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自稱「中國」的階段性特點及其發展進程

金人自稱「中國」的階段性特點及其發展進程

趙永春馬溢澳

摘要：何謂「中國」？學界雖然幾經討論，仍然有人認為華夏漢族及其政權是中國，少數民族及其政權不是中國。其實，早在千餘年以前，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就已經自稱「中國」了。金朝太祖太宗時期，雖然以繼承遼統為由而自稱正統，但沒有明確自稱「中國」，是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孕育和萌生時期。熙宗完顏亶迫使南宋奉表稱臣，開始自稱「中國」，金人自稱「中國」觀念正式確立。海陵王完顏亮時期，金人自稱「中國」明確見於史書記載。金世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史料日見增多。金章宗時期，通過「德運」問題大討論，進一步強化了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衛紹王至哀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得到了全面發展和普及。金人自稱「中國」，主要是因為那時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中國」一詞未成為某一個民族和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而援引歷史上「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理論而自稱「中國」，當然，也有對「中國」文化認同以及方便統治漢族等各族人民之用意。金人自稱「中國」，對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金人中國正統

作者簡介：趙永春，男，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遼金史與民族關係史研究；馬溢澳，女，吉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系博士，主要從事遼金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的『中國』認同與中華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何謂「中國」？學界雖然幾經討論，仍然有人認為少數民族及其政權不是中國。其實，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及其政權多自稱「中國」，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就是這樣。學界對金代華夷觀和正統觀問題討論比較熱烈 ，但對金人自稱「中國」問題的討論則顯得有些薄弱 ，且多將金人自稱「中國」和自稱「正統」問題混為一談。不僅存在對金人自稱「中國」探討不夠深入的問題，也有認識不甚一致之處。筆者曾撰有《試論金人的「中國觀」》一文，探討了金人依據「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而自稱「中國」以及並不反對宋朝稱「中國」等幾個問題，試圖說明金人自稱「中國」已是毋庸置疑之事，但沒有從發展變化的視角對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起源、發展和演變分階段進行討論，總有一些言猶未盡之感。因作此文，對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萌生及其發展演變分階段作進一步討論，以期對金人自稱「中國」的起源、發展和演變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不正確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孕育和萌生

學界多認為金朝自熙宗和海陵王時期開始自稱「正統」，少有涉及金人自稱「中國」問題的專文問世。如果我們根據學界多將金人自稱「中國」和自稱「正統」混為一談進行推論，也可以認為學界將金人自稱「中國」的時間確定在金熙宗和海陵王時期，其中將金人自稱「正統」（即自稱「中國」）確定在海陵王時期的學者占多數。實際上，金人自稱「正統」與自稱「中國」的時間並不完全一致，金太宗時期已經有了繼承遼統為正統的思想，而金人明確自稱「中國」的史料雖然明確見於海陵王時期，但結合各種史料分析，金熙宗時期金人已經開始自稱「中國」了。因此，我們將金太祖和金太宗時期視為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孕育和萌生時期。

女真初起，只知有遼、宋、夏、高麗等政權，而對「中國」一詞的眾多內涵還沒有比較清晰的認識。因此，他們一直稱遼、宋、夏等政權為大遼、大宋、大夏，或稱作遼、宋、夏，遼國、宋國、夏國，遼朝、宋朝、夏朝，等等。後來，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與宋人交往過程中，發現宋人自稱「中國」，因此，也稱宋人為「中國」。如：宋與金訂立海上之盟後，曾一度中斷聯繫，後見金人徑取遼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城）、遼西京（今山西大同）等地，害怕得不到燕京（今北京）等地，遂派遣童貫率大軍進取燕京。金人聽說宋人徑自出兵進攻燕京，害怕得不到宋人所允諾的歲幣，又派遣烏歇等人出使宋朝，對宋人說「中國禮義之地，必不爽約」 ，所說「中國」即指宋朝。天輔七年（1123年），金人進據燕京以後，宋使趙良嗣再次使金向金太祖請求歸宋燕京等地，金太祖回答說：「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萬眾，一旦不戰，兵散而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之？」宋使「索雲中（今山西大同）一路」，金人則回答說：「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 宋使「索營平二州」，金人回答說：「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 。後經宋金反覆交涉，金人同意將燕京等地交還北宋，但要將燕地人戶北遷，遂於「宣和五年（1123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雲，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 這幾條史料中金人所使用的「中國」一詞，都指北宋。

