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深│黃河故道古淮河口雲梯關歷史追溯

最新 07-20

1.地質文化，2.海關文化，3.海鹽文化，4.漕運文化，5.河防文化，6.水利文化，7.移民文化，8.文學名著，9.戲曲文化，10.名人文化，11.孝道文化，12.民俗文化，13.濕地文化，14.農耕文化。

胡智深

黃河故道古淮河口

雲梯關歷史追溯……

文│胡智深

雲梯關，地處中國南北地理分界線秦嶺-淮河的入海口。

成陸於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境內及周邊曾多處發現出土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文物及文化遺址。

漢唐時期中原地區與海外貿易的古海關-東洋航線的起點。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抗金黃河人為決口，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決堤奪淮入海——形成太平洋西海岸、亞洲大陸邊緣最大灘涂濕地的源頭。

明洪武五年（1372年）設立的東南沿海最大抗倭大河衛營所在地。

清朝數代皇帝御批、大臣督察的黃河水患治理重點區域。

米芾、龔自珍等文人墨客都曾到訪並留有千古佳句。

目前我國區域文化從大的範圍分類，一般都按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區域劃分，或以先秦時期的國度劃分為齊魯、吳越等區域文化，尚無以淮河流域為地域特徵的淮河文化之說。而淮河文化作為獨立的區域文化，是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可取代的。

由於淮河文化具有鮮明的過渡兼容性質，對研究我國地域文化融合規律，有著典型的意義。

其一：地質文化

滄海桑田，是中華海陸相生的自然地理現象，華夏陸地的形成和長江、黃河、淮河等眾多入海大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淮河、黃河的東流入海不斷沖刷沉澱形成了今天黃淮平原、江淮平原的勝境，也形成了從北至南沿海滄海桑田的獨特自然地理現象，雲梯關區域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抗金人為決黃河入淮河、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自然決口奪淮河入海的古淮河入海口，727年間的陸相沉積，使古為滄海今為田的自然地理變遷現象，在雲梯關演繹地淋漓盡致，是我國大江大河形成華夏陸地、演繹滄海桑田的重要自然地理標本，同時，不會再生、不可複製的滄海桑田自然地理現象，也具備了申報世界自然地質遺產名錄的基本條件。

其二：海關文化

古代海關。江蘇省文物委員會原主任王少華考證認為，雲梯關為古代青徐吳越中原出海口岸，是我國最古老海關之一。中國《海關研究》2003年第二期發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關之一——雲梯關》，作者李建：「……在北宋、元之時即存在」。

海上絲綢之路始興於漢唐，盛於宋元，明初達到頂峰。自漢武帝拓疆貿易、隋煬帝開通運河之後，中原東向、華夏中天所在地的古淮口雲梯關便進入國際港口的範疇，漢唐與日本、新羅等國的文化交流人員和商貿船隻，都通過古淮口上的雲梯關和長江揚州等地進出中原，因此，雲梯關可以說是漢武大帝拓展疆域、海外貿易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東洋航線的重要起點。古稱「大海口」、「海要」，淮河流域民間一直傳唱「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收了淮河灣，富甲半邊天」的歌謠。

據《阜寧縣誌》記載，廟灣榷政始自明代萬曆年間，榷政，建設建立徵收賦稅的機構。廟灣口雲梯關地方船料梁頭則屬淮關，客商貨物則屬海關。海關有官瓦房十間，民房三間，巡船七隻，凡經過該關所有貨船俱按江海關依貨徵稅，一切巡航貨載七折報納，車載驢馱肩挑背，稅銀不及三分者，概免輸納。

其三：海鹽文化

蘇北鹽場。7000年前的地球第四紀冰川變化，將大陸海岸線向東逐步推移至贛榆-大沂山（灌雲）-雲梯關（響水）-廟灣（阜寧）-鹽城一線。早在春秋時期，古淮口兩岸的先民們，以「近海之利」「煮海為鹽」。秦漢時廣大東部沿海地區已因鹽利興市。漢元狩四年（前119），鹽城就以其興旺的漁鹽之利立縣鹽瀆，明朝的蘇北鹽場所在地，現在的「中國海鹽博物館」就座落在鹽城。清末民國初成立的大源製鹽公司，建國後的淮北灌東鹽場、東泰鹽場、江蘇最大的地方鹽場-三圩鹽場等均位於淮河入海口東移後的灘涂濕地，海鹽的生產方式經歷「煮海熬波」「淋鹵煎鹽」「曬海成鹽」「鹵晒成鹽」。

