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協狀元》的斷代問題

作者：張勇風，系山西師範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副教授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張協狀元》，是現存最早的南戲劇本。刊載這個劇本的那一冊《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曾流失到歐洲，1920年被葉恭綽從英國古玩市場購回，存放在天津某銀行保險柜中。抗戰爆發後，該書一度下落不明。2009年台灣學者汪天成發現該書其實完好地保存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康保成《〈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與海峽兩岸學術交流》對其傳奇經歷進行了詳細闡述。《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再發現，使《張協狀元》又一次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相關學案再次被激活。

在《張協狀元》進入研究者視域的近百年里，其斷代問題一直是學者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該劇的斷代，涉及南戲的體制淵源、劇作的主題思想以及宋元劇本的流傳規律等方面，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二十世紀學界對《張協狀元》創作年代的認識，大體有主宋和主元兩派，前者以錢南揚和孫崇濤為代表，後者以青木正兒和周貽白為代表，他們的論斷皆主要依據劇中所包含的人名、地名等信息推測而來。近年來，梁會錫和楊棟根據《張協狀元》中個別曲牌、字詞與元代北曲所用曲牌、北方方言相同，因而斷言該劇為元代前期甚或元代中後期作品，這一立論有欠穩妥。學者討論《張協狀元》的斷代問題，各有所得，但皆未注意到該劇的文本構成與創作年代的關係。研究發現，《張協狀元》中存有若干宋雜劇段數，有的甚至與劇本的主體框架密切相關。對這些雜劇段數的進一步探究，不僅可以揭示南戲與宋雜劇之間的聯繫，且對該劇主題思想及斷代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價值。

浙江永嘉崑劇團《張協狀元》劇照 資料圖片

一般認為宋雜劇是宋金時期活躍在北方的以調笑逗樂為主的一種戲劇樣式。關於《張協狀元》中夾雜的宋雜劇段數，葉德均曾指出，劇中的「賴房錢麻郎」，可能就是宋雜劇《賴房錢啄木兒》同類形式的演出。趙山林也談到《門子打三教爨》《變柳七爨》與《張協狀元》第二十一出、第四十八出的內容相關。他認為，此兩種雜劇段數是該劇用以重新組合的「配件」。關於該劇所內嵌宋雜劇段子的部分內容遊離於必要情節之外，學者一般認為是早期南戲不成熟的標誌。孫崇濤認為：「它（指《張協狀元》）的各種藝術成分的綜合，還沒有達到十分統一、和諧的程度。有的是綜合的，而有的則是拼合的，甚至還有的是彼此遊離的。特別是劇中大量的科諢調謔場面，往往與劇情發展脫節，帶有比較明顯的表演上的隨意捏合與即興發揮的特點。這說明『永嘉雜劇』在吸取宋雜劇等滑稽表演時，尚未經過很好的消化過程。」

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進一步細讀文本，發現《張協狀元》一劇對宋雜劇段數的運用廣泛且深入。該劇不僅嵌入了《賴房錢》《門子打三教爨》《大口賦》三種雜劇段數，融合了《門兒爨》《上官赴任》《揣骨聽聲》等六種雜劇段數，還點到了《鍾馗爨》《馬明王》《講蒙求爨》等雜劇名目。其主要人物之一王德用源於《不及垛箭》《打王樞密爨》等雜劇段數，主體故事架構則來自《雙捉婿》《貧富旦》之類的宋雜劇。

《雙捉婿》，名目見於《南村輟耕錄·院本名目》「諸雜大小院本」和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另外，《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中還有《雙捉》一名。捉婿，又稱「榜下捉婿」，是宋人對當時盛行的「榜下擇婿」現象的一種戲謔之語。朱彧《萍州可談》載：「本朝貴人家選婿，於科場年，擇過省士人，不問陰陽吉凶及其家世，謂之『榜下捉婿』。亦有緡錢，謂之『系捉錢』，蓋與婿為京索之費。」關於「榜下捉婿」，張邦煒認為其實質乃「擇官為婿」。《張協狀元》中，王德用欲榜下捉張協為婿，遭拒絕後，又赴任所壓制張協，張協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成為王德用的女婿，正可謂「雙捉婿」。這是宋代社會「榜下捉婿」和「擇官為婿」現象的典型藝術表現。《貧富旦》，名目見於《南村輟耕錄·院本名目》「諸雜大小院本」。《張協狀元》中的兩位主要女性形象——貧女和王勝花，一貧一富，形成鮮明的對比。劇中對她們的家庭背景、擇偶標準以及感情失意時的心理等都有詳細的呈現。這些都是對宋代「榜下捉婿」所導致的「進士富娶」「女子富嫁」「貧女難嫁」等現象的生動反映。

