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物理學家的自白：窮孩子如何成為傑出的科學家？

邁克爾·貝里教授，圖片取自其主頁：https://michaelberryphysics.wordpress.com/

演講 Michael Berry(英國布里斯託大學梅爾維爾·威爾斯榮休物理學教授)

翻譯 劉 偉（國防科技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院）

責編 葉水送

今天上午我非常高興地聆聽了你們所作的幾個報告，也看了你們的活動日程，這些都給我很深的印象。我所在的英國布里斯託大學物理系，多年來也一直鼓勵本科生科研，但我們並沒有像你們這樣一個全校性的組織（康奈爾大學本科生研究理事會，Cornell Undergraduate Research Board，譯者注）。

在英國我們談論自己的時候總有些難為情，然而在美國你們並不忌諱談論自己，這一點我們看看傑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先生就知道了。因此我也盡量入鄉隨俗來談談從事科學工作, 特別是從事科學研究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但是也別指望我像斯普林格那樣放得開）。我將要談論自然科學，我知道你們中的很多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但是我所說的不僅適用於自然科學，也適用於其它類型的學問。

我並不是出身於書香門第，而是來自於一個略高於文盲水平的家庭。雖然小時候媽媽很好地保護了我，使我得以遠離那些她必須忍受的家暴，但我的童年並不快樂。我不確認，當然這本身也不重要，對我而言也許從事科學工作能讓我從現實世界逃離到更純潔的世界。早期的一些經歷讓我明白，以後我不會像我的一些親戚那樣去做生意。

小時候我星期六會在姨父的商店裡兼職賣褲子。他常常會問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在讀書上，什麼時候能輟學和他一起做生意。有一天一個客人來要某種款式的褲子，我拿給他了。他問我：「這條褲子多少錢？」我答到：「三英鎊。」（那已經是很久之前的價格了！）然後他又說：「我要一條比這個好點的。」這個時候我叔叔走過來了，拿起那條褲子說：「我們有比這個好一點的，請您稍候！」然後他就去商店後面了。大概五分鐘之後，姨父回來了並拿出來一條一模一樣的褲子說：「看看這條好點的，不過貴點，每條五英鎊。」最終那名顧客買了這條褲子，然而這讓我難過，從而也明白了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後來一本雜誌上的卡通畫又帶給我非常負面的影響。在那張卡通畫中，一名面色慘白、身材弱小的小伙躺在沙灘上。當然那個時候我和他也差不多，只不過我不需要像他那樣戴眼鏡。他身邊圍繞著一群崇拜他的女孩，這些女孩都是那個年代典型的讓人生厭的胸大無腦型艷女。這些美女們完全無視旁邊另一位古銅膚色、渾身散發著荷爾蒙氣息、性感而又魁梧的壯漢。那位孱弱的哥們之所以能比這位猛男更能吸引美女們，僅僅是因為他正在閱讀一本關於核物理的教科書。時至今日我常常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構掉那幅卡通畫所暗示的一些負面的東西，但即便如此那樣的畫面還是讓我很難堪。縱使那個時候的我非常稚嫩，也覺得這些東西和我心目中的科學格格不入。

大家不用擔心，我的生活不會變成這樣，後來的經歷也更加堅定了我早期覺得科學家就是謙謙君子的代表的信念。關於這一點大家各執一詞，當然也有一些人持非常強烈的反對意見。在1800年代早期的時候，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英國著名實驗物理學家，電磁理論的奠基人之一，譯者注）剛剛開始他在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實驗室助理的工作。法拉第告訴他的導師、偉大的化學家漢弗里·戴維（Humphrey Davy）說：「我想從事科學工作，因為科學家之間沒有妒忌和其它會困擾他們的勾心鬥角。」戴維回答法拉第說：「等著瞧吧，年輕人，你慢慢就會發現這個世界的真面目，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刻薄和自私。」