其四：漕運文化

河海相連。河海相交的地理特徵，使處於淮河入海口的雲梯關衍生了水上商業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包括漕運、海運，漕運這一文化現象。現在雲梯關周邊仍有王碼頭、楊碼頭、海關、大關等反映古代繁華商貿的地名，是西連淮河、京杭大運河，東向出黃海的河海聯運重要港口，且南京博物院考古勘探也發現了湮沒於地下700餘年的歷史遺存。現在的古淮河、串場河、灌河都曾是繁忙的漕運主要通道。明景泰初（1450年）始在淮安設立運鹽和糧食等貨物的總督漕運部院，清光緒三十年（1904）裁徹漕運總督，設在淮安的朝廷重要的漕運總督部院，足以說明地方交通漕運的繁忙重要和地方物產的豐盛。

其五：河防文化

大河衛營。漢時，海上兵防有樓船將軍、橫海將軍等。唐初征遼，築有城堡，用於囤積軍用糧草輜重和駐軍。宋抗金、明驅倭、清防務，雲梯關及淮河一帶經常兵戎相見。明朝建立伊始，便在全國推行衛所制度。其實，衛所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兵營，不是戰時組織，衛所軍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戰時由朝廷臨時調兵遣將，兵將分離，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明代諸城籍軍功子弟大多安置於全國各地的衛所中，明代凡京師和地方均設衛所，5600人為一衛，1120人為一千戶所，112人為一百戶所；每一百戶所設二總旗，十小旗，每50人為一總旗，每10人一小旗。衛所設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千戶、副千戶、百戶、試百戶、鎮撫等職官。

明代衛所將士實行世襲制，軍官可世襲，士兵則世代服兵役。明初這種軍事建設的藍圖不久便因邊患的日益加劇而改變，特別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東南沿海為防倭寇侵擾，朝廷在雲梯關設立「大河衛」，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歸屬淮安府（淮安府統轄淮安衛、大河衛、邳州衛現徐州境內、海州所現連雲港境內），當時全國已設立329個衛所。明鄭若曾在《籌海圖編·萬裏海防圖》中述：「....朐山距淮河之道，郁洲、鷹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泊出沒之處，乃據守當先者也。」，在明朝《萬裏海防圖》上雲梯關作為軍事重地赫然在列。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三十四年 (1555年)和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曾三次入侵雲梯關，均被當地軍民擊敗。雲梯關村《楊氏族譜》記載，嘉靖年間雲梯關守將楊茂，是北宋名將楊五郎的後代，楊茂抗倭殉國後，朝廷又委派楊氏後人駐守雲梯關。

其六：水利文化

國之工程。根據《江蘇省兩千年洪澇災害年表》載，公元1195年至1949年754年間，災害年315年，平均每4.18年就有一次水災。另據《鹽城市志》載，黃河奪淮後，有文字記載的全局性海、洪水災害41次，平均每20年出現一次，就是說每20年鹽城就要承受一次水的滅頂之災。學者說，這是不斷被「格式化」的大地。

明隆慶三年（1569年）七月淮水泛濫，「四望數百里浩淼如大海，溺死者不計其數。」

清道光十一年（1831）運河決堤，平地水深五尺「歲大飢，人相食」。

民國20年（1931）洪澤湖決堤，「平地水深數尺，街道行船」。再就是海水倒灌，由於海堤單薄，海水倒灌屢屢發生。

史書記載，明正德九年（1514）「海嘯，居民漂溺者十分之七」。洪水、海潮交替為患，治水也成為當地歷代政府和民眾的頭等大事。

淮河治理從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抗金人為決堤，自1194年（南宋紹熙五年）黃河歷史上第四次自然改道全面南泛，到1855年黃河北徙復歸山東，在治理淮河的漫長歲月中，形成了大量的歷史典籍，因而有些專家把它稱之為「水利文化」。