金太宗時期也稱宋朝為「中國」。如：遼人張瑴降金後又叛金，宋人招納之。金人派遣宗望（斡離不）等人率軍平叛，曾移檄宋人曰：「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餉我糧」。又揚言曰：「中國與大遼誓好久，一旦滅之，我如何哉！今設盟才罷，誘張瑴，毀我儀物等，使我立國不得，要當取中國法物儀仗來立」 。後來，天祚帝逃亡夾山，金朝大將宗翰以為宋人私自收留天祚帝，遂派遣使者向童貫索取天祚帝，說：「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也」 。金太宗第一次出兵攻宋，宗翰派遣小使對宋人童貫說：「中國違盟，本朝方弔民伐罪」 。當金宗望軍攻到慶源府一帶，與宋人沈琯談到「趙氏（指趙宋政權，即北宋）社稷未必衰亂」時，宗望說：「你中國自相殺，干我甚事」 。金軍第二次攻宋，完顏希尹等主張先取兩河，再取北宋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宗翰不同意說，「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 南宋建立以後，金人完顏昌（撻懶）曾對金太宗說，「我初與中國議，可以河為之界爾」 。這些史料中金人所使用的「中國」一詞，無疑都指宋朝。

此外，金人滅亡北宋，令宋欽宗出東京城至青城金軍營中，在青城齋宮向金人遞上降表，金軍統帥宗翰曾說：「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吾所據。況天人之心，未厭趙氏，使他豪傑四起，中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為界，仍許宋朝用大金正朔」 。金軍統帥宗翰在這裡所說的「中國」，主要指中原，也有指宋朝統治地區的意思，但無論怎麼說，也不會指金朝。說明，此時金人並沒有自稱「中國」，再從宗翰「天生華夷，自有分域」的說法分析，說明這時的金人仍然以「夷」自居。

金太祖、太宗時期，雖然沒有明確自稱「中國」，仍然以「夷」自居，但同時也萌生了視自己為「中」並逐漸產生了不願意稱自己為蠻貊夷狄的思想，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開始萌生。

如，天輔五年（1121年）十二月，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佔領遼上京、遼中京等地的基礎之上，發動了最後滅亡遼朝的戰爭。他在下令進取遼朝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明城）時，曾下詔說：「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 。金太祖在這裡所說的「中外一統」中的「外」應該指遼朝，「中」無疑是指金朝。我們雖然不能說金太祖所說的「中」是指「中國」，但完全可以認為金太祖時期金人已經有了視自己為「中」視遼朝為「外」的思想，產生了以我為中心的思想意識，為後來金人自稱「中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金太祖時期視自己為「中」的基礎上，金太宗時期已經產生了不願意稱自己為蠻貊夷狄的思想。據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記載，宣和七年（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年）正月，宋使許亢宗等受任出使金朝祝賀金太宗即位 ，到達咸州（今遼寧開原），「及賜宴畢，例有表謝」，許亢宗按照慣例，寫出謝表，表中使用了「祇造鄰邦」一詞，金使引用《論語》有關「蠻貊之邦」的記載，認為許亢宗使用「邦」字，是將金國視為「蠻貊之邦」的意思，有「輕我大金國」之意，要求許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寫謝表奉上。許亢宗反駁說，「《書》謂『協和萬邦』、『克勤於邦』，《詩》謂『周雖舊邦』，《論語》謂『至於他邦』、『問人於他邦』、『善人為邦』、『一言興邦』，此皆『邦』字，而中使（指金使）何獨只誦此一句以相問也？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曾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 。後來，許亢宗雖然沒有重新撰寫謝表奉上，但從中可以看出，那時的金人已經知道漢儒有關「中國尊貴，夷狄卑賤」的思想，認為宋使稱金國為夷狄蠻貊之邦就是對金國不尊重，開始產生了不承認自己卑賤、不願意稱自己為蠻貊夷狄的思想認識。

