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先生與中國歷史問題/胡龍霞

顧頡剛先生（1893—1980）11歲的時候就積攢了5、6百冊圖書，都是用自己的零花錢或者找祖母另外要幾塊錢買的，他由此推測，自己從小就有「史料學」的癖好。

1920年，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教的顧頡剛接到老師胡適先生的一封信：

頡剛：你的清籍考內沒有姚際恆。此人亦是一個很大膽的人。我想尋求他的《九經通論》，不知此書有何版本，請你告我。

他的「史料學」的癖好在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體現。收到信，他花了兩周時間，從《浙江通志》里查到《九經通論》的介紹，卻發現寫《浙江通志》的人也沒有看過這本書，是引用別人的資料，但從中發現了這本書的線索。憑著線索，在《安徽通志》里發現了《金石偽書考》一本書名，然後順藤摸瓜，找到了《九經通論》的兩段文字。再靠這兩段文字，查《四庫全書》《浙江采進遺書錄》，把姚際恆的籍貫、家世、著作、性情都基本摸清，連他同哪個出版商要好也找了出來。書雖然沒有找到，找到了許多證據證明這本書並沒有消失。

實際上，胡適先生之所以交給顧頡剛這種考辯任務，除了「我知道你對於這種事的興趣是最濃厚的」之外，也是考慮到當時顧頡剛的生計問題，想幫襯他，通過這種找書的小事試探一下。他當時的助教月薪只50大元，過單身男人的生活綽綽有餘，可顧頡剛已經是拖家帶口的人，他不僅想自己養家糊口，還想每月給父輩家20、30元，脫離大家族的生活環境，50元就遠遠不夠了。胡適先生就交給他一些考證任務，一方面增長了學問，也掙到一些生活補貼。這一試探，顧頡剛的表現遠遠超出胡適先生的預料，他就開始交給他大量的考證任務，也告訴顧頡剛說是「工讀的一個好法子」。

兩年多時間「工讀」下來，他從一些偽書、偽史、偽事中發現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完成了《孟姜女故事研究》《妙峰山香會調查》兩篇考辯經典著作，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大量考辯古史的文章。令他自己也沒想到的是，這些考辯文章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當時的上海曹聚仁老闆見狀，趕緊把這些考辯古史的文章收集起來，編印成書，儘管粗製濫造，卻非常好銷，大賺了一筆。而顧頡剛和朋友合夥辦的朴社和在北大附近開設的景山書店卻只能靠大家繳納的會費支撐，一個子兒也沒賺到，惹得大家紛紛埋怨。於是，顧頡剛開始編輯《古史辨》，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集出版，一年之中竟然再版了十次，也是大賺了一筆，朴社就此也富裕了起來。

《古史辨》將大家考辯出來的「偽書」、「偽事」、「偽史」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考辯熱潮，還出現了歷史學領域裡的古史辨學派。同時，也出現了許多質疑的聲音，比如魯迅就說：「其實，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若說「將古史辨成沒有」的話屬於誇張，「有破壞而無建設」的話就屬於強人所難了。好比說一個騙子在用騙局騙人，有人站出來揭穿騙局，當然是破壞了騙子的好事，如果還要把騙局建設起來，算什麼事？ 至於建設真實的古史，那更不是《古史辨》必須做的事情，否則，不叫古史辨，叫古史建了。

《古史辨》將許多古史、古書中的「偽史」「偽書」「偽話」「偽事」「偽人」考辯了出來，用當時人的話說，這是顧頡剛先生給中國歷史界、學術界帶來的極大恩惠。這個恩惠，讓今天的我們也對歷史的真偽存在一份警惕心。

一、中國歷史的起源問題

《古史辨》里收集了兩篇關於黃帝的考辯資料，其內容涉及到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顧頡剛、胡堇人、魏建功等學者對「黃帝」進行的研究，結論是「黃帝」的「帝」，在傳說中的意思與「天」同用，相當於「上帝」，黃帝因此是一個人化的神，而不是真實的人。此前，史書里往往將黃帝作為歷史事實進行介紹，《古史辨》的考辯資料公開發行之後，一般都在前面加上「傳說」二字，這種現象可以說一直延續至今。但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經過國家驗收後，詞典等刊載的《中國歷史紀元表》就開始將黃帝作為5000年前的中國歷史的第一項內容，相當於說中國歷史的起源從黃帝開始。不過，在2017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里，炎帝、黃帝，依舊使用的是「傳說中的人物」。由此表明，中國歷史的起源，至今依然存在不同的認識。