北魏酈道元編著的《水經注》，對淮水其支流的原委、分合，流經地區的地理變遷和歷史事件均有記載；唐大曆淮南黜陟使李承築「李堤」、宋代范仲淹築「范公堤」；明代萬曆年間潘季馴的《河防一覽》《兩河經略》等著作，提出了「築堰障淮，束水攻沙，水逼淮注黃」等治水思想，清代康熙年間靳輔的《靳文襄公奏疏》，提出黃、淮、運綜合治理主張，完善了潘季馴的治水思想。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五月，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臣遵旨看視海口，將攔黃壩盡行拆去，河身開浚深通，於四月二十一日動工，至五月初九完工開放，水勢暢流，沖刷淤沙，旬日之間深至三丈，寬及百丈有餘，滔滔入海，沛然莫御，且自動工以來，海潮不興，風濤不作，得以施工，工程甫竣，即長水二尺，以資開放，暢達入海，此皆我皇上留心國計，軫念民生，至誠上孚天心，海神效靈之所至，應將攔黃壩之名改稱大通口，伏乞皇上欽定，以垂永久，建海神廟以答神庥。」。康熙准奏賜名「大通口」，建造廟宇。

康熙四十三年正月，甲戌封淮神為長源佑順大淮之神，御賜「靈瀆安瀾」匾額，懸掛雲梯關海神廟（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九十九第十二頁）。

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六月十七日，江南河道總督李弘、兩江督臣高晉、河東河臣李清時、河南撫臣阿思哈聯合上疏朝廷奏摺：「河南陝州三門是黃河入淮的鎖鑰之地，安東縣雲梯關為黃河入海尾閭，盱眙縣龜山系淮水匯歸洪澤湖的門戶。這些地方都建有禹王廟。雲梯關禹王廟建於清康熙39年（1700年），由於年代久遠，廟宇損壞嚴重，兩江督臣高晉將其修葺完整。三門禹王廟與河東河臣李清時、河南撫臣阿思哈會商，於本年二月共同捐款已修建完工。盱眙龜山禹王廟亦經修理完畢。這三處廟內俱未有御書匾額，以垂永久，光昭懷柔之典於萬世。」

三十二年九月，乾隆皇帝恩准下賜御書匾額：河南陝州三門禹王廟匾曰「功垂疏鑒」；江蘇安東縣雲梯關禹王廟匾曰「利導東漸」；安徽盱眙縣龜山淮瀆廟匾曰「佑孚川乂」（《清實錄》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下七三九頁）。

嘉慶十三年（1808年），黃河堤決馬家港及張家莊二套兩處。溢水以張庄決口最猛，旁兩路直向北沖入灌河形成夾沖子，水頭衝過灌河北岸五里，堤北支河港汊悉車平陸。這次決口是蘇北黃河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決口，民眾流離失所，史稱「倒大通口」。次年，工部尚書馬慧裕受命重浚海口，堵塞了兩處決口，挑浚正河，黃水復歸故道，從此下游暢通，全河順軌，永慶安瀾。馬慧裕伏乞皇上睿鑒謹奏。嘉慶御批：欣慰覽之即有恩旨。甲寅以祈禱靈應，頒發清江浦海神廟御書匾額曰「朝宗普慶」（大清《文宗皇帝實錄》卷十八第二六二頁）。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二十六日，南河清江浦伏秋大汛，河湖水勢均形漲滿，埽石坍，勢甚危險，河督及地方百姓恭詣神廟虔禱，水即消落，化險為平，下河一帶得以普慶豐收，皆賴神靈默助。道光皇帝深感慰著，著發去御書「海神廟」匾額一方，交付陸建贏等祗領敬謹懸掛以酬神貺。

清朝孔尚任、左宗棠、林則徐、張謇、于成龍、張鵬翮、李弘、馬慧裕這些名人都曾在鹽城留下治水的足跡。

民國時期，張謇任導淮督辦和國家水利局總裁，遵照孫中山先生「修浚淮河為今日刻不容緩之工」的訓示，對淮河流域進行水文觀測和地形測量，主張江海分流。民國18年，組建導淮委員會，蔣介石兼任委員長，由水利專家莊嵩甫實際負責，選任專門員司、水利技術人員和法國專家，到淮域各水系勘測校核，擬訂《導淮工程計劃》，實施入江入海並舉方針。民國24年，國民政府委員陳果夫主持導淮，江蘇省建設廳廳長沈百先擬訂征工方案，先後役12縣民夫16萬人對協響水縣境內七套以上廢黃河進行疏浚，以下改道取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稱七套以下新開段為中山河，余仍稱廢黃河。