據《禮記·王制篇》記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稱中國和夷、蠻、戎、狄為五方之民，將「中國」與「夷蠻戎狄」對舉。金人恥言自己為夷狄蠻貊，那麼他們希望稱自己為什麼呢？如果按照《禮記·王制篇》「五方之民」的認識去理解的話，不是「夷蠻戎狄」，就是「中國」，金人顯然是希望稱自己為「中國」。據此，可以看出，金太祖、太宗時期，金人雖然沒有明確自稱「中國」，但說他們已經萌生了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似乎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二、金人自稱「中國」觀念的確立和發展

金太祖、太宗時期，金人雖然萌生了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但我們沒有找到他們自稱「中國」的文獻和石刻記錄。到了金熙宗時期，雖然也未見到金人明確自稱「中國」的文獻和石刻記錄，但根據金熙宗進行漢化改革以及重塑金朝「正統」形象等現象分析，金熙宗時期應該已經自稱「中國」了。到了海陵王完顏亮時期，有關金人自稱「中國」的記載明確見諸於有關文獻，到了金世宗和金章宗時期，有關金人自稱「中國」的記載越來越多，因此，我們將金熙宗完顏亶至金宗章完顏璟時期，視為金人自稱「中國」的確立和發展時期。

金熙宗自幼以漢人韓昉為老師，悉心學習漢文化，對漢文化有關中國尊貴、夷狄卑賤等思想有著比較深入的了解。在漢族儒士的影響下，也形成了中國尊貴、夷狄卑賤的思想認識。據《金虜節要》一書記載，金熙宗完顏亶，「自童稚時，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此「中國」為宋人所稱，主要指遼、北宋漢人及中原政權）儒士教之。其亶之學也，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戰象，徒失女真之本態耳。由是則與舊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視舊大功臣則曰：『無知夷狄也。』舊大功臣視渠則曰：『宛然一漢家少年子。』」 作為女真貴族的完顏亶，因為自己學習漢文化，即自視為尊貴的「漢人」，視那些沒有學習漢文化的女真人為「無知夷狄」，而那些沒有學好漢文化的女真貴族也視完顏亶為「漢家少年子」，即認為完顏亶變成了漢人。金熙宗和女真舊貴族在這裡所使用的「漢」和「夷狄」的概念並非是種族概念，而是先進與落後的文化概念。在中國古代，「漢」或「漢人」常常是「中國」的代名詞 ，也是漢族文明的代名詞，夷狄蠻貊則成了野蠻落後的代名詞，成了女真由夷變漢以後女真稱那些相對落後之人以及少數民族的代名詞，有時也成了金人攻擊和謾罵南宋等國的代名詞。 漢化女真人視自己為「漢人」，即是視自己為「中國」人的意思。說明，這時的女真人已經產生了女真人學習漢文化即非「無知夷狄」，也是「中國」的思想認識，以金熙宗為代表的一部分女真人向自稱「中國」邁出了十分可喜的一步。

金熙宗繼位以後，全面進行漢化改革。在中央廢除以勃極烈共治國政為主要內容的女真官制，仿漢官制實行三省六部制；地方上將漢人的路、府、州、縣制度向全國推廣；仿漢制進一步改革科舉制度，重視對官吏的考核；又仿漢文化中的法制觀念，制訂和頒行《皇統新制》等法律文件，注意以法治國等等。

在金熙宗全面進行漢化改革當中，禮制改革，漢化程度尤為深入。金熙宗按照儒家五禮制度，興建宗廟、社稷、宮殿等，詳定各種禮儀，「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 ，金朝的一些重要禮儀逐步建立起來。尤其是金熙宗在興建太廟，改革祭祀祖先之禮時，通過追尊祖宗謚號，重塑了金朝正統形象，表達了金朝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

