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標準問題

文｜理釗

所謂「康乾盛世」，是中國史書確定的最後一個盛世。但認定這個「盛世」的標準是什麼呢？我查了一下辭典，「盛世」的意思是「和平昌盛之世」。這個解釋太籠統，除了「和平」可以計量之外，「昌盛」二字便很模糊，無法計量。我綜合了一下幾部史書中的說法，總結出了六個考量的標準：一是要有較長一段時間的和平年代；二是國家政權相對比較穩定，而且強大有力；三是好像要國土面積要大。漢武、盛康、強清，國土面積都很大。四是國家要財大氣粗，兵力充足。五是對周邊的國家有著很大的影響。六是人民安居樂業。

一個時代，應當全部符合這六條標準，才可稱為「盛世」。只得了其中的一二條，或者三四條，都不能算。依照這六條標準，可看一看「康乾盛世」。

自1683年（康熙二十一年）滿清收復台灣，至乾隆死時出現的波及五省的「白蓮教內亂」，差不多有近百年的和平時期。此其一也。在此期間，國家政權比較穩定，滿清權力集團的內部，已確定了愛新覺羅家族的掌權地位。雖然雍正上台時有些驚險，但也屬於兄弟之爭，無關大局。此其二也。此間，自康熙開始，祖孫三代，到乾隆平定天山南北，將西域更名為新疆，納入國土，算是把國土面積擴大到了最大化。此其三也。這一段時間，國家也算是財大氣粗，兵強馬壯。據徐中約先生《中國近代史》載，「順治朝（1644—1661）,清廷歲入約為2800萬兩；康熙朝（1662—1722）約為3500萬兩；雍正朝（1723—1735）約為4000萬兩；乾隆朝（1736—1795）,歲入在4300萬兩至4800萬兩之間，與此相對，每年的開支在3500萬兩左右（1765年的數字）。」至後期，年結餘在800萬至900萬兩。當時，滿洲旗兵在20萬人以上，漢軍綠營兵在60萬人以上，總計達80萬兵力。此其四也。至於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到乾隆朝時，除了北面的俄國以外，滿清王朝周邊的國家，都是他的藩屬國，每年或隔年，都要到北京進貢朝拜。影響不可謂不大，此其五也。至於人民安居樂業，如果僅以人口增長的數據看，可稱之安居之時代。史載，1700年，全國約2041萬丁。1741年，約14341萬口，至1800年，全國約有人29527萬口。1741年前的人數，並不能看作是實際人口數，只是納稅的丁數，是一個「納稅單位」。1741年後，因徹底地推行了「攤丁入畝」，納稅人不用再擔心多繳稅，而有意瞞報戶口，所以這一年的數字，才是實際人口數量，即1.4億多人。但到1800年，人口就增加到了2.9億，翻了一番，此其六也。

依上述六條，滿清前期的所謂「盛世」，是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來衡量的，即地廣、人多、錢足、兵壯，萬國來朝。在這樣的「盛世」里，能與平民百姓扯上關係的，只有兩條：一是和平，二是安居。但平民在這和平與安居中是否會有幸福感，則還需考察。

中國的官史有一個特點，即在國史館編修的史書中，是較難看到平民的具體生活狀況的。原因在於，國史館修史的目的，不在於記錄平民的生活，而是為記錄帝王的恩德與政績，以及分別忠奸，給後人以警世。所以，要想了解一點平民的生活狀況，必須另尋史料。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曾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使團——馬嘎爾尼使團。此使於1793年6月抵廣州，第二年3月離開澳門，逗留中國近一年。使團雖未能完成外交使命，但因其成員喜歡用文字記錄其的見聞，所以很難得地記錄了大量的關於中國當時的情況。這些記錄包括馬嘎爾尼寫下的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出版的隨行紀實等。

這些記錄雖然只是那時的一個斷面，但因其為「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相比之下，客觀、真實的成分倒可能會多一點。

綜合這些資料，可以發現，「盛世」中的平民，生活得極其不易。一是終日地操勞忙碌。1793年7月初，英國船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他們上島後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造出來的小平原。這塊平原的面積並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當他們到達北京，看到的是：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

二是日常生活十分清貧。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有一次中國政府給他們送來食物，其中「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他們把一些死豬、死雞從船上扔下了大海。「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腌在鹽里。」清政府僱傭了許多老百姓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掃地做飯。他們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三是缺醫少葯與營養不良，導致大量死嬰。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並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四是沒有惠及平民的公共設施。隨著行程的深入，他們發現，除了皇帝的御花園外，全國很少有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遊玩地帶。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國沒有公地。大地主們也不肯划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產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所有耕地從不休耕。」

與平民的極其貧窮相對的，則是極端的貧富兩極分化。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里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對他們所觀察到的現象，英國使團成員也依照他們的價值觀，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為，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繫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只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慾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嘎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見張宏傑著《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1日）

通過英國使團成員的這些描述，就會發現，所謂「國家的盛世」，與平民百姓的具體生活並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或者說，平民百姓並沒有享受到「盛世」下的福利。所謂盛世，只是治者的盛世；而治者的盛世，必定是平民的苦難。中國人有「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之說，盛世里，不過是「太平犬」而已。再想一想，在康、雍、乾執政的百餘年裡，查辦了160多起文字獄案，以至天下之士，噤若寒蟬，從學術與言論的角度講，恐怕也與昌盛無緣。

所以，看一個盛世，也許還有另一個標準，那就是要看一看，這個盛世是不是與平民百姓有關。否則，即便是被吹上天去的「盛世」，也只是治者的盛世。「康乾盛世」如此，史稱的其他盛世，又當如何？

2017年7月2日摘自於書院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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