家倫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發源地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以一本《新潮》雜誌和一紙《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一筆寫出五四潮」，成為名噪一時的「五四健將」。他的一生長期耕耘在教育領域並有所建樹，也曾出任國民政府的閑職進行「幫忙」或「幫閑」，還常常標榜自己「不能忘情於學術」而專註於歷史研究。

羅家倫是現代中國社會大變革時代「文人政治化」或「政治化文人」的典型代表。在他的生前身後都是毀譽參半，歷史評價更有雲泥之別。贊之者稱他「思想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貶之者譏之為「御用文人」「幫忙」或「幫閑」文人。那麼，歷史中真實的羅家倫又是怎樣的呢？

治　校

1928年，年僅31歲的羅家倫得到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和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的提名，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到任之前，他在答覆清華學生會代表時誠懇表示：「來辦清華，本系犧牲個人之政治地位，自當以全副精神來辦理清華。」9月18日，羅家倫宣誓就職，在其就職演說「學術獨立與新清華」中，提出了「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的四化教育方針。羅家倫充滿激情地宣示了自己建設「新清華」的雄心：「我們要共同努力，為國家民族樹立一個學術獨立的基礎。我們要建設一個新學風以建設新清華！」

針對「舊清華」的積弊，羅家倫「以革命的精神」開始了他的「除舊布新」的整理工作。首先，改良組織，裁併機關和冗員。使職員人數由95人減為72人。其次，擴大教授陣容，提高教授待遇。現有教授中18人續聘，37人解聘。另成立聘任委員會，專事延攬國內外著名學者。至1929年4月，半年內新聘教授講師近30人，包括錢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克爾文（美國）、薩本棟等國內外知名的學術大家。第三，整頓各學系。同時，停止全部畢業學生派遣留美的辦法，而改為公開考試，選拔少數成績優秀的學生赴美深造。羅家倫還開了清華招收女生之先河。對此，馮友蘭評論：「1917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時期，1928年是清華的大改革時期。」

羅家倫年輕氣盛，鐵腕治校，引起了許多非議。許多人認為「羅的辦學政治色彩太濃」，而其最大的惡名是推行「紀律化」徹底失敗。羅曾投筆從戎，強調「尚武」精神。在執掌清華時，他身著戎裝，強推軍訓。張岱年因不堪軍訓之苦，轉投北師大。哲學系才子沈有鼎因軍訓被記過8次，險被開除。此舉始終不受學生歡迎，勉強推行了兩個月，終於虎頭蛇尾，草草收場。以「紀律化」「軍事化」管理學生，這種做法與大學的獨立自由風氣格格不入，給師生留下了惡劣影響，是其日後遭驅逐的一個「遠因」。

羅家倫還在清華上演了一幕「大戲」，在基金保管和「專轄廢董」抗爭中經過頑強而巧妙的高層運作最終大獲成功。由於特殊的辦學背景，清華在相當長時期由外交部主管，獨立於國家教育系統之外，後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其模仿美國方式設立董事會對學校進行管理。董事會一向採取暗箱操作的運作方式，漸為清華師生所不滿。1929年4月，清華大學董事會兩次否決了羅家倫提交的學校發展規劃和相關預算，羅斷然辭職，並暗下決心：「要以我的辭職，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與獨立，以及清華隸屬關係的正規化。」辭職前兩天，羅擬就了一萬多字的長文，將清華基金的積弊，連同湯姆生會計事務所查賬的報告，以及清華在兩部共管之下面臨的掣肘和困難如實記錄下來，交給上海各大報紙，於他遞交辭呈的同日一併發表。此舉引起朝野震驚，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兩部會商此事。會商前，羅向美國駐華公使通報清華基金的實情，進而提議基金由中美合組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主權屬清華，支配權歸教育部。這樣，既使基金擺脫了長期由外交部官員控制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長支配帶來的誤解。對此方案，美國公使欣然同意。於是，兩部會商順利通過該方案。至於促成清華專轄教育部，羅家倫意識到在行政院會議上，教育、外交兩部部長為避免爭執，極可能採取折中辦法而使此事夭折。為此，他開始啟用自己在國民黨中央的人脈網路進行四處斡旋。他繞過行政院，直接找到國務委員戴季陶和陳果夫，由二人聯名提案。羅又徵得蔣介石、譚延闓、孫科三位大員的首肯。提案在1929年5月的第28次國務會議上順利通過，取消兩部共管和清華董事會，清華由教育部專轄。這樣，羅家倫基本剷平了學校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使清華成為一流學府是羅家倫孜孜以求的目標。據清華學生1930年的記述：「我們看到羅氏回校後到現在一年之內，建築方面有生物館、圖書館、氣象台和學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數量上較以前是多了。課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經費方面總數雖較以前還少，但圖書儀器的費用增加了很多。」清華大學漸上軌道。陳寅恪誇讚「志希在清華，功德是很高的。像他這樣的校長，在清華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令人惋惜的是，羅家倫的辦學進程因政治風雲的變幻而戛然終止。中原大戰閻錫山控制北平，給羅家倫強加「黨化教育」的罪名，迅速釀成「驅羅風潮」，部分學生推波助瀾，多數教授沉默而不施援手。1930年5月23日，羅家倫辭職離開清華。