任何歷史都有階段的特徵，所有的始終都只是將歷史劃分為不同階段後的始終。比如一個人，如果將出生和去世的時間作為一個階段，出生則為始，去世則為終，卻並不能將這個始終認識為這個人的全部始終。出生前，父母的生活也是他（以男為例，女也同樣）的另一個階段，對他出生後的生活發生作用的階段，父母的父母也同樣在他出生後具有一定的影響和作用，也屬於他的另一個階段，由此上朔，直到他的第一個祖先，那是他的遺傳基因來源，就是他的最早的起源階段。去世後，他的行為舉止對子女的影響，是另一個階段，即使他沒有留下別的什麼，也通過他傳承了遺傳基因，所以去世後也就還有另外許多階段。所以，始終，起源和終止，都存在一種條件限制，或者把時間作為條件，或者將其他內容作為條件，沒有條件就不存在始終。

中國歷史的起源也必須首先設立出相應的條件，而不是像「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樣，把夏的時間摸準確了，就確認了中國歷史的起源。也不是像傳說的一樣，炎帝和黃帝就是中國歷史起源。即使考古發現了炎帝、黃帝的生存痕迹，即使找到了他們在某個地方建立起政權的鐵的證據，證明他們是第一個皇帝，也只能說他們是這塊土地上出現的第一個皇帝，並不能說明他們的出現是中國歷史的起源，除非限定這種起源以第一個皇帝出現為條件，而一旦設定皇帝的出現為條件，那就不是中國歷史的起源，而是中國皇帝的起源了。

認識中國歷史的起源，還必須明確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歷史究竟是以「最早的那個」為起點還是以「現在的這個」為起點？這個問題，似乎被歷來的歷史學家們都矇混過去了。

「夏商周斷代工程」顯然是以「最早的那個」為起點，他們把最早的那個斷為黃帝，所以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源。而基礎教育的歷史教科書則以「現在的這個」為起點，把現在的中國作為歷史的起點，由現在的中國往前推，一直推到遠古，所以，教課書里的中國歷史起源是早期中國境內的人類代表，北京山頂洞人，而且只是代表，不是起源。前一種起源是5000年前，後一種起源，沒有確認時間，只有50—70萬年前的代表。

歷史是不能用「最早的那個」為起點的，為什麼呢？因為「最早的那個」會繁衍出許多分支，比如，我們假設黃帝是真實的，他要麼繁衍後代，要麼有繼承人，不然，他去世，後來的歷史就沒他的事了。而後代或繼承人，幾百年之後，就分化成許多分支了，幾千年之後，那就不得了，其中一部分屬於中國範圍，還有一些分支就不一定屬於中國範圍。因此，「最早的那個」就不光只是中國歷史的起源，也是其他歷史的起源。

所以，歷史只能用「現在的這個」為起點，我們現在的中國才是中國歷史的起點，從這個起點往前推，無論推到什麼時候，什麼人，什麼事，都是中國的，不可能是中國之外的，因為我們的起點就是「最早的那個」傳承到的我們現在的這個分支。

歷史的起點，即是一個方法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哲學的問題。不確認這種歷史方法，或者不使用這種歷史哲學思想，胡亂把「最早的那個」作為歷史的起點，得出的結論往往截然不同。

當我們使用「現在的這個」，也就是現在的中國作為中國歷史的起點，我們就可以很準確地找到中國歷史的起源所在。無論是以國家形式、政權、帝王，還是以國土、國民，甚至文化內涵等等任何中國內容為條件，我們都能夠一步一步往上朔。例如：現在的中國—中華民國—滿清……公元前209年秦王朝—「戰國七雄」—「春秋五霸」—西周……—傳說中的黃帝—6700年前西安半坡遺址—，7000年前的河姆渡遺址—20至70萬年前的山頂洞人—100萬年前—300萬年前—更早前……儘管我們現在發現的證據有限，但我們已經知道，地球上300萬年前已經有人類生存的痕迹，中國歷史的起源只能是最早而且繁衍傳承直到現在的中國的那個或者那些人。他們的生存情況我們至今不得而知，我們卻可以認定，他們的出現，繁衍出了現在的我們。

