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西路軍失敗主要有3個原因

我軍重返倪家營子的第二天，馬家軍的圍攻又開始了。因這裡已被敵人洗劫一空，許多屯庄的圍牆、房屋僅剩斷垣殘壁，給我軍防禦造成極大困難，部隊的傷亡越來越重。經七晝夜血戰，待援無望，軍政委員會一致決定再次突圍，沿祁連山向東轉移。

我們不斷向黨中央告急，請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軍。但這時我黨與蔣介石的談判，已進入「拍板」階段，和平協議，即將達成。一著不慎，就會給蔣介石以借口，破壞和談，挑起內戰，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對於救援西路軍一事，黨中央左右為難，總是儘力爭取通過談判途徑得到解決，萬不得巳時方可訴諸武力。鑒於西路軍已面臨覆滅危險，黨中央除緊急指示在西安談判的周恩來等同志，強烈要求蔣介石令二馬停止軍事進攻外，三月二十七日決定組成援西軍，任命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準備增援西路軍。中央指出，增援西路軍極為迫切，但必須服從兩條原則：（一）不影響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隊開動時，由周恩來即告知蔣介石的談判代表顧祝同，請其諒解。如蔣介石令二馬停戰，援西軍即中道停止，將部隊位於西峰、鎮原、固原地區。（二）不使增援軍又陷於困難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諒解而我軍西進時，只能控制黃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增援軍不可西進過遠，以免造成更大困難。由此可見，援西軍的組成，帶有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的性質，它的行動，以不影響和談大局為限。據說那時有入主張採取「圍魏救趙」的辦法，出兵臨夏，西寧，吸引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軍之危。中央也曾考慮過，但因受和談問題的牽制，未能實現。三月五日，軍委命令援西軍從淳化、三原出動，向鎮原方向開進。但這時，遠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軍，已經戰鬥到彈盡糧絕、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軍出動，遠水解不了近渴，西路軍敗局已定，大勢去矣！

我們從倪家營子再次突圍而出，進至臨澤以南的三道流溝地區，又被大批追敵包圍。援西軍出動的消息，鼓舞我軍與敵拼殺，力挽狂瀾。血戰五晝夜，被迫於十一日夜間突圍，沿祁連山邊的戈壁灘進入梨園口，準備向山裡轉移。梨園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環山，中間有些民房。部隊剛到那裡，敵騎兵即跟蹤而來。祁連山的山頭，一般坡度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險不可攀。敵人的戰馬，一個衝鋒就能跑到山頂，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軍為掩護三十軍展開，拚命與敵爭奪梨園口兩側的山頭。指戰員殺紅了眼，光著膀子，拿著大刀，和敵騎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軍僅剩的兩個團約千餘人，絕大部分拼光。軍政委陳海松、二十五師政委楊朝禮等一些領導幹部，均壯烈犧牲。伺後，敵傾其全力向我三十軍陣地壓迫。為掩護總部機關和傷病人員安全向山裡轉移，三十軍指戰員前仆後繼，頑強與敵搏擊。梨園口內，戰馬嘶鳴，白刃交加，血肉橫飛，戰況極為慘烈。當天，我二六四團全部拼光，二六三團也大部損失。

十二日，中央電示：為保存現有力量，西路軍一是沖向蒙古邊境，一是就地分散游擊。我們率西路軍僅剩的三千餘人，邊打邊撤，十三日進入山裡的康龍寺地區。翌日，敵追兵又至。我擔任掩護任務的二六五團和二六七團，與敵血戰一場，又遭重大損失。我總供給部長鄭義齋、八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張卿雲，不幸犧牲。

這個時候，掌握部隊最關重要，但也確實困難。部隊被敵人沖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攏。我們能夠直接掌握的，僅有三十軍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戰鬥人員，其餘大都同指揮部失去聯繫，獨立作戰。馬敵熟悉地形，運動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紅軍力量，均被敵各個消滅。我們的婦女獨立團，就是在與總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遭敵重兵包圍，而全部損失的。她們臨危不懼，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婦女的巾幗英雄氣概。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光輝業績，將永彪史冊。