建國後，毛澤東主席針對1950年的淮河大水嚴酷現實，下令「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之後，淮河再次直接入海的通水道工程歷經治理建設，淮水再次直接入海，這個淮河流域億萬民眾跨越8個世紀的夢想終成現實，淮水不再成為里下河人民的心頭大患。同時，海堤達標建設全面啟動，鹽城海堤總長582km，占江蘇的56%，目前已按50年一遇高潮加10級風浪的標準建成了達標海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較好地實現了侵蝕性海岸灘涂建堤的實踐。

《淮河志》對淮河及治理作了詳盡記載，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淮河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淮河人文志：淮河志（第7卷）》是《淮河志》的組成部分。全書共分淮河流域的歷史文明、名勝、風俗、著述、人物五篇及附錄。該書主要記述淮河流域歷史文明和發展變遷，展示出淮河水利事關國家政權安危和社會經濟興衰的戰略地位。

其七：移民文化

紅巾趕散（又稱「洪武趕散」）。洪武時期江南向江北的移民，大致以當時的黃河為北界。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佔領淮河兩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領海、泗、安東三州，山陽、清河、沭陽、鹽城、桃源、贛榆、天長、盱眙8縣。戰亂使淮安及其周圍地區人口逃斃殆盡，亟待移民充實。同時，江南地區的地主階級人士有很多依附張士誠。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進行強制性的大規模的移民。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遷蘇、松、杭、嘉、湖諸府之民4000餘戶至臨濠（今安徽鳳陽縣臨淮鎮）墾田。又移江南民14萬戶於鳳陽府。泗州、盱眙為交通要道，經明末大亂，人口銳減，時均屬鳳陽府，故遷移的14萬戶中，有相當一部分安置於泗州和盱眙。此後百餘年中，又陸續將江南的人民遷徙到淮安府境。這就是淮安民間傳說中的「紅巾趕散」。如漣水、淮陰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間整族整族地「奉旨」遷來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鐵頭大船，後人在漣水、淮陰「九朱」中以「鐵船頭朱」加以區別。漣水孫氏、張氏，灌南湯氏，以及金湖等地約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為洪武年間從蘇南遷來的。

又據民國《泗陽縣誌》載，元末明初，由蘇南遷來的有翁、朱、盧、吳等25氏族，其中由蘇州遷來的有21族。明中葉，實行「中鹽法」，晉、徽商來淮業鹽，並就地定居繁衍。漣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遷安東。耀南縣城新安鎮，是明朝中葉安徽新安商人在此興集命名的。高溝地區的汪、程、吳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縣人，也是因經商就地定居的。淮安河下鎮是著名的徽商、晉商聚居地。

淮安府的移民亦有從蘇州遷入的說法，如泗陽縣的席，唐，吳，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蘇州的東洞庭山（太湖有東、西洞庭山）、崑山、句容、吳縣等地遷入，因此該縣仍存在有關原籍蘇州的廣泛傳聞。此外，來自零星的北方移民，特別是山西洪洞縣民有部份遷入淮安府.山東東南地區，原為山西移民遷入的區域之一，而後再輾轉南遷進入蘇北地區，因此有些蘇北地區移民，是為山西移民的後代.這些由山西洪洞移民向外遷徙的移民運動甚為頻繁，從前朝開始乃至於整個明朝，多可發現其蹤跡。

今天的鹽城人幾乎都會告訴你祖籍是「蘇州閶門」的，是「洪武趕散」而從蘇南來到蘇北的，這種文化現象與山東人所說祖籍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的相同。據《鹽城縣誌》所載，朱元璋登基後不久，為了報復甦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一帶王府紳民對張士誠的擁戴，遂以移民墾荒為由，將王府40萬人丁驅趕到蘇北，留下了一段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為什麼幾十萬人都說來自蘇州閶門？蘇州城內有八個門，其中蛇門與盤門都象徵征服越國，使越朝吳之意。齊門面對齊國，意在制服齊國。閶門之意取自「天通閶闔風」，位於城之西，闔閭首先要西破強楚。鹽城人說自己的祖先是蘇州閶門的，這多少反映了洪武趕散的後裔憎恨朱元璋、擁戴張士誠的「情結」。

