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民國政府收盜墓稅，鼓勵盜墓！催生「盜墓公司」

因為好賣，民國時期的農民一度把盜墓當成養豬、養雞一樣的副業來做，這樣的例子很多。如在民國時期的南京江寧縣，農民農閑時便會扛著工具在周邊挖寶，手頭拮据的，逢年過節時不偷不搶，而是出去「刨」點東西，拿到南京秦淮河邊的夫子廟市場賣，換點活便錢。1950年南唐二陵的發現和發掘，就是之前一夥盜墓賊「刨東西」引起的，也算是搶救性發掘吧。

在與江蘇相鄰的安徽，當地農民也把盜墓當副業來做。民國學者李景聃先生當年曾前往盜墓比較嚴重的壽縣調查，後來形成了《壽縣楚墓調查報告》（載《田野考古報告》1936年第一冊）。

在報告中有這樣的文字：「壽縣自十一二年前，淮河流域附近大批銅器出土以銅器著稱於世。古董商人爭往購販，是以農事閑暇，輒於附近隙地發掘古物，視同副業。」古董商人就是古玩商、文物販子。從李所記中可以看出，當地的盜墓風氣之盛。

圖：湖北襄陽境內發現的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家族墓

而當地農民根本未意識到這有什麼不對。李景聃在往還朱家集途中，經過東津渡、邱家崗一帶，親眼看到了幾起盜墓活動。有一天下午，他在路上碰到一個當地人，扛著鐵杴，「問何所自來，直答以挖墓，恬然不以為怪，絕未認此為作姦犯科，可憐亦復可恨。」

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盜墓更瘋狂的河南洛陽、安陽一帶，不同的是，當地農民把盜墓當主業來做，農活什麼的倒成了副業。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12月14日《中央日報》曾報道了當年洛陽盜墓的盛景：

「洛陽為歷代故都，名勝古迹，遍地皆是，尤以帝王陵寢，先賢丘墓，豐碑高冢，遠近相望，俗語云，洛陽邙嶺無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見，惟是大小陵寢，皆為先民遺迹，歷史上之價值，何等偉大，乃近有不逞之徒，專以盜墓為事，昏夜聚眾，列炬持械，任意發掘，冀獲微利，不惟殘及白骨，抑且影響治安，近更變本加厲，益肆披猖，入土新柩，亦遭盜發，拋露棺槨，殘毀屍骸，倘系貧戶塋葬，白骨屍身，輒揚曬墓外，以泄盜掘者徒勞無獲之恨。」

圖：湖北襄陽境內發現的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家族墓

政府看不下去，才發出布告禁絕，並派員負責緝查，務祈徹底遏制，嚴行禁止，但事實上根本就禁不了，此風影響至今。筆者2010年4月在發明「洛陽鏟」的李鴨子所在的馬坡村調查採訪時，看到附近的邙山上，田邊路旁都有盜墓賊留下的新鮮探孔，當地人也根本不把盜墓看得有多麼嚴重和不道德，在他們眼裡，盜墓與到田裡鋤草、種地一樣正常，被稱為「刨古董」。

需要說明的是，民國收藏和文物市場的貨源，除了「生坑貨」，還有「宮裡貨」、「東北貨」。這兩路貨都是皇家藏品，渠道極為詭秘，但都與末代皇帝溥儀有關係。

這裡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後，末代皇帝溥儀被迫遜位，但根據民國政府對清皇室的優待條件，溥儀仍暫居紫禁城內。為了應付日益緊張的宮廷開支，溥儀打起了宮中收藏珍寶的主意。除自己變賣、抵押外，還以賞賜溥傑為名，把大量珍寶偷運出宮。僅書畫方面就有：包括王羲之、王獻之、鍾繇、懷素、歐陽詢、米芾、趙孟頫、董其昌、閻立本、宋徽宗等

圖：湖北襄陽境內發現的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家族墓

人真跡在內的字畫1000餘件，字畫、掛軸和冊頁200餘件、古籍200餘種。這些文物先後輾轉天津日租界、長春偽皇宮，此間不斷被變賣，時間達22年之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除100多件書畫和古董被溥儀帶走以外，其餘的大都慘遭厄運，或被販賣，或被哄搶，或被當做柴草燒掉，其中許多已流散海外，無法追回。）

從瀋陽流出的皇家藏品，在文物市場叫「東北貨」；從北京故宮流出的皇家藏品，則叫「宮裡貨」。目前皇家藏品有多少流失了，已很難估計，但大家都知道的是，這兩路貨極大地吊起了各路買家的胃口，在民國文物市場和國際買家中有很大影響。

另外，因為朝代更迭，民間財富發生轉移，有清一代諸多收藏大家，以及曾經掌握權柄、不可一世的王公貴族、官僚階層、世家貴族，紛紛敗落，出於生計及其他目的，只得拋售、變賣家中珍藏。有意思的是，不少清朝王爺的後代在家裡東西賣光後，便去盜挖自家的祖墳（詳見《民國盜墓史·內幕圈·民國最特殊的盜墓活動》一章）。

官府稅費催生「公司化盜墓」

民國文物市場的繁榮，讓官方和有權勢者也看到了發財的機會，出現了行業稅費，以此敲詐古玩商。

圖：湖北襄陽境內發現的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家族墓

以洛陽為例，民國軍閥之一、後被蔣介石槍斃的韓復榘在洛陽時，便成立了古物特稅機構，設「古玩特稅」，大量發行行貼。這行貼是收費的，以時幣40元、20元、12元、5元不等的費用，分出甲、乙、丙、古四等，根據各古玩商的聲望、財力大小進行強制配發，買貨者則按貨價的20％交稅。無行貼而經營古玩者，不僅要沒收貨物，還要被處以罰金。而在韓復榘離洛之後，又出現了「古玩特稅局」，當地教育部門以籌措教育經費為名，也向古玩商伸手收稅。

可能有讀者認為這與盜墓沒有關係，錯了，關係大著呢，稅費多了，使文物的交易成本也大大增加了。這部分成本怎麼消化？民國時期從事文物買賣的古玩商吳圭潔在《洛陽古玩行史話》一文中是這樣說的：「古玩商人因負擔太重，便變本加厲敲詐挖掘人，挖掘人只好大事挖掘，藉以填補損失。」吳文中所謂的「挖掘人」，就是盜墓者。

如在1927年 （民國十六年） 4月間，洛陽東關清鄉團團總王麟生、副團總朱新齋、王玉山等，借籌措經費的名義，勒令古玩商人按買貨款額的20％交納稅金，此為洛陽古玩業納稅之始。這多出來的20% 成本只有通過壓價、盤剝提供貨源的盜墓者來解決，即吳文中所說的「變本加厲敲詐挖掘人」。

圖：湖北襄陽境內發現的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家族墓，棺材已腐敗，僅兩具遺骸

官方收取稅費的另一後果是，變相使盜墓合法化，加劇了盜墓之風。以韓復榘的「行貼」來說，這行貼相當於現在的營業牌照，古玩商有了行貼以後，便等於取得了合法經營權，而盜墓挖古玩也成了合法行為，使得「盜掘買賣之風更熾」。

「盜墓合法化」的一大嚴重後果，是催生了盜墓產業化。民國考古學家衛聚賢先生在《中國考古學史》中便提到了這一點：「民國十六年革命軍興，洛陽為九朝建都之地，古物甚多，於是地痞呈請地方當局，設立古物征科機關，凡掘出古物，售出時得納稅，於是，盜墓成為公開的發掘。由數人組織公司，或單獨一人出資，雇請工人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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