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家庭：成年子女與父母的疏離

編者按：本期推送Kylie Agllias發表在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期刊上題為"Missing Family: The Adult Child』s Experience ofParental Estrangement"的文章。本項定性研究考察了25名成年子女開始或持續與父母一方或雙方疏離的經歷，討論與疏離有關的五個核心主題。根據研究結果，建議社會工作實踐應聚焦於對悲傷反應的理解和解決、對家庭的重要考察、壓力的緩解以及安全和信任關係的聯結。

（這是社論前沿第S628次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家庭疏離」的界定

本文中，家庭疏離是指：介於選擇、要求或者他人的決定，個體在身體和情感上與一個或多個家庭成員保持距離的情況。它擔任的角色是減少隱秘或明確的衝突、焦慮或團體之間的緊張衝突，它的特點是信任感和親密感的缺乏、分離的價值觀以及問題不可能被解決或不需要被解決的觀念。它涉及至少有一方存在某種程度的不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滿意並不一定意味著不滿意的一方想要去調和，相當不滿意通常與未滿足的關係期望所引起的一定程度的消極情緒有關。疏離最初可能主要是身體方面的，兩個或多個家庭成員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接觸；也有可能主要是情感方面的，一個或多個家庭成員是受限的、不舒服的，而且會情感缺失或關係緊張。

抽樣與招募

廣播和印刷媒體已被證明是招募參與者的成功渠道。在對被疏離父母的初步研究中，通過廣播、報刊招募，年齡超過30歲，至少與父母一方疏離的參加者應邀參與研究，他們被告知要詳細說明自己被疏離的歷史和日常經歷，從而促進對這一現象的理解。26名與父母疏離的參與者是從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招募而來。參與者有20名女性和6名男性，包括一對夫婦（都從雙方父母中疏離）。參加者年齡在30至55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4。（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位受訪者沒有經歷或維持疏離，因此本項研究的調查結果提示中已排除了這部分數據）。

數據收集

深入訪談是以一個與快樂旅行有關的問題作為開始，參與者被鼓勵述說最有價值的內容。初步的數據分析報告大約在六個月後轉交給每個參與者，此時參與者會被邀請參加第二次深入訪談，包括檢驗報告中的調查結果並及時討論疏離的經歷。有6名參與者（5名女性和1名男性）參加了第二次深度訪談，沒有參加第二次訪談的參與者，有11人回應了邀請，並表示對初步的結果很滿意，但是自己並沒有什麼變化，也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所有數據在2012年3月至12月期間收集完畢。

數據分析

訪談內容被逐字轉錄，並根據日記條目使用NVivo軟體包進行分析。採用解釋性現象學分析參與者對疏離的詳細解釋以及他們賦予疏離的含義。通過納入van Manen（1990）現象學調查的一些建議，Smith，Flowers和Larkin（2009）解釋性現象學分析指南被應用於較大的樣本量，這提供了一個反思性框架。研究人員的背景、主觀假設和在場的影響是通過約束反身實來抵消的，包括持續使用記錄方法論和理論過程與決策的期刊雜誌。可信度和可靠性通過與參與者的長期接觸、同伴彙報和成員檢查增加。

研究發現

本文報道的數據來自25名參與者（20名女性和5名男性），他們在第一次訪談中稱目前與父母疏離了39次（22次來自母親，17次來自父親），14名參與者與父母雙方都疏離。大多數參加者表示，他們最初的疏離來自於父母（23次疏離，13次來自母親，10次來自父親）。不想改變現狀的參與者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接觸減少後，又發生了8疏離（5次來自母親，3次來自父親），另外8疏離最初是由父母造成的（4次來自母親，4次來自父親）。但是參與者不希望改變這種狀態。在第一次訪談中得知從1個月到39年之間的時間發生了35次身體上的疏離，平均每次疏離持續9年，有4位參與者在情感上而不是身體上與父母疏離。