祖籍是蘇州者，主要分布在揚州、淮陰、鹽城三個地區。在這一地域範圍內的今揚州、邗江、江都、泰州、姜堰、泰興、高郵、寶應、淮陰、淮安、灌南、沭陽、宿遷、泗陽、漣水、鹽城、響水、濱海、阜寧、射陽、建湖、大豐、東台、新浦、東海、灌雲等地皆有分布。從方言的現狀和所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其中以姜堰、興化、泰興最為集中。

響水、濱海、射陽、大豐的范公堤以東地區，明初尚未成陸，這裡的蘇州移民顯然是在蘇北地區二次或三次遷徙的。在這片地城範圍內，自稱是蘇州移民後裔的至少在80%以上。

明洪武年間，蘇北地區接納了如此之多的蘇州移民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根據語言的現狀基本上可以推斷，這次移民的人數不可能佔蘇北當地當時人口的絕大多數。如果來自蘇州（我們遵照習慣，把蘇、松、湖、嘉、杭五府都稱為「蘇州」）的移民在蘇北占絕大多數——這種來自一地，又集中移往一地，遠遠超過當地土著的板塊式移民，新到一地後必然使用原地的方言。這樣，蘇北大地今天的方言應該是吳語，即使從語言發展變化的角度去考慮，至少也應該是摻有某些官話成分的吳語，而不是現在這樣僅僅是摻有吳語成分的官話。這個道理是十分淺顯的，漢語方言的發展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如南京、鎮江的方言本來是吳語，演變成今天的江淮話，是永嘉年間大批移民所致。家譜、族譜和一些地方文獻提供的資料證明，明初遷人蘇北的移民並非都來自「蘇州」。如興化的《師儉堂李氏族譜》清楚地記載著被當地人稱為「興化閣老」的明代宰相李春芳家族明初由句容遷入興化(有趣的是，李氏的後人也說是由蘇州遷入)。民國《泰興縣誌·卷二十四》載：「試征諸氏譜諜，大都皖贛各族。於元明之際遷泰。」泰興的李、汪、尹、洪、施等氏族從安徽遷入。

姜堰現陳姓人口近6萬人，有3支，其中2支來源於江西，只有一支來自蘇州。此外，前文所引民國《泗陽縣誌》提及的吳氏也是來自句容，明代的衛所制是「留軍屯田」。洪武年間，駐在蘇北淮揚二府的軍士及家屬共約l2萬人，這在當時的蘇北人口中也佔一定的比例。我們把這些情況弄清後，就可以對明初蘇北接納蘇州移民的人數進行估算了（統計人口時，在缺乏文獻直接記載的情況下，運用各種相關資料進行推算稱為估算）。「估算」這個概念是梁仲方先生在編寫《歷代人口田賦表》時首先提出並運用的並得到認可)。明揚州府轄江都、儀征、高郵、泰州、泰興、寶應、興化、如皋、通州、海門八縣二州（地域範圍大致相當於今揚州市和南通市），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736165。其中儀征、如皋、通州、海門未徙人「蘇州」移民，我們按平均數計算，假定移民占徙入縣人口總數的50%，揚州府則徙入蘇州移民220850人；明淮安府轄山陽、清河、鹽城、安東、桃源、沭陽、海州、邳州、宿遷、睢寧、贛榆(地域範圍大致相當於今淮安市、鹽城市、徐州市和連雲港市的一部分)，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632541，其中贛榆、邳州沒有移民徙人，宿遷、海州只有部分地區有移民徙入。我們以三個縣沒有移民徙入估算，仍按上述估算方法推測，淮安府接受移民 230000人。這樣，明初蘇北大約接收了共45萬蘇州移民，占當時總人口的34%左右。事實上。各縣按納的移民人數絕不可能達到與土著相等的人數，也不可能達到總人口的50%，我們的這種估算是最寬鬆的。