由對《張協狀元》中所含宋雜劇段數的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南戲的題材與宋雜劇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其實，《張協狀元》之外，取材於宋雜劇的南戲作品還有很多。據譚正璧考證，《王子高》《崔護覓水》《崔鶯鶯西廂記》《裴少俊牆頭馬上》《柳毅洞庭龍女》《王魁負桂英》《司馬相如題橋記》《李勉負心》《趙貞女蔡二郎》分別與宋雜劇《王子高六幺》《崔護六么》《鶯鶯六幺》《裴少俊伊州》《柳毅大聖樂》《王魁三鄉題》《相如文君》《李勉負心》《蔡伯喈》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判定為最早的兩種南戲《王魁》和《趙貞女》，不但與宋雜劇有承繼關係，且二者皆與學界普遍認為的早期南戲系地方民間小戲的這一情況不符。據文獻記載，《王魁》一劇演繹主人公王魁高中狀元，拋棄資助其進京趕考並訂有婚約的妓女敫桂英，桂英氣極身亡後，化為厲鬼將王魁捉走。《趙貞女》則演繹蔡伯喈中狀元後，娶丞相之女，馬踏髮妻趙五娘，最終遭雷擊身亡。兩劇皆非反映鄰里之間的家長里短，情節簡單、篇幅短小的地方「小戲」，情節起、承、轉、合，有相當的長度，具備「大戲」的諸多特徵。

《張協狀元》的主體情節源於《雙捉婿》《貧富旦》之類的宋雜劇，從劇情看，該劇是對宋代科舉制度下盛行的「榜下捉婿」「進士富娶」等社會現象的揭露和批判。較之《趙貞女》和《王魁》，《張協狀元》不單是就某一個文人的劣跡進行批判，更是對宋代科舉制度下出現的諸多社會現象進行揭示，反映的社會問題更具廣闊性，時代特色更為鮮明，批判也更為深刻。該劇在塑造忘恩負義的負面書生形象——張協的同時，還飽含著對無行文人普遍且深刻的批判。第二十齣「貧女被張協打罵」中，貧女斥責張協：「汝是圖功名底人，莫便恁地做作。」第五十三出「張協貧女團圓」中，貧女指責張協忘恩，張協直言娶貧女為權宜之計，劇中眾口合唱：「聽著你恁說，讀書人甚張志！」

從《張協狀元》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對文人的態度和反映的社會現象來看，它與《趙貞女》《王魁》兩劇相似，出現時間亦應相仿。《張協狀元》中所記載的該劇的演出生態，也證明了這一點。該劇第一出「《狀元張葉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似恁唱說諸宮調，何如把此話文敷演」。第二出「九山書會，近目翻騰」「況兼滿坐盡明公，曾見從來底。此段新奇差異，更詞源移宮換羽。大家雅靜，人眼難瞞，與我分個令利」。這些內容揭示該劇改編自諸宮調《狀元張葉（協）傳》，離話本創作和演出時間很近，且該題材在當時頗受歡迎，出現競相改編、賽演的火爆局面。《張協狀元》題材的演出盛況與趙彥衛《雲麓漫鈔》所載「優人雜劇，必裝官人，號為參軍色。……今人多裝狀元、進士，失之遠矣」頗為相合。據黎國韜考證，趙彥衛此條史料所載是指南宋中期的雜劇演出情況。

從《張協狀元》的主題思想和所反映的演劇生態皆可以看出，該劇的出現不可能晚至元代。在元代，除太宗九年（1237）舉辦過一次科舉考試外，之後停止77年之久，文人地位一落千丈。元代仁宗延祐元年（1314）雖恢復科考，但所取人數不僅很少，且及第的漢人也往往沉鬱下僚，文人不再洋洋得意，宋代科舉制度影響下的隆盛的「榜下捉婿」現象也不復存在。曾經不可一世的文人淪為元代中前期劇作中窮困潦倒的形象和元代後期高明筆下無奈、身不由己的形象。雖然受宋代科舉文化的影響，元代戲曲作品中「榜下擇婿」的現象依然存在，但《張協狀元》中多次出現的「招捉」一詞卻演變為關漢卿《裴度還帶》中的「招擢」二字。前者重在表現擇婿方的迫切心理，凸顯的是宋代狀元奇貨可居的身份和處境；後者則主要就被擇一方而言，彰顯的是元代文人急切希望自身獲取擢拔的心理。

王國維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所指為藝術形式。其實，每個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所關注的對象和表達的思想也往往被賦予一定的時代特色。在科舉長期廢置的元代，文人筆下出現的《朱太守風雪漁樵記》《呂蒙正風雪破窯記》《山神廟裴度還帶》等劇作，對科舉考試更多的是一種有朝一日及第高中、揚眉吐氣的希冀。而在有「科舉社會」之稱的宋代，科舉制度對社會結構、社會心理以及婚姻和家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雙捉婿》《貧富旦》等宋雜劇段數和南戲《張協狀元》，則是對宋代科舉制度影響下出現的「榜下捉婿」「進士富娶」等社會現象的抨擊和譴責。宋元戲劇作品對科舉文化的不同表現，是文學對現實的生動詮釋，也是我們研究《張協狀元》斷代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光明日報》（ 2017年07月17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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