也許戴維是對的，也許我就是缺少這種競爭的基因，亦或淡泊本身是某種文化基因：它在文化的層次上得以建構和傳播。在英國有套叢書叫《誰是誰》，我想在美國應該也有類似的書。在這本書中有一個關於我的詞條，你們可以從中讀到興趣愛好這一欄：除了運動，我對所有的東西都感興趣。這並不是說我反對鍛煉和體育活動，實際上我也贊成這些，當然只不過是理論上贊成而自己並不參與。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想著去贏別人，儘管我自己也不瞎，我也明白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涉及到大量的錢，為優先權而起的爭吵，以及資助等問題。但是我的經歷告訴我，總體而言大家都表現得很紳士，彼此分享各自的想法和數據等，這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是同事而不是競爭者。而對於那些少數的利欲熏心、只想著傾軋朋友的人，大家都會覺得他們有點精神錯亂，這些人也是不會受到尊重的。如果你們覺得我上面的這些老掉牙的看法很傻很天真，我也不會有絲毫的歉意，因為這都是我的切身體會，我也鼓勵我的學生們這麼做。

研究有時候會讓你處於非常荒唐的境地。我剛到布里斯托後不久，一個獸醫系的博士生來拜訪我。他在研究馬，想讓我幫助他理解一篇文章。「我是搞物理的，你是不是找錯人了？」我對他說。他回答說：「我找你是因為聽說你是個數學型的物理學家。」他在研究馬的心臟。馬的心臟就像電池，每一次心跳都會向全身發送微弱的電流。如果你能測量馬身體表面每個點的電勢，就可以推測對應的電池的極性和強度，並且得到一個叫做心臟矢量的量以及這個量在每次心跳中的變化規律，這也被稱為心環（Heart loop），它有望提供一種非常有效且無創的診斷心臟病的方法。

這種推理背後的數學理論就在這個小伙試圖理解的文章裡面，文章的作者叫做丹尼斯·蓋伯（Dennis Gabor，匈牙利裔英國籍科學家，197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譯者注），也就是那個發明全息的傢伙。這個獸醫系小伙的問題在於他的數學功底非常薄弱，特別是在微積分方面。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弱點，因為蓋伯的文章是基於積分寫成的。這個小伙要回答的問題是：蓋伯的理論究竟是適用於一匹真的馬，還是僅僅適用於一匹理想的圓柱形的馬？當時的境況非常緊迫，因為這個可憐的小伙已經花了3年時間給他的馬製作了一件外套，外套表面布滿幾百個勢能探測儀，每個探測儀能在每次心跳中測量15個數據。他有大堆的數據，然而只有3周的時間來理解這些數據。這種緊急的狀況需要我們迅速行動，於是我幫助他製作了一個小設備，用以測量馬身體表面的各個點處垂直於表面的法線方向。

一年以後，當我把這一切都拋諸腦後的時候，那個小伙送給我一篇他寫的關於這項工作的文章。在文章的致謝部分，他感謝我在數學方面對他的幫助，同時也感謝賭馬徵稅委員會（Horserace Betting Levy Board, HBLB）對其研究工作的資助。HBLB是我們政府對賭馬的人徵稅的機構。我確信那些賭博的人一定沒想到他們的嗜賭支持了我蒙提·派森式（Monty Pythonesque）滑稽的研究活動（蒙提?派森是英國的一個喜劇團體，以滑稽和荒誕的表演而著稱，譯者注）：在一匹馬的身體表面做面積分。

大部分情況下日常的研究工作都是瑣碎和充滿技術性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失去這樣一種遠見，即我們正在給一項浩大的整合工程添磚加瓦，這一工程有足夠的魔力能把我們各個方面的經驗有機地聯結起來。今天我們都被鼓勵要告訴非專業性的普通大眾我們這些人究竟在幹什麼：你們這兒也稱之為科普；對我們而言，這就是公眾對科學的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儘管這三個詞的首字母連在一起PUS有些不雅）。 當然我們所做的研究偶爾也會有非常明顯的實際的應用，這個時候才比較容易和大眾交流。