另據考證，當是明初政權為了安撫新到移民，對來自蘇州閶門的移民，提供農具糧種，並實行實施了免稅政策，使因為戰亂遷出的原居民迴流，而原居民為了享受免稅賦政策，也都自稱來自蘇州閶門。由於當時海水東移，蘇北可耕土地逐漸擴大，也挫需要更多的的移民開墾，明政權在蘇北實施的免稅和輕稅政策近一百年，從而使自稱來自己蘇州閶門的說法普片化。

中國歷史上的十次大移民：永嘉之亂，晉室南遷，中原漢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安史之亂，中原塗炭，河南、河北、陝西的漢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靖康之恥，天子蒙塵，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規模南遷；明初洪洞大槐樹移民，從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中原地區的大規模移民；明末清初的30年戰亂，四川被禍最慘；粵、閩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晉商和陝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漢族人口；山東、河北、河南的闖關東，形成了今天東北的多數居民；抗日戰爭時期河南人沿隴海鐵路的西北大移民；新中國成立及以後半個多世紀的移民路線:國民政府垮台大批軍政人員、家屬和富豪逃離大陸，生產建設兵團，改革開放以來的勞動大軍奔往東南沿海和農民工進城，出國潮及三峽移民大遷徙歷史。

其八：文學名著

源於生活。四大名著是中國文學史中的經典作品，是世界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中《水滸傳》《西遊記》的作者為淮河下游地區人，名著的素材也基本取自於民間流傳和地理地貌。

《西遊記》。吳承恩（1500年-1582年），字汝忠，號淮海浪士，又號射陽山人。明朝嘉靖年間，江蘇淮安山陽縣被嫡小吏吳悅攜子前往連雲港花果山，與故交惠芳和尚交談企盼兒子吳承恩能夠讀書做官、榮宗耀祖。然而，讀書過目不忘、極具天賦的吳承恩，卻喜歡上活蹦亂跳的猴子，想像著自己也能像猴子們一樣自由自在、天馬行空、無所不能，自幼喜愛搜集關於美猴王的傳說。以唐僧西天取經為主線的西遊記故事在宋代就流傳於民間，但很粗糙，又不連貫。吳承恩一心想在前人有關著述及民間傳說的基礎上，於71歲那年才動筆潛心創作《西遊記》，嘔心瀝血慘淡寫作，歷時7年左右才完成了這部堪稱世界文學瑰寶的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

《水滸傳》。元末明初的小說家，字肇瑞，號子安，別號耐庵，興化白駒場人（今屬江蘇）。祖籍福建泉州市，住蘇州閶門外施家巷，後遷居當時興化縣白駒場（今江蘇省大豐市白駒鎮）。他根據民間流傳的宋江起義故事，寫了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長篇古典小說《水滸傳》。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今江蘇省興化、大豐、鹽都等地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等，另有《興化縣續志》卷十三補遺載有《施耐庵傳》1篇，卷十四補遺載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誌》1篇。據這些材料分析：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後代。施耐庵是元末人，其所著的《水滸傳》中有的地名用的是明代建制，應系弟子羅貫中續寫。

其九：戲曲文化

非遺傳承。淮海戲膾炙人口，歷史悠久，與柳琴戲、泗州戲同源於「拉魂腔」。因流行於淮北地區，特別是淮陰、泗陽、沭陽、漣水、響水、連雲港海州、灌雲、灌南等地，曾稱「淮海小戲」，是江蘇地方戲主要劇種之一。相傳，清乾隆年間，山東歷城唐大牛、唐二年兄弟，因災年饑荒，身背大鼓三弦，到沭陽一帶賣唱乞討，海州的邱、葛、楊姓三人從其學藝，並結合當地盛行的「太平歌」和「獵戶腔」兩種民歌，改造成「怡心調」和「拉魂腔」，後三人分別外出賣藝，逐漸形成今日的泗州戲、柳琴戲和淮海戲。

清乾隆、嘉慶年間，藝人多個體分散活動，走村串戶，在農家門前說唱，要點糧食和熟食，故又稱之為「射門頭詞」。說唱內容多半是民間流傳的故事，使用的樂器是一把三弦，人稱「三刮調」。沿門說唱這種形式延續80餘年。清道光年間，幾個藝人湊在一起進行活動，逐步形成班組，在庄頭、場頭、街頭以及廟會上演唱，形成「小戲」。內容也由短篇故事唱段發展為本頭戲，開始有了角色分工。但演員均為男性，扮旦角則用假嗓演唱。演員化裝比較簡單：旦角一般是黑裙一條，手帕一方，摺扇一把；老旦只需頭巾一條；老生只有髯口（鬍子）一套，馬鞭一條。伴奏樂器以三弦、拍板為主。至晚清，小戲劇目、板式、唱腔和伴奏樂器均日漸豐富和發展，劇目發展到32大本，64單出。有少數班組還與京劇、泗州戲、柳琴戲、徽劇等搭班同台演出。