當然，我們也可以設定一定的條件作為中國歷史的階段，比如5000千前為條件，那麼，中國歷史的起源就是5000年前了。

二、中國歷史的內容問題

顧頡剛先生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所寫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被認為是中國新國學誕生的標誌，也是科學研究整理中國歷史內容的宣言書。文章中說：「我們的機關是只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事實是不會變的，我們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備，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實的事實。」他的這種歷史哲學認識，在中山大學操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又進行了具體闡述：「我們研究歷史感著痛苦，最沒法措置的是記載的偏畸。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要打破以貴族為中心的歷史，打破以聖賢文化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歷史，而要揭發全民眾的歷史，要把聖賢文化和民眾文化平等研究。」

當時的中國歷史，《戰國策》《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被稱作經典，然後是各個王朝的斷代史，動輒幾十卷，數量之大舉世無雙，但無非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無聊過程和他們生兒育女的生活細節，顧頡剛先生文雅地稱之為聖賢文化的歷史。

顧頡剛先生在中山大學的時候，「立意在繼續北大同仁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他在中大發起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學會叢書》，開始為中國歷史內容從聖賢文化轉變為聖賢和民眾文化收集資料，積累素材，「也想同時記錄史料，重編國史。」遺憾的是，他很快又離開了中大，回到北京，雖然也繼續從事著《古史辨》的工作，但隨著抗日戰爭爆發，他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動中，編輯通俗讀物向民眾宣傳抗日，他說，讀書人天天看報，用不著我們宣傳，我們要做的是用通俗的百姓語言編輯歌謠，讓民眾知道。加上後來國共內戰，時勢變換，顧頡剛先生的國史始終沒見蹤影。

國內現在流通的中國歷史，基本屬於三個版本的內容。一個是呂思勉先生的《白話中國通史》（1921年出版），中國第一部白話通史，此後，1941年，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出版，1999年，白壽彝的《中國通史》出版。這是中國通史的三個版本。范文瀾先生參加過考辯古史，呂思勉先生作為史學前輩也參加考辯並參與《古史辨》第七集的編輯，白壽彝先生是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的同事，得力助手。三個版本，呂思勉先生的《白話中國通史》分為文化史和政治史上下部分；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和白壽彝先生的《中國通史》都只直接分歷史時期，各個時間內將政治與社會文化前後安排。三個版本的主要內容都大同小異。

按照顧頡剛先生的歷史觀，歷史可以看成兩套，一套是事實的歷史，一套是記載的歷史。事實的歷史一定存在，但天長日久，許多事實我們無從得知。記載的歷史，記載的就是事實的歷史，但記載的工具無論是文字也好，視頻也好，都沒有可能將全部事實記載出來，記載的就只是事實歷史的部分內容。中國歷史的內容問題，指的就是記載的歷史，也就是歷史書籍之類。

記載的歷史只可能是事實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極小極小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否代表著事實的歷史，是否可以從這極小的記載部分認識事實的歷史，就必須要有概括性、代表性、提示性，否則，記載的歷史就不能夠表示事實的歷史。

正如顧頡剛先生所言，中國歷史的內容長期表現為「貴族的歷史」。上述三個版本的中國通史，主要內容實際上就是呂思勉先生的中國政治史，「貴族的歷史」指的就是這種政治史內容。

歷史，記載的歷史，由於它只能記載真實歷史的極小部分，這部分歷史，不僅意味著記錄著人類社會的過去，它同時意味著「讓過去告訴未來」，把過去的事實記載下來告訴人們，它雖然過去了，但不能讓它出現在未來，或者，不能讓它在未來消失，這是歷史存在的價值，否則，也就用不著記載歷史了。

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里有這樣一段話：

秦漢以下直到清末，這兩千年的社會是一個基礎在同一的經濟構造上建立而成的社會。我們從歷史上去觀察，看見這兩千年的社會生活是時時變換的，最顯著的便是政治上的朝代更換。其實，這種朝代的更換是表面的，枝葉的，在社會的經濟構造和伴生的組織根本上，骨子裡卻沒有改變。