參與者描述了造成疏離的三個核心原因：虐待；低劣的養育；背叛。然而，大多數參與者將長期覺察到或者實際上已經與父母分離看作是疏離的重要前兆。身體的疏離一般發生在對小事件的回應上，或發生在重新融合期間的的重大背叛行為上。參與者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關係中的消極或破壞性因素，主要是父母的特徵、行為和不聯繫，這些是無法改變的，如果疏離最初是由父母造成的，參加者在做出希望保持這種關係狀況的決定時通常需要思考一段時間。

有五個與疏離相關的核心主題，如下：

1.將疏離看作是對自己的安慰，治癒和成長

參與者認為，開始或保持疏離是個人獲得成長，治癒和幸福的唯一途徑。有人這樣描述疏離：「它是一種保護，它能夠讓毒藥、毒素遠離」。應該注意到，參與者在長期的轉變追求中遠遠不是被動的。許多人會積極從事追求可以增強個人和人際關係理解與能力的活動，包括健康和福祉活動、正規的心理學教育、諮詢和自助文學閱讀。

2.忍受重大失落感：疏離的傷害

許多疏離者會經歷疏遠家庭成員的現實性衝擊，雖然很多參與者表達了一種初步的緩解感，但大多數人表示，這很快就被壓倒性的和無法預測的悲傷反應所覆蓋。在疏離的初始階段，衝擊和懷疑是主要的，包括一些身體上的癥狀，如震驚、焦慮和哭泣。在一些訪談研究中，憤怒、傷害而且真正的不公平感不僅僅是只被說了出來，而提高嗓門、眼淚和敘述過程中的咒罵往往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一些反應，包括憤怒、失望和反思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具有破壞性的，特別是那些主動引發疏離的參與者，他們經常對被自己疏離的人感到憤怒，不僅僅是因為被疏離者的一些行為導致了疏離，而是因為這些行為將他們置於了一種自認為不能取勝——某種程度上有點恥辱——的境地。

3.失去一個家庭：疏離造成了脆弱

一些參加者說，他們沒有失去自己的家人，他們也沒有因為疏離而錯過任何東西，然而在後續訪談中，這些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大都是矛盾的。他們失去了家庭所能提供的的情感、教育，財政和物質支持，失去了家庭活動和這些活動所創造的舒適度。丟失的家庭歷史信息也是造成他們相當痛苦的來源。實際問題、解決問題和做決定也是讓疏離者選擇與家庭疏離的相關因素，參與者經常說，這能發展他們的自立，智慧和能力，尤其對於單身的參與者。許多人表示，他們沒有做好準備——或者沒有能力做好準備——在沒有家人的支持下生活，儘管他們很自豪自己有能力自立，許多人仍然有點羨慕能夠得到家庭幫助的同齡人。

4.疏離影響信任：關係後果

參與者傾向於拒絕與別人分享他們的疏離情況，除非是被直接要求或者與信任的人交談，他們很少與自己非常親密的成人關係（例如伴侶和最好的朋友）之外的任何人談論這些事情，而且有人覺得緊緊守住這些秘密已經影響了他們與其他人的充分接觸。一些女性參與者明確表示，她們相信自己與男性的初步關係會受到自身與被疏離父母的分離關係的影響。有些人說與父母的情感疏離——通常發生在身體疏離之前——導致他們過早地選擇自己的伴侶。

一些參加者說，他們的童年和之後的疏離有時會讓他們容忍虐待以及與朋友、熟人之間的單邊關係。他們把這歸因於個人的特徵和行為，包括缺乏邊界的設置，缺乏有用和被愛的需要，以及低自尊和無能為力的問題。有人還表示，他們的無法信任影響了他們與朋友、同事和熟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讓別人走進他們的能力。由於所有這些問題，大多數參與者稱他們的家庭和朋友圈子很小，這給很多需要提供穩定的情感、物質和財政支持的個人、夫婦或核心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5.保護收益：維持疏離所付出的隱形代價