淮海小戲是從海州逐步向西南發展的。民國十九年（1930年）左右，始有來自沭陽的小戲班子，如花二、紀小豁子、趙三、陳步樓、吳大有等班子先後到泗陽北境演出，影響較大。1942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淮泗縣民眾教育館館長程翰亭應藝人要求，將「小戲」改名為「淮海戲」，1954年由江蘇省文化局定稱。從此，淮海戲被真正搬上了大舞台。

早期淮海戲並無曲譜可依，僅靠師傅傳教。建國後，著名藝人單維禮（沭陽人）始將部分曲譜記錄下來。著名演奏藝人邵惠川（灌雲人，僧侶出身）傳授佛教曲牌16支（梳妝台、大柳搖金、小柳搖金、凡開門、花開門、豆葉黃、小青羊、城步階、花落板、小桃紅、節節高、十三倫等）。1954年，淮陰專區文教處文化科員阮立林開始整理淮海戲，除改編、加工部分傳統戲的內容外，還記錄、整理了唱腔曲譜。1963年，泗陽中學音樂教師周廣乾調泗陽淮海劇團任樂隊指揮和作曲，他開始對淮海戲的樂曲進行搜集、整理和研究，並進行科學分類。至1972年，共整理出女腔29曲（基本腔12曲，常用腔10曲，綜合板式唱腔7曲）；男腔17曲（基本腔11曲，常用腔2曲，綜合板式唱腔4曲）；樂器曲牌29曲。

在淮海戲發展過程中，泗陽湧現出楊秀英、陳玉梅、王體蘇、劉素琴、沃巧珍、黃永婭、許亞玲、祁樹榮等著名藝人，也編排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如《貼春聯》《十里香》、《三岔路口》《陳毅三會韓德勤》《軍嫂情》《包公自責》《五女拜壽》《新皮秀英》等與現實生活相搏動的具有現代氣息的大型舞台劇，具有極其濃郁鄉土氣息的如《十五貫》《打豬草》《豬吊腰》《雞刨塘》《驢打滾》《狗拜年》等小型劇目，在「放歌中華築夢北京」 2015「中華頌」第六屆全國小戲小品大展中，江蘇省響水縣淮海劇團參演的淮海戲《貼春聯》，以出色表現，驚艷京城，一舉斬獲全國小戲小品大展金獎，同時囊獲優秀編劇、優秀導演、優秀演員、優秀舞美設計、優秀音樂創作等七個獎項。淮海劇團曾先後三次進京展演參賽，獲得國家及省市幾十項大獎。

這些劇目的表演形式，可以因地制宜，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在舞台上演出，也能屈尊屈坐，在街頭、庭院、場頭、廟會「擺地攤」。因此，淮海戲深受淮海地區人民群眾的喜愛，城鄉居民在行路、幹活、休憩時都會情不自盡的哼唱淮海戲。在電視網路等現代傳媒的普及、人民群眾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和生活節奏加快情況下，為增強保護承載著淮北地區深厚歷史文化內涵的淮海戲，研究、傳承和發展其歷史文化重要的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省政府在2007年將淮海戲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其十：名人文化

雅韻遺存。雲梯關海岱樓（望海樓）上北宋書法家、畫家米芾及清朝龔自珍等留下千古佳句。

米芾[mǐ fú]（1051-1107），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鹿門居士，宋哲宗紹聖四年丁丑（1097年）四十七歲，在漣水軍使（江蘇漣水）期間，最喜歡登臨瀏覽的景點就是海岱樓。海岱樓在江蘇漣水地區，是唐、宋時代十分著名的望海樓，自古以來，便是許多文人登覽賦詩的最佳旅遊景點，唐代詩人杜甫曾以「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來形容它視野遼闊、宏偉壯麗的景觀，它在米芾的詩文中也經常出現，例如《焚香貼》（大阪市美術館珍藏）：「雨三日未解，海岱咫尺不能到」，便提到在淫雨霏霏之日，他登海岱樓所見迷濛的景緻。在另一闕詞《蝶戀花？海岱樓玩月作》中，米芾也提到：「千古漣漪清絕地，海岱樓高。下瞰秦淮尾，水浸碧天天似水，廣寒宮闕人間世。」並將海岱樓比喻為月亮上的「廣寒宮」，詩人登樓眺望，頗有遺世獨立的感覺。