實際上，女真人在金太宗時期，已經標榜金朝繼承遼朝正統為正統，但那時的正統，只是繼承遼朝也就是繼承中國北部半壁江山的正統。金熙宗即位以後，尤其是迫使南宋向金朝稱臣以後，就不以繼承遼朝正統為滿足了，而是主張繼承遼朝和北宋為整個中國之正統。金熙宗在《皇統五年増上太祖尊謚》中，為表明金朝「傳序正統」，增上金太祖「尊謚曰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 ，他們在解釋尊謚「興運」時說，「肇啟皇圖，傳序正統，謂之『興運』」。又在解釋尊謚「定功」時說，「拯世利民，底寧區夏，謂之『定功』」，將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武功說成是「底定區夏」，「傳序正統」，無疑是將金太祖塑造成了「底定區夏」的「中國正統」皇帝。金熙宗又在皇統五年閏十一月七日令尚書省議定增上祖宗尊謚詔書中說：「朕聞創業垂統」，「我國家千齡應運，累聖重光」，強調「應運」與「垂統」。宗弼等人也在其所上《增上祖宗尊謚》中，稱金朝列聖「創業垂統」，「迄成大業，蓋與殷周之興無疑」，「與羲軒同風」，「與湯武比德」，「大寶終歸於正統，此又比之唐虞，尤為盡善」。又為了表明金朝「傳序正統」，宗弼等人為金熙宗之父完顏宗峻擬定謚號為「允恭克讓孝德玄功佑聖景宣皇帝」，並在解釋尊謚「佑聖」時說，「誕生聖嗣，傳序正統，曰『佑聖』」 。金熙宗和宗弼等人在這裡所說的「正統」，雖有王位傳承之「正統」的含義，但也有彰顯金政權是「正統」的意思，這裡所說的「正統」，絕不是僅僅繼承遼朝的「正統」，而是繼承遼朝和北宋的「正統」，也就是整個中國的正統。金熙宗通過追尊祖宗謚號，重塑祖先的正統形象，其目的是為了說明當朝皇帝也是中國正統。這說明金人自稱「中國」的觀念在金熙宗時期已經確立，應該是毋庸置疑之事了。

金熙宗時期主要通過反對稱女真人為「無知夷狄」，而自稱「中國」。海陵王完顏亮則不這樣認為，他承認自己是「夷狄」，但認為夷狄並不卑賤，夷狄有文化也一樣高貴。反對以種族為標準來區分尊貴和卑賤，認為應該以文化和事功為標準來區分尊貴和卑賤。史書記載，他對漢族儒士中流行的「華夏尊貴」，「夷狄卑賤」的傳統思想觀念十分反感，曾對翰林承旨完顏宗秀、參知政事蔡松年說：「朕每讀《魯論》，至於『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對漢族儒士視「夷狄」為卑賤的民族大為不滿，他認為漢族儒士或按照南北地域、或按照民族來區分貴賤尊卑是不正確的，應該按文化區分貴賤尊卑，認為被中原漢人視為卑賤的女真人，特別是他這個女真皇帝是有文化之人，也是尊貴的，並不比中原漢人差。在此基礎之上，完顏亮極力反對以種族為標準來區分「正統」和「非正統」，主張以文化和事功為標準來區分「正統」和「非正統」。史書記載，一天，完顏亮「讀《晉書》至《苻堅傳》，廢卷失聲而嘆曰：『雄偉如此，秉史筆者不以正統帝紀歸之，而以列傳第之，悲夫。』」 對史家所修《晉書》沒有把苻堅放到記載皇帝之事的《本紀》中去寫，而是放到與將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載記》中去寫，將少數民族皇帝降為臣下，大為不滿。在完顏亮看來，苻堅等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並取得了「雄偉」的事功，也應該是「中國正統」，也應該承認他們是皇帝。言外之意，女真人也建立了「雄偉」事功，也應該是「中國正統」。

海陵王完顏亮時期，在這種反對以種族為標準來區分尊貴和卑賤，主張以文化和事功為標準來區分尊貴和卑賤的思想支配下，金人開始明確地自稱「中國」了。如，海陵王完顏亮意欲伐宋，以實現天下一統，其嫡母徒單氏則表示反對，特勸諫說：「國家世居上京（今黑龍江阿城），既徙中都（今北京），又自中都至汴（今河南開封），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 ，認為金朝興兵攻宋，只能給金朝帶來災難，不會給金朝帶來好處，顯然，這裡所說的「中國」是指金朝；梁珫則慫恿完顏亮出兵伐宋，「議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國」 ，這條史料中所說的「中國」，無疑也是指金朝。

到了金世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有關金人自稱「中國」的史料屢見於史書記載。如：金世宗時期，由於北部邊疆地區的蒙古逐漸興起，不斷南下侵擾，成為金朝北部邊疆地區的威脅，有人提出應該在北部邊界地區「穿深塹（修界壕）以御之」，在討論此事時，李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不同意，說「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 。李石和紇石烈良弼稱金朝徵發民眾去修築界壕是「疲中國有用之力」，所說「中國」應該是指金朝。金世宗時期，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即依附於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 ，青宜可等人對宋朝不斷改變政令甚為不滿，意欲從宋朝來到金朝，因此，這條史料中所說的「中國」，無疑也是指佔據中原地區的金朝。