相比執掌清華卓有建樹卻不見容於校內師生，羅家倫執掌中央大學功成名就，基本收穫一致好評。

1928年建校以來，國立中央大學幾經學潮和易長風潮的衝擊，再加上辦學經費困難，學校教學和管理始終未上正軌。1932年8月，羅家倫臨危受命，出掌中央大學。面對一個「飽經風波以後百端待理之中央大學」，羅的第一反應就是辭職，故有「命令朝達，辭呈夕上」之說。無奈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三顧茅廬，並「以國家及民族學術文化前途的大義相責」，羅家倫遂抱定「個人犧牲非所當惜」的勇氣，接下這塊燙手的山芋。

10月11日，在中大開學典禮上，羅家倫發表了題為《中央大學之使命》的演講，提出「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本大學的使命」，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養成新的學風。他用「誠樸雄偉」來概括新的校風，這四字現在也依然是南京大學（中央大學的後身）的校訓。

和主持清華大學一樣，羅家倫在治理中央大學的過程中，始終抓好人、財、物三件事，而「人」一直是他關注的核心。羅家倫曾說：「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真才實學是他聘人的唯一標準。在他任校長後相繼進入中央大學的教授都堪稱一時之選，如留美數學博士孫光遠和曾遠學、化學博士庄長恭、生物博士孫宗彭；留法物理博士、居里夫人的學生施士元，詩人徐志摩、哲學家宗白華、經濟學家馬寅初、化學家袁翰青等。他還加建了圖書館、新建了音樂教室等建築。上任兩年內就購進了近4萬冊中外圖書。

羅家倫確定的「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的治校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他認為經過幾年安定與充實的工作，中央大學發展的時機到了。1933年，他選定南京城郊的石子崗8000畝的區域，擬作為新的中央大學校址。他的構想得到國民政府同意，並分期下撥經費。新校址動工半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羅家倫帶著他未完成的「玫瑰色的大學夢」，與中大師生踏上了艱苦的內遷之路。

早在1937年春中日關係緊張時，羅家倫就已預見到一場大戰在所難免。他力排眾議開始實施遷校計劃。圖書儀器裝入事先定做好的幾千個大木箱里，藉助盧作孚的長江航運溯江西上，師生員工有組織地分批入川。同時，預先斟定的重慶新校址緊鑼密鼓地建設校舍。在有限的時間內，中央大學易地重新開學上課，於連天烽火中弦歌不輟。此舉被稱為戰時大學遷移的奇蹟。當學校員工歷時一年，帶著動物系的中外良種牲畜萬里迢迢來到新校區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感慨道：「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南開大學雞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卻全部都搬到重慶了。」

羅家倫在抗戰時說過一番擲地有聲的名言：「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顯示出羅家倫的氣魄和民族責任感。到羅家倫離任前，中央大學專職正、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學生3153人，成為當時全國高校中院系最多、門類齊全、規模最大的大學。從1938年開始實行全國「聯考」即統一招生的幾年中，全部考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將中央大學作為第一志願。上世紀40年代初，教育部前兩批45名部聘教授中，中央大學入選12人，超過四分之一。

儘管在中央大學的際遇要遠好於在清華，但在1941年秋，羅家倫還是黯然離開，賦閑在家。關於離職原因，一說是羅家倫與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關係不睦，難以調和；一說是羅家倫不肯拿中大教授的職位作人情，得罪了權貴；還有的說是蔣介石為獎勵汪精衛派的歸渝人士顧孟余，讓羅騰出校長職位。總之，羅家倫從此離開了給其帶來無數聲譽的教育界。

從　政

離開集「毀譽於一身」的大學校長位置後，羅家倫處於一種邊緣化的閑置狀態。他先後出任了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滇黔區黨政工作考察團團長、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和新疆監察使等閑職。但是，閑職不閑，不甘寂寞的羅家倫充分發揮自己「上達天庭」和口才文才俱佳的特長，把「學者型的官僚」替國民黨政權「宣示中央德威，融洽地方情感」的角色演繹得有聲有色，頗見功績。

1940年，國民黨推行「設計、執行、考核」的行政三聯制，為此成立了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負責考核。1941年9月，羅家倫出任黨政考核委員會滇黔區黨政工作考察團團長。10月離開重慶赴貴州、雲南。此行歷時兩個月。考察結束後，他認為國民黨的黨務工作仍有待改進，並提出四點對策。

在國民黨加強對西北控制的大背景下，1943年2月，羅家倫出任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考察團6月7日由重慶出發，至1944年2月22日返回，歷時九個月，行程達萬里。此行最終的收穫是歷時兩月草擬的《西北建設考察報告》。報告的主旨是在「建設西北已達實行之階段」，有感於多難之興邦，「貢危言於盛世」，向蔣介石「獻一得之忠忱」。然而，他的這篇精心之作因蔣介石工作的重心轉向內戰而被束之高閣。