最初，疏離經常被根深蒂固的傷害所維持。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與者就會積極地或被動地維持疏離，因為和解——任何形式的和解——都將抹去他們花費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努力，這也是大多數參與者想要保護自己為了維持疏離所付出的努力的原因。雖然大多數參與者在疏離之後也會有一些親子互動的經歷，但大多數人表示，為了保護自己，為自己創造治癒的空間，他們需要儘可能的去維持這種疏離，然而，維持疏離需要強大的情感和身體方面的能量，而且往往會造成額外的損失。

雖然保持疏離對參與者很重要，但如果不經歷苦惱與焦慮是無法實現的，情感的力量常常被用來預測未來的情景和保持疏離。例如，等待父母生病和死亡的壓力會重重地壓在許多參與者身上，他們不確定自己會對這些事件做何反應以及是否能夠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保持疏離。看望不健康或垂死的父母經常被看作是個人成長的倒退，也是對保持疏離的一個威脅。不過，有些參與者非常堅定地決定要保留和維持疏離，他們把這種疏離視為最後的結局，並說他們不會回到垂死的父母身旁或葬禮上，但他們會繼續思考這個事情並預測與之相關的損失。

結論

研究結果進一步強調了當前將疏離概念化一個複雜的關係過程而不是一次性事件的重要性。重要的是，研究結果表明，選擇疏離的人一般也會遇到與被疏離者類似的個人和人際損失。這與普遍的假設——即他們不會因為自己最終的決定而經歷太多的損失和悲傷反應，他們有能力為最終的結局做好準備——是互相矛盾的。相反，它與理論和研究相一致，即預期的悲傷並不總是能取代後期的損失性悲傷，也不會減輕相關的影響。

這項研究還突出表明了疏離經歷的發生和應對是在社會和關係背景下進行的。關於家庭的意識形態，如家庭是至關重要的、不可避免的、永恆的，以及那些強調義務和責任的建構，很有可能導致疏離者產生一種信念，即別人會以某種方式將這種破裂的關係歸結於他們自身，這可能會導致自我意識情緒的內化，如內疚和恥辱。當成年子女選擇與父母疏離或維持與父母的疏離時，他們的情緒可能會不斷地受到影響，這取決於父母的潛在脆弱性，以及由父母提供照顧的並且沒有與父母疏離的兄弟姐妹的數量。調查結果還表明，疏離的過程會潛在地侵蝕親屬之間的信任，從而會影響現有關係、社會參與以及創傷治癒的質量。這種現象可能與實際的疏離、上文討論的恥辱意識、以及關係緩解的前兆有關。

研究強烈揭示的一個因素是家庭歷史信息和熟悉度的喪失。這是重要的，因為家譜理解提供了一個地理和時間位置作為支點，往往能滿足創造更大的故事、在過去和現在與他人聯繫、並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致性的需要。研究結果也顯示了維護疏離需要持續的談判和大量的交流工作，保持疏離的同時往往涉及應對一些問題，包括人格促進、他人的統一期望、自我治癒和成長以及思考和應對可能破壞邊界的情況。

這些研究結果共同建議社會工作實踐應聚焦於理解並解決被迫選擇疏離者所面臨的一系列損失性經歷。這常常包括由侵蝕性關係造成的歷史性損失，疏離者宣布並實際踐行疏離的事實性損失，以及未來會預見的損失。通過對代際動態更深入的理解，從批判的角度考察疏離——包括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和條件——可能會幫助人們遠離內在的內疚和對另一方的過度責備。與疏離有關的信任侵蝕也表明發展強大的致力於自我理解和對他人信任聯結的治療團體很重要。與其他經歷疏離的人聯繫對於減少污名和隔離也可能有用。最後，干預需要集中於家庭支持減少所造成的服務對象的脆弱性，以及警惕性壓力和焦慮增加的可能性。

文獻來源：

Kylie Agllias (2017): Missing Family: The Adult Child』s Experience of ParentalEstrangement,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文獻整理：趙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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