到了金章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意識更加強烈。金章宗為了表明金政權是中國正統的接續者，曾三次大規模組織官員對金朝德運問題進行討論，就是要強化金朝是「中國」的思想意識，強化金朝是中國正統的接續者。在這種情況下，金人自稱「中國」的觀念迅速漫延和擴展，逐步發展成了金人的普遍共識。史書中有關金人自稱「中國」的記述越來越多。如：宋朝權臣韓侂胄為了樹立蓋世功名，積極準備北伐金朝，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則認為宋金和好日久，不相信宋人會無故敗盟，完顏匡勸諫金章宗等人說：「彼（指宋朝）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指南宋改年號為「開禧」），豈忘中國者哉」 ；獨吉思忠也說：「宋雖羈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 。毫無疑問，這兩條史料中所使用的「中國」一詞，都是指金人所佔據的原北宋的中原之地，並引申為整個金朝。後來，韓侂胄發動北伐戰爭，宋將吳曦叛宋投金，《金史》說吳曦「恃中國為援」 ，也是指吳曦要以金朝為援，所說「中國」也指金朝。金章宗後期，由於金人大量購買宋人茶葉，引起國家財政緊張，有人上書金章宗說：「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 ，認為用「中國」的絲綿錦絹有益之物去換取宋朝的茶葉是不合適的，建議金朝不要購買宋朝的茶葉。這條史料將宋與「中國」對舉，「中國」一詞指金朝，是非常明顯的。後來，蒙古為了進攻金朝而先發兵進攻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朝求援，金章宗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 ，沒有答應西夏的請求。金章宗在這裡所說的「中國」無疑也是指金朝。可見，金章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意識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強化。

三、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全面發展和普及

衛紹王至金哀宗時期，金朝逐步走向衰落，但金人自稱「中國」的意識非但沒有走向衰落，反而更加高漲。不論是身居高位的王公貴族，還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很自然地稱金朝為「中國」，金人自稱「中國」的觀念得到了全面發展和普及。

金宣宗繼位之後，對金章宗經過大規模德運問題討論之後，所確立的以繼承北宋正統為中國正統的思想觀念不甚滿意，於是，又於貞祐二年（1214年）再次選定朝官依據「五德終始」學說對金朝德運問題進行討論。此次討論，朝官們對金朝正統的嗣統問題雖然仍然存在「不論所繼只為金德」、「繼唐土運為金德」、「繼遼水運為木德」、「繼宋火運為土德」、「繼劉齊土運為金德」、「繼宋土運（認為宋以火為運自失其序）為金德」等不同觀點，但持「不論所繼只為金德」一派的觀點逐漸佔據上風。說明，金人在嗣統及其自稱中國「正統」的理論支持上有了新的認識。也就是說，他們在金人自稱「中國正統」問題上，不僅尋求「五德終始」學說的理論支持，還提出了「不必以五行相生為序」，應「以德之衰旺見其運」的有德者當為中國「正統」的思想，認為金朝「奕世載德，遂集大統」 ，即認為金朝有德，可以稱正統。這種主張按道德來區分正統和非正統的思想，在一些金人的著述中也有反映。比如，趙秉文在《蜀漢正名論》一文中，就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 的區別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思想。他認為，是否應該稱曰「漢」以及是否應該稱為「中國正統」，標準在於是否「有公天下之心」，不管你的種族如何，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漢」，即是中國，即是「中國正統」，即認為應該以「道德」作為區分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標準。金朝末年的楊奐，也提出了與趙秉文大體相同的理論，他在其所作《正統八例總序》中指出，「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即認為，只要行「王道」即可以稱中國正統，反對「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即反對用種族世系和佔有地域的情況作為區別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標準。所論「王道」，強調得「天下臣民之心」，「敦道義之本」 ，顯然與趙秉文所論「有公天下之心」即為中國正統的思想，頗為相似。這種主張按道德來區分正統和非正統的思想，與漢儒們所說的「道統」思想並無二致。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金朝朝野內外都很自然地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金人自稱「中國」的觀念得到全面發展和普及。