眾所周知，我們通用的中國歷史內容始終主要記載的是政治內容，甚至，所記載的思想內容、社會習俗內容、生產活動內容都圍繞政治內容而服務，理論上看，它們只能稱為中國政治史，而不應當使用中國通史的名稱，名實不副。要知道，中國歷史，儘管中國社會長期處於政治活動控制一切的狀態，中國社會的人類活動並非如此單一，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同樣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

例如，1934年，顧頡剛先生創辦《禹貢》學會和半月刊，「但以中國歷史之長，地域之廣，多的是材料。」他聽說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後，出版了一期《河套水利調查專號》，由此開始了邊疆各民族和歷史地理的調查和研究，並同時開始關注《地方志》。「即使是在古籍中，也有不少的民族信仰，民眾生活，但是一向為聖道王功所包蒙了」。

種種原因，顧頡剛先生所指的歷史內容後來被歸納到民俗學範圍，與歷史分道揚鑣。中國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成為政治專門史，但打著中國歷史的名目。

三、中國歷史的虛實問題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是顧頡剛先生的著名論斷，《古史辨》對之進行了長篇累牘、不厭其煩的論證和考辯。 90多年過去，沒有誰膽敢站出來否定這個論斷。許多人只能假裝不知道它的存在，為了附和個別人主張的歷史認識，或者說他們的特殊需要，將中國歷史編造成為他們所需要的樣子。於是，大量的歷史事實被一些虛無縹緲的歷史概念所替代。

比如封建社會，這是一個抽象概念，在當代中國歷史記載中普遍使用。它不僅成為人們認識中國歷史的基本框架、原則，也同時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要內容。當人們認識公元前221年直公元1894年之間的中國歷史，很多人就非常明確地使用封建社會來表達，即使從事歷史研究的著作，也大都將這個概念作為一種前置條件，「由於是封建社會，就必然這樣那樣」， 將它充當成了一種歷史事實進行描述。

封建社會這個概念並非一種歷史事實，退一萬步說，它真實地描述出了某種社會的特徵，但所描述的特徵也是許多種歷史事實的集合，那許多歷史事實才是歷史內容，歷史記載的是具體歷史事實，抽象概念最多只能作為歷史研究的專業術語使用，一旦作為歷史事實使用在歷史中，即使只作為標題，也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性，成為一種虛幻的歷史概念。

在歷史裡，使用某個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指稱某種歷史現象，如「秦朝」、「官渡之戰」、「毛澤東時代」等等，都能夠明確表示其所指示的歷史事實。但封建社會這種概念，則並非依照某一歷史事實而出現，而是脫離所有歷史事實而人為製造出來的一種概念，相當於強奸歷史的行為。這種概念，看似與歷史事實存在關聯，實際上與任何歷史都沒有聯繫。比如，說1894年前的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那麼，為什麼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國社會不算？為什麼1894年之後的中國社會不算？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國社會和1894年之後的中國社會，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與中間的中國社會存在大量的相同和相似特徵，相反，完全不同的特徵並不存在。

類似的抽象概念還有很多，如資本主義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等等，這些抽象概念並沒有明確描述出一種獨特的歷史特徵，只是對個別歷史事實進行的一種牽強附會的抽象，與真實的歷史事實脫離甚遠，並不能夠用以表達歷史事實和內容，當它們用於歷史記載里，就使得歷史成為一種虛幻縹緲的內容，似是而非，不便於認識歷史真實。

歷史除了必須尊重歷史事實之外，還必須尊重一般歷史常識。

由於歷史是記載過去的事情，許多過去的事情當時不曾記載，後來的歷史內容往往無法找到當時的事實證據，比如300萬年前的歷史，1000萬年前的歷史，它們早已經消失無蹤，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能否認歷史的存在，只能通過人類的認識常識進行推論。這種歷史常識缺乏歷史事實，但不缺乏客觀事實。比如，17000年前西班牙出現了岩畫，中國發現的岩畫至今只有6000多年，那麼，17000年前的中國人什麼樣？西班牙人的岩畫就成為一種歷史常識，可以用來推測當時中國土地上的人類生存狀態。

歷史常識也是一種實在的歷史認識，或者歷史推論，與那種抽象的無歷史依據的概念不同，歷史常識能夠幫助我們認識歷史事實，抽象概念則往往誤導我們產生虛假的歷史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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