我軍從康龍寺地區邊打邊撤，退到石窩一帶的山上，已是斜陽晚照時分。我在前沿陣地指揮部隊打退追敵的最後一次進攻，還沒喘過氣來，就接到陳昌浩的通知，去石窩山頂開會。我到那裡一看，剩下的師團以上幹部，還有二三十人。部隊吃了前所未有的敗仗，大家異常難過。會上，陳昌浩宣布了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徐、陳離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情況，現有部隊分散游擊，堅持鬥爭。關於我倆離隊的事，他可能和別的軍政委員會委員醞釀過，但我毫無思想準備。我說：我不能走，部隊打了敗仗，我們回去幹什麼？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難過來的，要死也死到一塊嘛！陳昌浩說：這是軍政委員會的決定，你如果留下，目標太大，個人服從組織，不要再說什麼了。會議決定，西路軍殘部分三個支隊就地游擊：王樹聲率一路，約五連步、騎人員，張榮率一路，彩病號及婦女、小孩千餘，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軍余部五個營及總部直屬隊，共千餘人。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同志參加，統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領導，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

散會後，我還想動員陳昌浩，不要回陝北。我拉著他的手，懇切地說：昌浩同志，我們的部隊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陝北去幹什麼，我們留下來，至少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我看還是不要走吧！陳昌浩很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他要鬥爭什麼呢？無非是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我那時的確不想走，但沒有堅持意見，堅決留下來。事實上，李先念他們，並不想讓我走。我遷就了陳昌浩的意見，犯了終身抱憾的錯誤，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來的話，軍心會穩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帶些幹部到新疆去。後來，留下的三個游擊支隊，有兩個被敵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個支隊，沿祁連山西進，經四十多天風雪轉戰，歷盡千苦萬苦，克服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種種困難，終於抵達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的熱情迎接和慰問。李先念同志受命於危難時刻，處變不驚，為黨保存了一批戰鬥骨幹，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陳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啟程東返的。開始，由陳明義、肖永銀帶了個警衛排護送我們。快走出祁連山時，為減少目標，留下他們就地游擊，只剩下我和陳昌浩及一名保衛幹部同行。第二天，那個保衛幹部失蹤，聽說是碰上馬家軍，當了俘虜。

我和陳昌浩走到大馬營一帶，天已擦黑。轉來轉去，找到個屯庄，就在老百姓家裡住下來。那家戶主大概姓於，漢人，業醫，湖北人。家裡人來人往，和周圍居民的關係不錯。陳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鄉，格外興奮，有了安全感。我們吃了頓飽飯，就睡下了，睡在一個炕上。我對陳昌浩說：明天早點起來，好走哇！他答應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曉前我喊他起床時，他變了卦，說：太累了，休息幾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鄉掩護，住幾天沒關係，我不行，得堅決走。就說：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幾天，我的口音不對，在這裡有危險，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離去。

歸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弔，沿著祁連山邊的戈壁灘，大步流星，晝夜兼程。那時，我幾個月沒刮鬍子，好些天沒洗險，穿著件羊皮襖，打扮成羊倌模樣。沿途找老鄉要點吃的，倒沒遇上麻煩。經永昌至涼州地帶，碰上了我們的特務營長，外號叫曹大頭，跟我一路走。經土門、景泰，到了黃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個小鎮子，有些店鋪。我們找了個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換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書先生。給曹大頭也換了套衣服，打扮成夥計模樣。這裡已不屬馬家軍的統治地盤，歸鄧寶珊管，離陝甘根據地不遠，我心裡稍微踏實了些。

翻過六盤山，走到平涼，住了一天。那天國民黨隊伍正往西開，城裡亂糟糟的，氣氛有點緊張。我在書店裡買了張地圖，趕緊找個旅店住下，關起門來看地圖。因怕敵人搜查，覺也沒睡好。離開平涼城，—路向東走，路邊有個農民擺攤子，賣小吃。我們買了點吃的，邊吃邊和他啦呱。後來我問他：你們北邊的山上住的什麼軍呀？他說：是紅軍。這下我就有了數，吃完東西，趕緊往北走。到了小屯，見到耿飈、劉志堅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第二天，劉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鎮原援西軍總部。我們談了些西路軍和援西軍的情況，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時我疲勞得要死，好象渾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盡了，只想好好睡幾天覺。