史書記載，金宣宗貞祐初年，「中國仍歲被兵」，謂金朝連年遭受北方蒙古的進攻。在蒙古的進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駐中都（今北京），趙秉文乘時上書言三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為便」 。這兩條史料中所說的「中國」，無疑都是指金朝。金人元好問在其《趙閑閑真贊二首》中說：「人知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國百年之元氣」 ，稱讚金人趙秉文代表了金朝百餘年來民族的基本精神。又在其撰《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並引》中說：張公理（張氏字公理）曾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 ，將「大定（金世宗年號）明昌（金章宗年號）」時說成是「中國全盛時」，所說「中國」無疑是指金朝。元好問又在其為楊雲翼所撰《神道碑》中說：「識者以為中國之大，賓士之久，河嶽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 ，稱金人楊雲翼為「中國」之人傑。在《聶孝女墓銘》中說：「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謂金人聶孝女是中國百餘年來死節可書者「十數人」之一。金哀宗即位，元好問又撰《賀登寶位表》，祝賀金哀宗即位，文中稱「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 ，稱讚金哀宗為中國聖人。可見，元好問在這些史料中所使用的「中國」一詞，都是指金朝。

金哀宗即位之後，面對蒙古的進攻，形勢越來越不利，但他們仍然不把宋人放在眼裡，哀宗曾說「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 ，這裡將北兵、宋人與「中國」對舉，「北兵」指蒙古，「中國」指中原地區以及佔據中原地區的金朝，也是毋庸置疑之事。後來，金將完顏陳和尚與蒙古戰敗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將士曾說「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 說明金朝的一般將領和士兵都十分習慣地稱金朝立國百餘年的歷史為百數年的「中國」。金朝晚期的李純甫著《中庸集解》、《鳴道集解》等書，號稱「中國心學，西方文教」 ，將「中國」與「西方」對舉，以金朝為「中國」，更為治金史和思想史的學者所經常引用。

可見，金朝末年，金人對金朝即是「中國」的認識，並非是一個人兩個人的認識，已經成為金朝朝野上下十分普遍的認識，無論是身居高位的王公貴族，還是一般平民百姓，都很自然地稱金朝為「中國」，並無疑義。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得到了全面發展和普及。

四、金人自稱「中國」的包容性及其影響

金人初起之時，一直稱宋人和宋朝國家為中國。到了金熙宗時期，金人開始自稱「中國」，但並沒有反對宋人自稱「中國」。比如，《宋史》記載，「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 粘罕（宗翰）於天會十五年（宋紹興七年，1137年）病逝，金熙宗則於宗翰病逝的前二年即天會十三年（1135年）即位，已經開始進行漢化改革並進行「中國正統」形象塑造，金人自稱「中國」，自稱「中國正統」觀念已經確立，宗翰仍然稱宋朝境內為「中國」，說明金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並沒有將他們一向稱為「中國」的宋朝排除到「中國」之外。紹興十四年（1144年）宋人宋之才受命出使金朝祝賀金熙宗生辰，回國後撰成《使金賀生辰還復命表》，稱他出使金朝期間，金熙宗曾問他「宋國，大國，小國？」宋之才回答說：「非大國，非小國，乃中國耳。」 文中沒有記載金熙宗對宋朝使者自稱「中國」問題持何種態度，也就是說，金熙宗並沒有對宋人自稱「中國」表示反感，說明金熙宗在金人自稱「中國」的同時，並不反對宋人稱「中國」。海陵王完顏亮時期自稱「中國」，自稱「正統」，已經得到學界普遍承認，但完顏亮仍然稱宋朝為「中國」。比如，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1151年），宋朝派遣巫伋、鄭藻等出使金朝祈請山陵等，完顏亮問宋朝使者「所請者何來？」巫伋首言「乞修奉陵寢。」完顏亮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巫伋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指宋欽宗）歸國」。完顏亮又令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巫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兩字。」完顏亮又令譯者傳言說：「此是汝中國事，當自理會」 。完顏亮在這裡所說的「中國」無疑是指宋朝。說明完顏亮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也稱宋朝為「中國」。金世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有了新的發展，但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在「中國」之外，如大定八年（1168年）金世宗在冊命皇太子的《冊命儀》中說：「紹中國之建儲，稽禮經而立嫡」 ，這句話無疑是在說金人學習「中國」的立太子制度，按照禮經的思想立嫡子為太子。這裡所說的「中國」絕不會指女真，應該指漢人，漢人只有建立政權才會有立太子制度，因此，這裡的「中國」應該指漢人政權，北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南宋也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按此理解，金世宗在這裡所說的「中國」就應該指包括南宋在內的一切漢人建立的政權，應該不會將南宋排除在外。金朝末年，金人自稱「中國」得到了全面普及，但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到「中國」之外。比如，金末劉祁曾說，顯宗完顏允恭「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 ，劉祁在這裡所說的「中國」，有文化的涵義，但不會指女真文化，而是指「漢文化」，漢文化就是漢人及其所建政權的文化，南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所創建的文化應該屬於漢文化範圍，按此理解，劉祁所說的「中國」應該是指包括南宋在內的漢人及漢人建立政權的文化，如此說來，劉祁在這裡所說的「中國」，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到中國之外。