然而很多時候我們的動力是純智力性的，而不是受一些虛構的實際不存在的應用前景的驅動（例如在上個世紀70年代人們經常宣稱，這有可能幫助我們找到治癒癌症的方法）。 相對而言，我們更應該強調科學研究中的統一性和關聯性。現在的媒體堅持只告知大眾經過簡化處理後易於理解的東西，然而我卻發現實際上和媒體宣稱的不同，非科學界人士也非常欣賞一些抽象概念甚至是純數學概念的強大能力，因為這些概念能在不同的情形下得到廣泛的應用。我也意識到不是所有的研究領域都適合這樣去普及，只是我自己比較願意堅持「去蕪取菁」。我再給你們舉個例子，不用擔心，和前面一樣，我不會搞得像給你們上物理課一樣。

20世紀70年代，數學家們基於一個給特定形狀分類的引人注目的理論，設計了幾何學的一個新的分支並稱為突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它描述了一些量的緩慢的變化如何引起另外一些量的突變， 例如一座橋的重量的緩慢變化如何引起這座橋的坍塌。依照我們的日常經驗判斷橋的坍塌無疑是一場突變，如同其名字「突變理論」所預示的那樣。 對於該理論的一些實際應用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包括用數學描述以下現象的動態過程：監獄的騷亂，神經性厭食，以及從憤怒轉為恐懼等。這些應用導致了很多對數學本身的錯誤批評。該理論在物理學中的一個真正的應用，是合理的解釋在無對稱的自然環境中光的聚焦現象，而這種聚焦和我們試圖為鏡頭和雙目望遠鏡系統所製造的完美透鏡的聚焦不同。相關的研究所得到的理論深入到光的物理學本質，特別是深入到光線和光波動之間的關聯這一層次。這是我們可以運用還原論的一種特殊情形，儘管在其它很多地方對還原論的使用還充滿爭議。現在這兒有一塊在浴室里常見的反光鏡，在毫米的尺度上這塊鏡子是凸凹不平的。同時也有一個激光器，它發出的激光束大概也是毫米量級寬的。 如果將激光束射向鏡子，鏡子的凸凹不平將導致入射激光束的聚焦，同時也引起射向同一區域不同光線之間的干涉，最後得到的干涉圖樣包含了數學突變理論所能描繪的一切圖樣。 在宇觀的尺度上恆星的引力場對遙遠星系所發出的光線的聚焦，或更熟悉的情形如游泳池中的水波對太陽光的聚焦，也都會產生類似的圖樣，只不過這樣產生的圖樣中的一些干涉細節會模糊不清。

當然，研究並不是總充滿樂趣，時不時也讓人沮喪。大多數情況下，你的想法根本行不通。我兒子本來在讀數學博士，後來就放棄了，因為他不能忍受研究工作的這種不確定性，很多時候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幾個星期卻發現什麼也沒有得到。現在我兒子在稅務系統，類似於美國的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謀得一個監察員的職位且生活得很不錯。這份工作非常穩定，他資質平庸也挺適合干這個。當他開始這份工作的時候，和往常一樣我戲謔道以後我必須對退稅更謹慎一點。他回答說：「哦，不用擔心，我們不在乎你們教授那點微末的收入！」

研究工作沒有安定性可言。我告訴我的博士生們，如果他們選擇和我一起做研究，就不能想當然地以為以後一定能找到工作。唯一合理的動機就是和我一起度過幾年自由自在且令人振奮的時光。實際上最後我所有的學生都找到工作了，大概一半的學生找到了他們應得的學術類工作，另一半的學生也找到了令人尊重的工作。也許你們會納悶，我為什麼還沒有固定職位。大約十年之前，我辭去了正教授的固定職位並申請了現在我還在任職的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的非固定職位。每隔五年，我都需要重新申請工作。

下面這是一個你在研究停滯不前時時常會思索的概念。我們用一個什麼樣的基本粒子來描述「恍然大悟」這一感受？你可以叫它「澄子」（Claritons）。你們所有人都能瞬間明白「澄子」所表示的意思：那就是非常美好的「哦」的一瞬間，那一瞬間大腦中所有的東西以及下一步的思路突然都變清晰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時常不速之客「反澄子」（Anticlaritons）會到來，它也會瞬間讓你昨天的頓悟灰飛煙滅。