出任西北考察團團長的同時，羅家倫開始介入新疆問題，於1943年3月被任命為新疆省監察區監察使，親身經歷了國民黨「收服」盛世才、徹底控制新疆的整個過程。國民黨對新疆的治理，羅家倫極為關注，撰寫了大量報告，也多次上書蔣介石，直言新疆「民政腐敗，邊民失望」，陳述對新疆問題的解決之策。雖然「竭智盡忠，嘵音喑口」卻「無補時艱」。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符合蔣介石「與本黨有關及在學術界有地位」選人標準，羅家倫由「內政」而「外交」，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駐印度大使，直接參与了國民黨政權與印度政府的「建交」和「斷交」。

1947年2月，羅家倫被任命為駐印度大使，5月5日抵達新德里開展工作。按照蔣介石爭取與尚未完全獨立的印度建立外交關係，以此擴大中國的影響，以真正樹立「亞洲領袖」地位的要求，羅家倫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積極聯絡印度各界，了解印度政情，見證印度政權接收典禮及各項慶祝活動；二是全力推動中印間文化教育交流；三是與印度商談簽訂通商友好條約。據羅家倫回憶，在大使任上經他手為印度做的事共14件，其中包括對印度國旗的設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將移交權力的時間定為零時。尤其是前者，多年以後，羅家倫還津津樂道地追述這一事件：

起初，印度方面計劃以綠、白、橘紅三色橫條做底子，中間安放甘地的紡車。對此，羅家倫頗不以為然，他認為，獨立後的印度要走現代化之路，不能只停留在原始土紡車上面；另一方面，在印度歷史上只有阿育王時期得到真正的統一，而印巴分治並非印度人民所願，既然面臨分離的痛苦，又懷有複合的希望，不如將阿育王輪放在國旗正中，既美觀，又有深意。這一建議得到了包括尼赫魯在內的印度政要的贊同。羅家倫得意地評價這一建議是「以一個中國大使來建議駐在國國旗的形態，而且這個駐在國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國家，恐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可惜好景不長，國民黨政權垮台，印度政府準備與國民政府斷交。儘管羅家倫做出了極大努力，但在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布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31日，羅家倫召集「大使館」全體人員，親自降旗撤館，「一場鬥爭於是在悲慘的光榮之下結束」。對於「二十餘年來不惜犧牲任何精力，甚至生命以服務政府與國家」的羅家倫而言，他開始懷疑「我的使命是不是失敗了呢」？他只能用「海闊天空數行淚，灑向人間總不知」來寄託情懷。其實，羅家倫使命的失敗是他所依附的政權不可扭轉的命運的投射。在歷史的大勢面前，個人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

修　史

羅家倫結束外交使命後，於1950年2月由新德里回國並定居台北。此後，他遠離了國民黨當局的政治權力中心，回到了他念念不忘無法釋懷的老本行—歷史學的天地。令人遺憾的是這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而是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其目的是為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總結歷史教訓，為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尋找所謂「合法性」的歷史根據。

1950年8月8日，羅家倫被任命為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1957年，台灣當局決定恢復「國史館」，羅家倫被任命為館長。1968年冬，羅以身體不適請辭兩項職務，至此其主持黨史會長達18年，主持「國史館」亦超過10年。這是羅家倫一生中「學術的興趣」和「社會的興趣」結合得最直接的一個時間段，因此也極想把他所積累的對於近代中國的思考和設想一一付諸實施。

主持「黨史會」後，羅家倫堅持「科學的歷史學」的治史理念，主要做了4件事。一是建設「荔園」史庫。使史料有了集中保管的地點。二是進行史料的徵集與整理。他利用他在政壇上的人脈關係，廣泛搜求國民黨史料，僅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之後的兩年即徵集史料5000多件。三是整理、編輯「當事人的文件和記載」。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孫中山的文集和年譜。四是編輯了大量中國近代史料叢書。

這期間，羅家倫完成的一件重要工作是主持確定了國民黨建黨紀念日。1954年為國民黨建黨60周年，此前，國民黨沒有確定過建黨紀念日。為使「黨員年年舉行紀念，毋忘總理締結本黨之偉大精神」，國民黨中央明令「黨史會」詳細研究。羅家倫親自主持，經過考證史料，提議將11月24日定為國民黨建黨紀念日。該提議經國民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並經國民黨中常會核定備案。對這一經過，羅家倫還特作《興中會成立日期之史的考訂》一文以志其事。

儘管「國史館」的「國史」編纂困難重重，羅家倫仍確定了兩項計劃，即編纂抗戰實錄和「中華民國」開國實錄。兩項計劃均已安排專人負責，而且也徵集到了可觀的史料，但「終因人力與財力未足，始終未能進行編纂」。

對於羅家倫，社會各界一直有著不同的評價。同為歷史學家的吳相湘就譏諷羅家倫「修史不成編」，稱羅「與虛心求真之科學研究精神皆背道而馳，五四時代之號召置諸腦後。歲月催人，時代進步。有始無終，亦成悲已。」王聿均評價，羅家倫「那一代的心路歷程，可以說交織了希望和失望，閃耀著理想和現實撞擊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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