至於王若虛和元好問在自稱金朝為「中國」的同時也承認「九州四海」為「中國」的思想，已為大家所熟知，就不再贅述了。

金人自稱「中國」的理論根據是什麼？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中國」一詞未成為某一個民族和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而援引中國傳統文化「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理論，認為他們既佔據中原又「懂禮」，因而很自然地稱自己為「中國」 。當然，金人自稱「中國」也有對「中國」文化認同的意思，也有便於統治漢族等各族人民之用意，等等。但在這些原因之中，最重要的原因則是那時的各個政權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因此，「中國」一詞並未成為哪一個民族和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因此，大家都可以稱「中國」，這也是金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也承認宋朝是「中國」的主要原因。

金人自稱「中國」，對後來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元人在撰寫《金史》時，即承認金朝為「中國」，並用「中國」一詞指稱金朝。比如：《金史?哀宗紀》中說：「太祖、太宗威制中國」，《金史?兵志》中說「及其得志中國」等史料中的「中國」，就是指中原，並引申為金朝。《金史?宣宗紀》又記載，宣宗興定元年（1217年）十二月「戊申，即墨（山東東路濟南府萊州隸下的縣，今山東即墨）移風砦（萊州萊陽縣管轄下的一個鎮，在今嶗山灣沿岸）於大舶中得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糴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 。即墨為金朝山東東路濟南府萊州管轄下的一個縣，因此，這裡所說的「中國」無疑也是指金朝。說明，元人在撰寫《金史》時，已經用「中國」一詞指稱金朝了。顯而易見，金人自稱「中國」，對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值得我們認真探索和研究。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金朝太祖、太宗時期，雖然以繼承遼統為由而自稱正統，但沒有自稱「中國」，是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孕育和萌生時期。熙宗完顏亶迫使南宋奉表稱臣，開始自稱「中國」，金人自稱「中國」觀念正式確立。海陵王完顏亮時期，不以宋人奉表稱臣為滿足，意欲滅亡南宋，統一全國，名正言順地作全中國的正統皇帝，金人自稱「中國」的意識有了新的發展，已經明確見諸於史書記載。金世宗時期，又將完顏亮時期試圖滅亡南宋以後才可以稱正統的思想發展為沒有滅亡南宋也可以稱中國正統的思想，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金章宗時期，通過「德運」問題大討論，又將金世宗沒有滅亡南宋也可以稱中國正統的思想發展為，沒有滅亡南宋也要以繼承北宋正統為整個中國正統的思想意識，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得到了新的發展和強化。金宣宗時期，通過「德運」問題的重新討論，金人又不以繼承遼宋之統為滿足了，多數人逐步產生了拋開「五德終始」的嗣統學說，贊成「不論所繼」只為中國正統的思想認識，將金人自稱「中國正統」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在這種思想影響下，金朝末年，形成朝野上下自覺稱金朝為「中國」的思潮，無論是身居高位的王公貴族，還是一般平民百姓，都很自然地稱金朝為「中國」，金人自稱「中國」思想意識得到了全面發展和普及。金人自稱「中國」的理論根據，主要是因為那時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中國」一詞未成為某一個民族和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而援引歷史上「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理論而自稱「中國」，當然，金人自稱「中國」，也有對「中國」文化認同以及方便統治漢族等各族人民之用意。金人自稱「中國」，對多民族「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限於篇幅，參考文獻略）

來源：《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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