另一件讓人沮喪的事情就是官僚主義, 在英國有一種無知的見解說社會上所有不好的勢頭都由此而生。有些東西確實是這樣，比如說政府縱容電視上播放一些在我看來非常粗野和令人反感的廣告，以及允許他們賣一些商用藥物，這些都威脅了我們以前擁有的更健康的體系。但是在研究方面有時候問題在於我們自己瞎折騰。這表現在以社會責任的名義，無休止的要求研究人員提供一系列關於他們研究的被胡亂量化的數據。社會責任被奉為圭臬且不容妄議，儘管它導致了類似於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的後果：越是不停的要求研究人員自我佐證，就越是抑制了開拓進取和大膽猜想的自由，而這些才是保障開創性研究的根本。

在這兒並不適合系統性地討論這一令人不快的話題，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我們的國家物理實驗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類似於你們的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 每年都會提交年度進展報告。在一篇報告中的「預期目標」這一部分，報告里提到：「預期目標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現在我們處在一個科學的時代，因此所有的東西都需要定義，當然報告裡面也有這樣的定義：「詳細評估方法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是那些得到客戶肯定的成果。」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開玩笑。那一年設定的目標是每位研究者每年需產出0.49項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然後在以後的四年里要求產出每年增加3%。在第一年，平均每位科學家的產出是0.48，這也只能勉強達標， 因此同志們必須更加努力。 在下一年裡，相應的指標達到了0.79，但是這個指標實在好得太離譜了。於是那一年的報告寫到：「很高興我們非常輕鬆地就達到了0.49這一目標，但是這也間接表明我們的計算方式也許是有問題的。我們不得不設定新的目標…」在隨後的幾年中，取得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的項目數不斷增加，直到他們宣稱：「國家物理實驗室不斷地大力推進使用工程管理的方法，以促使實現項目的模塊化，並使得以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數為標準衡量研究是否成功這一評價方法本身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大概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碰到了我們的科技部長，並且告訴他國家物理實驗室荒唐的做法。對於我的吐槽他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顯得有些尷尬。一周以後，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在我碰到他的時候，他剛剛給國家物理實驗室頒發了最佳年度進展報告獎。

對於無知的官僚主義影響研究工作這一點，我不知道美國這邊的情況怎麼樣。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們一個不時行之有效的、用一個詞即可以描述的應對方法，它來自於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美國著名物理學家，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譯者注）。 在各種會議中，當有些人不停的向他灌輸一些他已經知道的且非常瑣碎的東西來折磨他的時候，他經常使用這種方法。 這種發法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簡而言之我們稱之為 「無視」，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研究可能涉及到非常困難的時間管理問題： 哈哈，我逮到自己也在使用「Issue」這個我根本不喜歡的詞。幾年前我們很少聽到這個詞，然而現在這個詞簡直無所不在。我猜想這正是比爾·蓋茨主義，亦或是大腦微軟化盛行的表現。坦白地講在時間管理這一點，我並不能幫助你們，因為我自己並不管理自己的時間。幾年之前，我在芝加哥做了一些列有關不同主題的報告。報告結束後，主持人恭維我說：「遇到像貝里教授這樣能很好的規劃並執行自己研究計劃的人，對同學們而言是大有裨益的。」然而我告訴他說：「哎呀，我可能會讓你失望了。我並沒有什麼研究計劃，大部分時間，我完全不知道我下一步會思考什麼問題。」如果你們效仿我而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後果，我可不負責哦。我只是覺得我必須說出真實情況，而不想承擔任何責任。