其十一：孝道文化

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兩大基本傳統道德行為準則之一，另一個基本傳統道德行為準則是忠。小孝為父母，大孝為人民！

古淮河口雲梯關「孝子坊」遺存，是道光年御賜牌坊，也一直流傳著有關牌坊主人感人的故事。「孝子坊」上懸「孝子坊」匾，左右刻有「文官下轎」、「武官下馬」字樣；下邊橫匾刻有「清故孝子楊紹先」七字，乃是被褒獎的牌坊主人。牌坊兩邊石柱上分別刻有道光年間任淮安府知府富斌拜撰的「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遺清白於子孫」、「生事儘力死後盡思念劬勞於父母」的輓聯，落款為「淮安府知府富斌拜撰。」

據楊氏宗譜記載：楊紹先，字振祖，號省齋，淮安府雲梯關人，生於乾隆三十年（1765年），卒於嘉慶十八年（1813年）。清《山陽縣誌·卷六》載，富斌為鑲黃旗人，道光年間任淮安府知府，道光四年、五年、七年（1824-1827年）再任。

現存的楊氏家譜記載：楊紹先為雲梯關人，幼年喪父，母親恪守婦道，將其扶養成人。之後其母得疑病，楊紹先為母治病，四處求醫，聽傳關外有一「神醫」可治，便風餐露宿尋求而去，盤纏用盡乞討前行，終於在一個雪花飛舞的夜晚，昏倒在老醫生的門口。次日凌晨，被老醫生髮現，救治蘇醒後，詢其原尾，傳授醫技。冬去春來，楊紹先醫技學成，拜別師傅，趕往家鄉。當他行至京城門口時，看見城牆上太后患病招賢皇榜，因病症在師傅那見過，便揭榜醫治，太后病癒，就提出了回家的請求。誰知在他為太后治病期間，公主看中了他，皇太后也喜歡上這位救命郎中，就直言不諱地講明要招他為東床駙馬，但楊紹先救母心切，又念家中妻兒，竟然違抗懿旨，遂被打入大牢，監獄之中楊紹先嚎啕哭訴，嘉慶皇帝得知緣由，被他孝母大義之舉打動，御釋其回鄉。

楊紹先回家後，因其外出求醫日久，母親已病逝，他便在其母墓前搭茅草屋守孝三年,用其關外師傅所教醫技，免費為周邊鄉鄰行醫治病。期間黃河水患再次奪淮，水勢兇猛，直向其母墳墓湧來。當時他雙手緊抱母親墓頂，嚎哭訴其母親命苦，感人泣神。說來奇怪，兇猛的黃河水似被他的孝心感動了，竟繞墓東流，楊紹先的道與德、孝與親名更加名揚鄉里。

數年後，公主患疾，御醫醫治多日未能見效，有一位大臣想起了揭榜進宮醫好太后奇病、抗旨入獄的楊紹先。皇帝大悅，遂派欽差快馬來到雲梯關請楊紹先進宮醫治公主。可是，楊紹先已離開人世數年。眾百姓見欽差來到，相鄰眾人跪拜一地一片，聯名血書上遞，請求朝廷給楊紹先這位天下難找的有德孝子一個能流芳百世的功名。不久道光御賜孝子牌坊，時任淮安府知府富斌為孝子坊撰寫了「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遺清白於子孫」、「生事儘力死後盡思念劬勞於父母」輓聯，之後，清故孝子楊紹先孝子牌坊祭拜者絡繹不絕。

其十二：民俗文化

和諧共享。古淮口還有眾多其它非物質文化，如婚俗文化、漁家文化、風箏文化等地域文化，雲梯關所在地黃圩鎮被省政府授予「江蘇風箏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