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基礎科學研究，政府應放棄計劃思維

「大家翻翻科學史，人類的重大科學發現都不是『計劃』出來的！必須給科學家創造更多的空間，釋放他們更大的活力！」7月12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對與會各部門負責人如是說。

科技進步是社會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時代進步的動力所在。在科技進步中，最核心的要屬基礎理論的突破。假如沒有牛頓力學，就不會有後來的工業革命；假如沒有「相對論」，就不會有後來的宇航偉業。在過去的幾十上百年里，中國一直奉行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戰略。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發達國家引入的先進技術、管理和人才更是不計其數，最終帶來的發展也舉世矚目。

但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經濟規模早已躍居世界第二，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位列第一。取得這樣的成績固然令人欣喜，但緊接著，中國面臨的格局也要發生變化，那就是中國要從原先的追趕者、模仿者，過渡到原創者、先行者。畢竟，成為世界第一就意味著在很多方面已經沒有榜樣可以模仿，沒有追趕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產業角度的「中國創造」，學術角度的研發突破，教育角度的一流大學，也就顯得尤為關鍵。

正如李克強總理在座談會上所感慨的：「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連他自己也『計劃』不出來！」越是偉大的創新，越是基礎的突破，就越是無法進行計劃。假如一所大學聲稱自己到某年某月某日就可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那麼這樣的大學領導一定是愚昧無知的，因為他搞不清一流大學的建設固然存在一定的指標，但最終並不能靠計劃實現的這一淺顯的道理。科研成果的取得也從來如此，一個科學家如果在實驗之前就已經知道可以獲得突破，那麼這樣的突破就不能稱之為突破。

對於分管科研、高校的政府官員來說，問題來了，政府應該怎樣做才能更好地推進科研進步呢？在19世紀之前，人類科研更多的是依賴教會或私人資助來進行。19世紀乃至二戰之後，國家在科技進步上的作用開始變得愈來愈重要。在美國和德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機構和研究者不但數量多，而且資助額度巨大，最終收穫的成果也羨煞他國。1949年之後，中國的科研力量主要聚集在國家支持的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改革開放之後，私人企業的科研能力不斷加強。到了今天，像人工智慧這樣前沿的產業，企業的科研意願和分量甚至超過了公有機構。

科研力量本身已經不斷多元化，政府計劃科研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對此，政府應該轉變思維，放棄計劃，轉而支持和保護企業的科研熱情與力量。這裡必須提的一點是，科研一大支點就在於數據，如何開放政府內部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大數據，讓企業能夠利用這些數據，這是老生常談但又確實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再者，別讓科研工作者成為熟練的「會計」。科研經費管理體制的改革是每一個科研工作者所關心的議題，因為這會極大影響他們的科研效率和科研熱情。為此，2016年，科研經費改革方案下發，方案針對科研經費的使用限制、報銷流程都做出了更大的彈性規定。「鬆綁+激勵」的政策減輕了科研工作者的壓力和負擔。不過，要讓政策完全落地，行政部門就要真正擺正服務者的姿態，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關鍵的是，政府要擺正自己的出發點。提供科研資助，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針對科研的風險投資。既然是風險投資，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培植生態，提供資金、數據支持。在結果層面，政府需要的是某一個點的爆發和突破，而不是許多點達到數量標準的論文。目前中國科研機構的論文如山，但優質論文極度稀缺，這就說明政府的評價體系已經基本失靈。

毫無疑問，政府對科研的鼎力支持意義重大，但就方式而言，一如李克強總理指出的：「人類的許多靈光一現的突發奇想，常常是必然中的偶然，這也是機器無法替代的人類頭腦中潛藏的最寶貴財富。」所以，培育土壤，培植生態，擺好政府定位，保持淡定，這是推進科研發展和突破的要義所在，也是不容扭曲的一條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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