還有什麼呢？哦，對了，還有旅行。我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以前從沒想過科學家能和最富有的人一樣去他夢想去的地方。最近，我的工作把我帶到了德國、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羅馬里亞、紐西蘭、烏克蘭、法國、印度，當然還有這兒和其它很多我不記得的地方。旅行能帶給我很多快樂，同時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能遇到同行，發現我們之間能無障礙地交流且都用同樣的方法研究科學，這實在是太美好、太激動人心了。現在大家都紛紛強調人們有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背景，而我們指出不同人群都可以同樣自由地發揮其才智這一普適性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不覺得這其中有任何問題，我看到的不是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確實，人們只有在能相互欣賞和尊重各自的獨立性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和諧共處。從微觀層次考慮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時，我們知道，對於伴侶而言如果他們為無所不分享而洋洋得意，從而忽視了各自的獨立性，那麼在大部分情況下最終他們會勞燕分飛。

另外在學術領域，總會有一些輕微的「文人相輕」類型的調侃，也就是某學科的人標榜自己學科比其它學科更重要時玩的遊戲。你們知道我的意思：這在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之間、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之間、工程師和科學家之間、社會學家和任何人之間廣泛存在…即使是在同一學科以內，不同的研究方向間也有這種傻氣且無聊的嘲弄。有時候那些看似時髦、實則是純技術性的題目往往會被用來嚇唬那些沒有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外行。不要輕易被別人說的忽悠住了，下面我告訴你們另外一個故事。

回想1985年我訪問加州理工學院，那個時候我剛剛開始研究一些和數學中的ζ-函數相關的量子物理問題。這一函數和一個未經證明的著名數學猜想即黎曼猜想相關。至於黎曼猜想究竟是什麼在這兒並不重要。那個時候，加州理工學院是超弦理論的中心。超弦理論是一種新興的猜測性的理論並且很多人認為該理論極可能最終給出統一一切的終極的「萬物理論」。加州理工學院那個時候（包括現在）從事超弦理論方面研究的人的聰慧曾經是（現在還是）何等讓人生畏。我碰見了他們中的一個人，他問我正在研究什麼。當我告訴他我研究的問題時，他投來憐憫的目光說：「是的，在弦論中到處都是ζ-函數。我預期幾個月之後黎曼猜想就能得到證明，並且它不過是弦論中一個非常初等的特例。」他說的話確實嚇唬到我了，現在我非常高興地告知你們，時至今日十五年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還在等他們的證明。 加州理工學院的時任校長，也是一位物理學家，向我致歉說他不能來參加我的研討會，因為他必須去棕櫚泉（Palm Springs）向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講解什麼是弦論。那個時候我真是無地自容啊，恨不得從地上挖個洞鑽進去…

有時候我們選擇的一些特殊的研究課題對於外行來說可能異常詭異，這並不僅僅局限於科學領域。幾年前，我訪問了耶路撒冷大學附屬的高等研究院。 在那個地方，兩個不同主題的課程同時開展。在第一天，我去喝咖啡的時候發現那兒一群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很明顯，他們是參加另外一個課程的。我們互致問候後，他們中的一個人問我們這個課程是關於什麼的。我告訴他是關於量子力學的。「你們的是關於什麼的呢？」我問道。他回答說：「情緒的歷史性（historicity of emotions）」。 我問了他歷史性（historicity）和歷史（history）之間有什麼區別，他並沒有給我一個清晰的回答。為了我們之間能更深入的對話，我故意告訴他我一直都很想知道究竟是什麼讓羅馬人大笑的。實際上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至少知道一點點，因為我有個朋友是專門研究羅馬諷刺文學的。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人可能給我一些有趣的獨到見解。他回答我說：「啊哈，羅馬人的幽默！你問錯人了，我研究的是仇恨。」我覺得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中斷談話的方法。

哦，天哪，今天是星期三…我不應該在這兒。在像我這樣的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之間也有某種程度極其無聊的相互調侃，比較起來這個確實非常有意思。實驗物理學家覺得像我這樣的理論物理學家太懶了，他們中的一位，利昂·萊德曼（Leon Lederman，美國著名科學家，198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譯者注）說：「千萬別讓一位理論物理學家在周三做報告，因為那樣會毀了他們的兩個周末。」 所以，我該結束我的講話了。