在鎮原休息了兩三天，同任弼時、楊奇清一道去雲陽。路上，汽車翻到溝里，我頭部被撞破，他倆沒事。至雲陽，見到彭德懷、左權同志。那時，彭德懷任紅軍前敵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左權是參謀長。因我黨與蔣介石的談判已初步達成協議，局勢稍微緩和了些。彭德懷他們，向我介紹了些西安事變的經過情形，我也講了些西路軍艱難轉戰的情況。任弼時聽後，叫我寫個文本材料，我寫後交給了他。另外，還將從西路軍帶回的十多個金戒指（組織上給我的路費），全部上交給彭德懷同志。沒住多久，我的牙疼發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周恩來、林伯渠、謝覺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別，恍如昨日。周恩來同志已剃去了長鬍須，神采飛揚，顯得格外年青。他們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經常問寒問暖，關心我的飲食起居，使我很過意不去。西路軍的情況，我向恩來彙報過。他很關心被俘和失散人員的命運。他和謝老想方設法營救被俘指戰員，費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間，我和恩來一道回延安。我們坐的是國民黨的戰鬥機，每架飛機只能坐一個人。周恩來的飛機先起飛，在前面，我那架後起飛，在後面。飛了一段時間，他的飛機就沒影了，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這是第一次坐飛機，頭暈得很。那個國民黨駕駛員向我問話，我聽不清楚。他便寫了個條子：我們飛到了什麼地方？這下可把我給憋住了，因為我沒到過陝北，哪裡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呢？又飛了一陣，轉到延河上空，我讓他沿著河飛，順川而上，發現了飛機場，降落下來，才知道是延安。下飛機後，發現周恩來的—電機還沒到，我對迎接人說：這下可遭了！大家都很著急，怕出事。不多時，西安來了電報，說他那架飛機迷了路，又轉回西安去了，大家才鬆了口氣。

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簡單問了問西路軍的情況，我如實作了回答。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張聞天見到我則不同，責備了一番，我沒吭氣。打了敗仗嘛，批評、撤職、殺頭都應該，沒有什麼好說的。

陳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擔心。曾向毛主席建議，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沒找到。抗戰開始後，陳昌浩回到延安，我們才知他在大馬營那位老鄉家裡，大病一場後，轉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戰爆發。等他回到延安時，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早已告一段落。

回顧歷史，既容易，又很難。說容易，是因為歷史上的事，自己親身經歷過，寫出來就行。說難，則是因為你經歷過的東西，不見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僅需要大量歷史資料的印證、補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歷史本質內容的結論來。歷史現象紛繁複雜，蛛網交錯。要實事求是，忠於歷史，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達到借鑒過去，教育後人的目的，很不簡單，是要花力氣的。西路軍的問題，也不例外。

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回顧這段歷史，確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嘆。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志從鄂豫皖帶著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軍失敗的主要教訓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鑒後人。

如前所述，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廣大指戰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披堅執銳，喋血奮戰，歷時近五個月之久。先後共消滅馬家軍二萬五千餘人，在戰略上起到了有力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作用，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西路軍為什麼終於慘遭失敗呢？

第一、任務問題

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復則根據西安事變後的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後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部隊剛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出，東進不遠，卻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堅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軍的任務飄忽、多變，雖與風雲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不能說毫無戰略指導上的失誤。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面。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異具有致命的性質。

西路軍是整個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全盤戰略上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毫無疑義，部隊的一切行動，均應服從和服務於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應才更符合實際情況，更有利於全局發展，則值得研究。蘇聯當時應我黨要求，為支持我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準備了大批武器，待紅軍去取（後因西路軍失敗，才將這批武器轉交盛世才的軍隊）。假如西路軍渡河後，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後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製三個師。盛世才後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且不說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僅從西路軍面對優勢敵人的不斷圍攻來看，就缺乏建立根據地的起碼條件。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面受敵，防不勝防，整天同馬家軍血戰，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呢？創建革命根據地，離不開兩個基本點；一是消滅敵人，站穩腳跟，二是發動群眾，建黨建政。前提是消滅敵人，否則，便談不上發動群眾。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八十五頁）對西路軍的要求有悖於此，仗還沒打勝，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行得通嗎？事實說明，壓根兒就行不通。規定任務，必須權衡主客觀條件，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道理，就在這裡。只看到主觀需要的一面，忽視了客觀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

戰場主動權問題，關係重大。兩軍對陣，它是決定雙方勝負存亡的關鍵一環。「軍隊失掉了主動權，被逼處於被動地位，這個軍隊就不自由，就有被消滅和被打敗的危險。」

一般說來，外線進攻的部隊，制敵機先，首先就處於主動地位。如果不是在駕馭戰局中發生帶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於被動，一敗塗地的。西路軍渡河之初，河西「四馬」猝不及防，慌亂不堪。我不論北進寧夏或西進新疆，均穩操主動權在手。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後被消滅。這種變化，正是喪失戰場主動權的結果。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的外線進攻，歷來強調依託根據地，實行戰役戰鬥的速決原則。實踐證明，這是我們爭取和保持作戰主動性的有效手段。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迴旋不好迴旋，企求援應沒有援應。這樣，還有什麼戰局中的主動地位可言呢？違背了外線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喪失主動地位，一點也不奇怪。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進行戰役戰鬥，歷來重視集中兵力，形成拳頭。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及所處的地形條件，卻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極大限制。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面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里地，見不著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儘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佔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麼作戰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是運動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敵不意，飄忽擊敵，等等。這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是變被動為主動，以寡擊眾、以弱勝強的主要法寶。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禦戰為主要作戰形式。敵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贏得打，打不贏也得打。敵人處於內線作戰地位，騎兵多，運動快，熟悉地形，能邊打邊補充，無後顧之憂。我們則完全相反，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要兵員沒兵員，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象這種打法，焉能不敗？！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形成了近戰、夜戰、奔襲、伏擊、迂迴、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揚長避短，才能百戰百勝。但西路軍受制於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使這些戰術特長，無從充分發揮，以湊奇效。就拿對付敵人的騎兵來說，我們一無機炮火力，二無伏擊陣地，三無大量騎兵。優勢裝備的敵人，瞬間蜂擁而至，倏忽一嘯而去。你想打個殲滅戰，談何容易！敵人進攻，我軍多用大刀同敵拼殺，消滅一個騎兵，往往要付出兩三人的傷亡代價。敵人敗陣後一溜煙跑掉，我們乾瞪眼。你用小部隊追擊，人家能殺「回馬槍」，用大部隊追擊，陣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陽被犬欺」。我軍的戰術特長失去用武之地，優勢難以發揮，受制於敵，便是在所難免的了。

凡此種種，都是西路軍喪失戰場主動權的根由所在。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寓於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價，才換來的。對於一支獨立作戰的軍隊來說，指揮員能否根據作戰任務和戰場情況，機斷專行，靈活制敵，往往能對戰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戰場實際紛雲複雜，千變萬化，許多重大問題，要靠身臨其境的前線指揮員隨機應變，「先斬後奏」，果斷處置。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定下決心，而是翹首望天，——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說：為將之道，「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蘇洵；《Jb術》）這話很有道理。所謂「理」、「勢」、「節」，指的就是全局性的東西。指揮員駕馭一個獨立作戰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勢，不明白局部戰爭同全局戰爭的關係，打的便是糊塗仗。難免如墜五里霧中，暈頭轉向，縮手縮腳，無所適從，豈有應變自如，「不屈」、「不沮」、「不窮」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後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志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在內。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於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諸腦後。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鬥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西路軍的失敗，發生在西安事變後的複雜歷史關頭。這也是蔣介石利用和談，玩弄兩面手法，乘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所致。事實證明，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點上。「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西路軍的失敗，雖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過渡時期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但由於黨的全局路線是正確的，因而終於衝破重重困難，贏來了全民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嶄新局面，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一個偉大鬥爭時期的新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英勇紅軍，將在民族革命鬥爭的烈火中，經受更為嚴峻的鍛煉和考驗，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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