譯後感言

邁克爾·貝里（Michael Berry）現為英國布里斯託大學梅爾維爾·威爾斯（Melville Wills）榮休物理學教授，是當今最負盛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他1982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士，並於1996年被女王封為爵士（Knight Bachelor）。貝里教授現為多所科學院（外籍）院士並被多所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獲得的獎項主要包括：麥克斯韋獎（1978）、狄拉克獎（1999）、卡皮查獎（1997）、沃爾夫獎（1998）、昂薩格獎（2001）、以及洛倫茲獎（2015）等。

貝里教授極為重視物理學不同領域之間的深刻關聯，常常引用他在布里斯託大學的同事弗雷德里克·弗蘭克（Frederick Charles Frank）教授的話說：物理學不僅僅只關注事物的本質，也關注不同事物本質之間的關聯 （Physics is not just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but it also concern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things）。因此貝里教授的學術貢獻不僅深入到物理學的各個領域，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也在數學、化學、生物學以及工程等眾多其它領域發揮了極其突出的作用，其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概念貝里相位（Berry Phase）尤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貝里教授雖已年近耄耋，依然堅持開展原創性研究，每年均有數篇獨立作者論文發表。在譯者看來，這種精神植根於英國優秀的物理學傳統，因為譯者有幸接觸過的其他幾位傑出的英國物理學家，如約翰·彭德里（John Pendry）和湯姆·基博爾（Tom Kibble）等均具有非常明顯而相似的特質。

此文為貝里教授2000年4月19日在康奈爾大學第十五屆本科生研究論壇上的發言，此前未曾在其它地方以任何語言正式發表。不同於傳統的科技文獻，這篇講話稿富含人文氣息，貝里教授的坦誠、幽默以及智慧躍然紙上。它展現給我們的不是一位偉大但冰冷的科學家，而是一位和藹可親、語重心長的鄰家大叔的形象。此外，譯者相信儘管許多年過去了，貝里教授的這次講話依然發人深省，對理解我國學術界當下所面臨的諸多困境不無裨益。

貝里教授在講話中提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有趣的經歷，更多有關加州理工學院早期的弦論學者和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Feynman，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以及蓋爾曼（Murray Gell-Mann，196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間有趣的故事，讀者可以參見《費曼的彩虹：物理大師的最後24堂課》一書。在講話的結尾處，貝里教授提到了一位實驗物理學家利昂·萊德曼（Leon Lederman，198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關於萊德曼，譯者非常希望能和讀者分享下面這個極富啟發性的故事，故事的內容主要來自於楊建鄴所著的《楊振寧傳》一書。

萊德曼是李政道先生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兩人自然非常熟悉。在1956年當李政道、楊振寧先生完成他們《關於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問題》的論文後，李政道先生自然會告訴萊德曼相關的結果，並勸說其開展相關的驗證實驗。 剛開始的時候，萊德曼拒絕做這類實驗，因為和其它許多著名的物理學家如泡利（Wolfgang Pauli，194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一樣，他堅信宇稱一定是守恆的，不想在這樣的實驗上浪費時間。後來同為其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吳健雄先生率先領導並開展了相關的實驗工作，並部分證實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的不守恆性。在通過李政道先生得知吳健雄先生初步的實驗結果後，萊德曼懊悔不已，晚飯後馬上開始實驗，一個通宵後即得到實驗結果並百分百地證明了同樣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結論。

既然在如此短的時間就能完成相關的實驗，萊德曼為何最初要拒絕李政道、楊振寧先生的建議，從而和這一難得的機遇擦肩而過呢？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阻擋我們前進的最大障礙，往往不是外在的條件，而是內在的意識。

譯者感謝貝里教授授權翻譯此文並在多處給予幫助，感謝張超凡博士、張檢發博士的修改建議，尤其感謝愛人楊思佳女士在臨盆前一周通讀全文並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貝里教授最近將出版一本選集（見下圖），敬請讀者關注。譯者才疏學淺，並不能領會貝里教授講話的所有精妙之處，且譯者並非專業的翻譯人士，譯文中不當或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請讀者批評指正。

製版編輯：常春藤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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